专访张占斌：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更大地解放思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当下热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政府在助力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近期，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张占斌表示，新质生产力这一特别的概念，提示全党、全国人民站在更高的视角上看待生产力，从竞争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中国的发展，盯紧最前沿的技术、最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动能的技术进行思考。

他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更大地解放思想，融入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才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投入去进行创造，才会涌现更多的人才。

从竞争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中国的发展

澎湃新闻：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后多次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重提这一表述。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是否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情况有关？

张占斌：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特别重视经济问题，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具有趋势性的变化和趋势性的特征，要求各级干部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和特征。这里面包括，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目前由中高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增长的动力由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也需要调整，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有新的作为，就需要新的战略部署，对发展阶段有新的认识，同时也要求经济增长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实际上对产业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产业不能长期在中低端徘徊，也要向中高端甚至高端进攻，抢占制高点，在世界舞台、国际分工上占据有利地形，而且中国要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才能拥有发展的主动权。总书记用“新质生产力”这样一个特别的概念提示全党、全国人民站在更高的视角上看待生产力，从竞争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中国的发展，盯紧最前沿的技术、最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动能的技术进行思考。 

澎湃新闻：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张占斌：对于中国经济将来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美国“卡脖子”的背景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呼唤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需要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助攻，才有可能抢占制高点。

另外，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需要与产业结合，即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融合，双轮驱动。产生的技术如果都在专利馆里，获得知识产权证书就结束了，这肯定不行。因此，国家最近这几年一直强调如何将这些先进技术与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紧密结合，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近代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爆发，是有历史性的遗憾的，也因为这个历史性的遗憾造成了很多苦难，因此对科技竞争、产业竞争我们有刻骨铭心的认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相当于振臂一呼，把最重要的概念讲出来了，让大家将更多的精力关注到这个问题，重点围绕这个方向展开。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新”与“质”？

张占斌：新质生产力的“新”我认为应该是指由新技术、新能源、新业态等产生的新产业、新方式、新模式，培养一批新的技术人才，掌握新的技术，产生新的动能、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推动生产力上更高层次，更好地解放发展生产力，推动全社会更大程度的生产能力的提高。

“质”，我认为应该是指品质、质量、本质，包括拥有新技术的新劳动者，出现新的劳动资料、新的劳动工具，逐渐催生新的产业、战略性产业或未来产业。这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功夫，对于经济迈上新台阶、真正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特别重要。新质生产力与整个国家的安全发展、高水平发展有关联。

澎湃新闻：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有何重要意义？

张占斌：在东北提出，寄托了对东北振兴的期望，但同时这个讲话不仅仅限于东北，也是面向全国，起到号召引领、振臂一呼的作用，让大家的精力要往这个方向聚焦，争取在这个层面有所作为。提出这个概念，体现了对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视，体现了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期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需要新质生产力有大的突破，中国实现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更大地解放思想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时，特别提到了“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否可以理解总体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产生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第二步是这些颠覆性技术落地产业化？

张占斌：实际上这两步，很难分得很细。有的技术一出来可能就和产业结合上了，有的技术诞生很久，都没能与产业进行很好的结合，比较复杂。如果假设是两步的话，实际上都与政府、市场有关系，政府和市场都要覆盖这个问题。

政府得坚定地捍卫市场经济，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这样企业才愿意去创新、愿意冒风险。这就需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才能创造新技术。而这些新技术诞生后落地产业化的过程，也要发挥政府更好的保护作用，如捍卫市场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各种标准等。

在新技术的应用中，也需要更好的舆论环境，更好的保护措施。政府能做的事还是挺多的，但也要注意，这不意味着政府替代企业干活，过多的干预和打扰，可能会压抑企业的创新热潮。因此，还是将创新创造的空间交给企业，政府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鼓励人才、技术、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同时在科技体制方面做好相应的配合。

澎湃新闻：颠覆性技术需要创造力，甚至需要的是类似天才的人物，那么如何呵护这些人才的创造力？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过程，政府和社会，应当提供怎样的氛围、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

张占斌：不能说中国的土壤出现不了颠覆性的原创技术，出现不了类似天才的人物，但是有一个判断，从以往的经验看确实挺难的。这需要政府反思：如何尊重科技、尊重科学人才、尊重创新。对科学创新规律性的认知，还需要政府继续学习、提高认识。

45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觉醒。今天这个时代，对这些新规律的认识，也需要党和政府更加觉醒，要站在一个时代高度看这些问题。否则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折腾来折腾去，政府和市场搅在一起，都得不到好处。市场经济的原则得体现市场的意志才行，不能用政府的意志代替市场的意志，不能用政府的指挥棒来干扰市场。

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断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推进市场经济，是“放”的过程，不断“放”，让大家有活动空间。邓小平说，四川农民一小块水田种不上，晚上会睡不着觉，第二天自己就会去继续种。怎么种水田，不用把这些农民都集中起来，给他讲种水田的重要性，种水田的十大关系、若干原则。我理解，这就是把常识交给了人民群众。我感到，马克思主义要飞到寻常百姓家的话，就是把常识交给人民群众。

管得过多、干预过多，层层下指令、层层要结果、层层要报表、层层要留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导致很多干部躺平，积极性没法完全调动出来。

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也就是创造好的市场环境，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则。很多企业家说，不需要特殊优惠政策，甚至也不需要补贴，就公开、光明正大竞争，一视同仁就可以。

因此，得坚定地捍卫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的波澜壮阔，中国经济怎么能够进一步前行，怎么能够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来，需要更大的思想解放，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如果都没有活动空间，事事需要请示、报告，没有批示、文件、表态就不能动，那就没有活力了。市场经济和打仗一样，有时候也是瞬息万变，不能敌人都攻上来了报告还没批回来，就坐这里等着，还是得有敢闯的精神。

社会上有时会出现一些言论，对市场经济指指点点、指桑骂槐，甚至为计划经济叫好。中央也要求加强经济舆论引导，需要澄清一些错误认识，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旗帜鲜明地捍卫市场经济。我们的新闻舆论部门要旗帜鲜明地站在这个问题的时代前列，要理直气壮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与呼。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更大地解放思想，融入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才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投入去进行创造，才会涌现更多的人才，新质生产力才能形成、培育、成长。

在开放中提高新质生产力，加强合作

澎湃新闻：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中，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未来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占斌：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这两者是不排斥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一部分技术是国外引进的，有些也是我们自己创新的。但当时引进的多一些，创新的相对少一些，核心竞争力有时体现不出来。但经过这四十多年的追赶，一边引进，一边创新，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我们要自立自强，但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不是坐井观天、做井底之蛙，我们可以和更多的国家来建立合作关系，合作的方式有多种，购买先进技术或者学习先进技术。确实买不到的，需要我们自己创新的，就得下功夫研究。自立自强、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吸收引进的创新，何谈现在的自立自强。互相的合作学习，产生了市场经济大批的企业家、技术人才，他们在努力创造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前沿技术在哪，产业方向在哪，这很重要。因此，这两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

世界很大，我国在科技创新合作上也是有战略纵深的。全部都是中国人原创、最先掌握最有发言权，这当然最好，但这理想化，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国家，其他国家也都在努力创新，技术在不同的国家都生长起来了，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不能搞重复建设。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西方已经走在前面了，有的已经创造出来，我们必须要正视，要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去赶超。我们有些领域是有弱项的，必须要努力，补足这个短板和痛点堵点。

因此，需要的是人类文明的交融，一个国家不可能垄断所有的技术，也没这个能力，一定要开放一定要合作，中国这艘大船也一定要在人类文明的公海上航行，越开放越交流，才能知道自己的强项、弱项在哪儿。在开放中学习人类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通过比赛知道水平有差距，抓紧学习，这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比学赶超的过程，也是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过程。

新质生产力也得在开放中合作，在相互的交融中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必须得把开放这项事业进行到底，并且提高到制度性层面。在开放中提高新质生产力，加强合作，在开放中、在跑动中，我们就有机会。

从实际操作来说，“卡脖子”的技术有很多，需要在终端产业上进一步提高水平，但并不意味着要中国完全自己解决，有些是能够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的。因为创新需要高投入，投一千个亿，也可能失败，需要大量的成本，就得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国际合作，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比较优势和相对优势彰显出来。

从政府来说，抓住大的方向即可，给社会留点空间，让社会更有活力，特殊人才有特殊对待，给予信任。如果信任度不够，仅靠一批行政人员签字盖章，创造垃圾文件，这是不可取的。还是要给予一定空间，才会有活力，才能有创造力。

要形成尊重人才的制度

澎湃新闻：对于传统行业来说，是否也可以因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发展出新质生产力？

张占斌：从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国际的历史眼光来看，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设备产品的供给不一定都是顶尖的，也有很多日常生活用品，也需要有一些中低端的产业继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中低端产业发展及相关产品的供给上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如果中国市场饱和了，中低端产业的企业可能就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因为劳动力成本高导致价格高，这样产业会转移到东南亚甚至非洲去，往要素成本低的地方转移。如果既不提升技术，又不转移，企业就可能面临淘汰。因此，提升的过程，就可能发展出新质生产力，比如，用新材料做产品可能就比原来的好，用新能源就可能更节约。

另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会引入自动化设备，会数字化转型，应用机器人、传感器等，带动其他产业的设备、软件硬件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自己要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会应用产生的新技术新设备，让新质生产力的产品也有落地应用的场景。

澎湃新闻：政府在助力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张占斌：需要我们有一个大的好的环境，除了号召还得不断创造好的环境，进行体制机制的突破，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爱惜人才。对于掌握技术的人才，可以有更加灵活的机制，合法取得更多收益，从法律制度中对人才有更好的激励。尊重人才的制度形成，人才会无穷无尽地生长出来。

让科学家真正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让他们生根开花结果，有好的结果产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投入到这块土壤中来，形成人才的集群，更好地推动创新和突破，形成互动循环，得创造这样的环境。中国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这些人才，又有这么大规模的市场，有志者就可能在这个舞台上创造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这一过程中，法治化很关键。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识到法治的重要，一步一步艰难地修改宪法、合同法、民法、商法等。但中国缺少法治传统，真正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法治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关键不在于制定多少法，而是深入骨髓的法治观念，执法人员、所有的法律工作者、甚至全社会，都要捍卫人权，捍卫产权，捍卫市场经济。我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风雨兼程地向前走，我们的法治建设能够及时地跟上，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