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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来路㉓｜赤土：春运

南音

2023-12-26 23:01

来源：澎湃新闻

1997年8月，赤土整天吹东南风，我站在山坡上一棵悬铃木和一棵樟树之间，向风起的方向望去，眼前除了一个小池塘和池塘边的几棵乌桕树，便是不断向东向南延伸的稻田，深绿色晚稻大约30厘米高，从远处已看不见丛株之间的间隙。

整个大畈被田埂分割成大小长方形。这些田埂深陷稻株之间，最窄的地方宽度仅有10公分，长着各种野草：阿拉伯婆婆纳、车前草、蛇莓、蒲公英、一年蓬、半边莲、荠菜和艾草，还有附地菜、黄鹌菜、牛筋草、马齿苋、葎草、鳢肠、山莴苣、蓟草、莎草和鸭跖草，鼠曲草（我们从小熟悉的“水菊”，清明前后采来嫩叶，煮熟切碎揉进糯米团，即“水菊粑”）和牵藤带蔓的马唐。

马唐是本地禾本植物中的优势种，能在各种土壤生长。夏天祖父在山坡上给红薯除草，用锄头很有技巧地将马唐茎叶斩下来，带到鱼塘喂鱼（草鱼在绿色水面下不动声色地游近，忽然张嘴将一根长长的茎叶拖入水下，让人看了惊心）。我则屡屡受挫于想要徒手拔出整棵植株。那个季节，土壤干旱板结，用手拔出一棵马唐之所以不可能，不光是马唐根系扎得太深，而是因为植物与土壤结合的方式。马唐植株紧贴地面，根芽一破土便分孽数枝，往不同方向生长。而这种向外放射状延展的生长趋势，并未妨碍茎叶同时围绕分孽点向心生长。一棵生长过程未经干预的马唐，最后必定长成根茎交错的微型网络。许多马唐连成一片，便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大黑蚂蚁和其他昆虫出没其间。

多年来我坐在地上观察风吹草动虫蚁隐现，凭想象进入马唐和马唐之下的世界，尤其在夏天傍晚或清晨，一颗颗露水浮现在马唐（有看不见的绒毛且边缘割手的）叶子上，摇摇欲坠地折射着熹微的光线，仿佛无言的真理选择以可视化方式昭示自身。但那年8月，我无所事事，调换了观察视角，每天望着田野尽头连绵不断或层层交错的低山，天地相接处白云升升落落，耳边听得风吹乌桕树叶和杨树叶，寂静中又有喧哗。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其实头脑空空，神思与身体若即若离。

如此醇和的迅风必定来自南海深处而非北陆高原。当它们吹过赤土，便如厚而暖的巨手轻拂毛皮，其触也轻，即之也温。风钻进衣领和袖口，身体上每一寸皮肤因之变得紧张、光滑、充实。当衣服帆似的在背后鼓起，脚下忽然有并未踏到实处的感觉，我虽未乘风而去，也能感到世界的罅隙显现，连续性正在发生断裂。

时间之为物，本是一个接一个变化组成的先后序列，这时却因陷入自我重复而盘旋不前：睁开眼天已大亮，正值三伏却没感到暑热，像是提前开始又不断延长的初秋天气，遥遥地看不到尽头；草木滋长于斯为盛，但少有躁动不止的蝉鸣（无数黑色蟪蛄摩擦翅膀时尖锐的嘶嘶声组成声音网络），风中偶尔传来“知了”声（来自小得多也精巧得多的绿蝉，第一个音符很长但不拖拉，第二个音符虽短亦不急促），音调由渐强而渐弱，终于不知去向——天地间隐隐有试探的况味。但试探者是谁，想试探什么？8月的风中，我没有心事，没有期待，也没有可留恋的事物，“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恍惚中自觉无欲则刚。

这情形转瞬即逝。不久便有火车循铁道经过山前，碾压铁轨的声音清晰可闻，将现实的罅隙重新缝合起来。有时是黑色的货车，一节过了还有一节，似乎没有尽头，有时是绿色的客车，隐约能看到车上乘客的面孔和身形。每一列火车经过桥面（以跨域河流或规避公路），都会发出不切实际的声音，“空～空～空～”犹如寓言。

1990年代末，赤土和省城间的铁路通车不久。一过完年，我父亲和我去省城，在伯伯家吃过饭，搭车到城西一家工厂接收机器零件。那时砖窑厂已投产，分为制坯、晒坯和烧制三个车间，分别位于山冈两侧和顶部。制坯车间在山冈北侧，租用本村土地，用工自然都是本村人。红土被推土机集中在料场（我们从此以迥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泥土，并给了它新的命名。“原料”意味着，泥土脱离成份和形态不断变化又反复还原的农业周期，被彻底塑形改造为单一用途的制成品），等着挑出大小石头后，送进机器粉碎、加水搅拌至均匀状态，随后输入另一台机器，并从机器另一端输出巨大棕褐色规整长方体。这些长方体在通过传送带送到钢丝栅前，被切成大小相等、湿漉漉、扁扁的砖坯（限于设备和工艺水平，砖坯每条边线都残留没切干净的泥巴，日后将在砖窑中烤制成坚固毛糙尖锐的突起物，毫不留情地损害搬运工和瓦工的双手）。那是赤土第一条流水线。

守在流水线两侧的女人，用尖头的两齿叉子，叉起潮湿的砖坯（每把叉子都在砖坯上留下两个孔洞，并一直保留在那里，直到孔洞也被烧制成型。每个女人叉起砖坯的角度和力量都不同，造成孔洞千差万别的形态），将其送至流水线尽头的钢架车上。车上横放几块木板，每块木板都可以放置等量砖坯。女人放满一板，便有人将木板抬起，送至车身最前方，其他木板自动向下滑动靠近流水线，如此反复，每次女工只需将砖坯叉到最靠近流水线的那块木板上即可，那也是她们的手臂恰好够得到的位置。

所有木板放满砖坯后，男人拖着车跑出车间，候在一旁的其他车子立刻接替了流水线尽头的位置。运砖坯的车子和农民们运粮食的板车结构相似，都有长手把，套在肩膀上的绳带，车身没有下凹的车斗或凸起的车厢，工字形的车轴承托一块平板（板车因此得名），车轴两头装有充气轮胎。利用最简单的杠杆原理，板车在平地上运东西相当省力。前提是装载合理，重心稳定在车辆中间靠前位置。空车静止状态下，车子总是重心在后，尾部落地，装车时亦然，拉车前要用一把猛力（运用腰、肩、背和手臂）压低车把以放平车身，并在上坡时始终保持对车把的压制，防止车尾下沉（下坡也是如此，如果不能用手肘将车把控制在腰部，并用腰背蹚住车子因下坡产生的加速度，车把会扬起并把拉车的人吊在空中，让他从此沦为笑柄）。制坯车间在半山腰，出了车间便要上坡，对体力要求甚高，拉砖坯成了村里青壮男人重要收入来源。运砖坯不一定非用人力，简易叉车方便快捷，但人力便宜，易于匹配前端流水线变幻莫测的生产效率（原料杂质太多、不稳定的电压、持续运转导致机器高温，以及人身伤害事故，十几年中不断侵扰那条陈旧的流水线），也给地方劳动力提供了出路。

很多年里，劳力由我父亲组织，过年前后要检修机器，调试设备，更换过度磨损的零件。铁路通车后，往来省城日益方便，他带上我给伯伯拜年，回程可将两袋十份沉重的零件运回赤土。

我父亲似乎没有意识到电视上年复一年逐渐深化的春运危机。选择正月初八往来省城，对他来说只是赤土缓慢不变的时间表上最顺理成章的安排。我们一下火车，便发现省城火车站广场上的人潮令人震惊。似乎整个江淮平原和大别山东侧的廉价劳动力都集中在那里，等候开往南方的火车，很多人不得不冒着细雨在室外过夜。旅人带着千奇百怪的行李，从式样古老的木箱、大半人高的双肩包，到随处可见的装化肥的袋子（上面印着巨大但褪色的商标），每一件都鼓鼓囊囊，既无拎环，也没有背带（在人流中，除了挑或扛，其他任何姿势都不可能搬动这些装得过满的行李），似乎土地房屋之外的全部家当都在其中，包括被束住翅膀和双脚的鸡鸭及咸菜罐——其中必定有半罐散发着特殊气息的绿色卤水。

发车铃声远远激荡人海的涟漪，从车站四周逐渐汇聚向进站口，由建筑的束缚推起逐渐高涨的潮头。人潮继而涌入候车室和检票口，直到进入站台才突然散开，四下都是令人恐惧的狂热奔走。漫长的深绿色列车如临大敌地沉默在铁轨上，像潮水中的礁岩一样承受反复冲击。那是最艰难的时刻，往往车门还没打开，车身旁每一寸地方都在发生无声的争夺，每个人都感到正在失去位置，恐惧自己被挤出人群。年轻矫健的身体会冒险攀上（少数）开着的车窗，爬进车内，让别人将行李递进去，但车内没有人落脚的地方，更没地方可以放置行李。尽管如此，站台上沸腾的人声仍然渐渐低落，大多数人在站立不稳的情况下被拥上爬梯，不断增强的推搡将他们送入车厢过道，送入座椅下、座椅上和座椅之间的空隙，送上行李架和洗手间，以及送到一切可以站、靠、躺或坐的地方。很多人看上去站着，其实被架空在其他身体之间，几小时内脚尖都没有落地。最终，车厢内一切固体将连成整体，能够让空气流通的虚空，仅剩头顶和车顶之间的空隙，而车厢接头处连空气也无法逾越。

我上车早一步，被牢牢挤在洗手间门板上，幸好脚底有袋零件，可顺势站在上面。开车前我和父亲大声确认彼此在同一车厢，暂时放下心来。接下来五个小时，我们一直没能照面（下车时，我发现他靠着车门坐在装有配件的袋子上，与我直线距离不超过5米）。火车似乎叹息着启动后，一路向西南行，沿途下着小雪，许多干燥的颗粒敲打车窗玻璃，在内燃机沉重的噪音和车轮与轨道有节奏的碰撞中隐约可闻。车厢（也许是我的记忆）很安静，仿佛厮杀后的战场，每个人都被幸存的疲劳击垮了，而倦怠在不流动且不断升温的空气中变得尤其强烈。

很多年过去，我再没有在类似密度下接触人的身体：活生生甚至热气腾腾的身体，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呼吸着、有痛感的身体（有个年轻女孩因晕车呕吐，周围同样年轻的女孩和男孩默默忍受着，尽一切可能让出一点空间使空气流通，但他们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身体与火车——那个钢铁、木头、塑料、玻璃和油漆的工程学结构——互相挤压，彼此对抗，前者不断试探着伸展，一次次因后者的阻滞而放弃，只能转而到其他柔软、有弹性、可凹陷和能扭转的血肉之躯中寻找受力点，尽管这有违我们这个文化对身体接触根深蒂固的耻感。这是准则和标准麻痹的时刻，理由倒也充分。所有人不久都精疲力竭，似乎不是火车载着我们，而是我们拖着火车走向远方。

要再现这种因过度挤压而变形的时刻（正如泥土在制砖车间的机器中经历的一切），文字是否是恰当的工具，我一直心存怀疑——尽管文字有其物质性和视觉性，但同时是线性和历时的媒介。我们依次检视字词的目光，将文字及其叙事转变成许多空间（尽管是接连不断的）序列，由此构建了理解的逻辑，而身体重叠和交叉反复发生并导致压力不断累计的车厢是共时的和非线性的，逻辑像部分乘客一样被悬置起来。

在这个对外不断移动而内部又动弹不得的空间里，身体就像文字处理界面中的占位符号，然而是发生技术错误的界面，黑鸦鸦一片，细看都是符码，每个符码上都叠加了其他符码，文本下还有文本，意味深长，却全然不可读取。多少年来，我们保持着那种道德上尴尬（人性上却非常宽宏大量）、物理上僵硬（意识上却灵活到极点）的身体姿态，随绿色（也可能是红色或蓝色）的内燃机车，随首尾相衔的一长串车厢，随每个车厢内额定108人而实际数倍于此的同行乘客，穿过省城和赤土间连绵不断的丘陵、盆地、水田和山塘，穿过河流、树木、城镇和村庄，按照计划或临时指令一次次停靠在站台或调车场，然后再次出发。所有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渐渐失去了时间概念。

1997年，那个雨雪霏霏的正月初八，下车后乘客们纷纷瘫坐站台上，丝毫不理会雨雪让水泥站台一片狼藉。我父亲点起烟（谁知为什么没有揉成碎片），也递给我一支（没有任何过渡）。二三雪花似乎迟疑地旋转着落到白色编织袋外凸起的零件外廓上，散发出淡淡的机油味。不久后，这些零件将被取出，安装到砖窑厂过时生涩的流水线上，巩固赤土缓慢和微不足道的经济模式转型。与此同时，变化的洪流携带成千上万奔赴南方的乘客，从两公里外的火车站呼啸而过。大概在火车上吸收了太多热量，我一直没有穿外套。雪落到乘客和车站工作人员身上，落到闪亮或生锈的铁轨上，一边落一边融化。从站台边缘可以望见轨道离开站台，向两个方向延伸，不久便转过突出的山口，消失在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