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的画作里，藏着多少全球化密码

“在东西方，17世纪最狂热的追求，是横渡‘东西海洋间未知的水道’；是通过旅行、接触、接受新知识，缩减原本无可弥合的距离；是已自己的故乡为抵押，换取一个自己向往的世界。那是17世纪人心中的火焰。由伟大而奋进之人的激情制造出的失序、混乱，并非叫每个人都兴奋莫名。1609年一名中国官员抱怨，这场旋风般的巨变，其最终的结果，就只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就连斯考滕躺在吊床上，慢慢咽下最后一口气时，都可能怀疑辛苦这一生是否值得。但有相当多的人被拉进这变动的漩涡中，进而相信自己的脚步也可以比太阳还快。他们的世界——正快速变成我们的世界——将永远改观。因而，像维米尔这种一辈子守在故乡的艺术家，却能够瞥见这改变的身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学者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的这段描述，让我想起自己在荷兰代尔夫特时所见。

约翰内斯·维米尔一生留下画作不多，但每幅都是精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誉为“北方蒙娜丽莎”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0年前后完成的风景画作、目前收藏于海牙皇家画廊的《代尔夫特一景》也是一幅名作，维米尔凭借着对光影和色彩的敏锐捕捉，刻画出这座17世纪中叶的荷兰小城。

书中写道：

“这幅画绝非空泛的风景画，而是从紧邻该镇南区的郊外高处往北远眺，视线越过代尔夫特港科尔克所见到的代尔夫特的特殊景致。前景处三角形面的对岸，奥德代尔夫特运河注入科尔克港的河口两侧，分立着斯希丹、鹿特丹两座城门。城门后面就是城区。阳光照耀下的新教堂的尖塔引人注目。画中可看出尖塔里没有钟，而我们已知塔钟是在 1660 年 5 月开始安设，因此这幅画的绘制年代，可以断定就在那之前不久。天际线上可见到其他塔。往左移，我们看见小圆顶耸立在斯希丹城门上方，接着是体型较小的鹦鹉啤酒厂的锥状塔（16 世纪时代尔夫特是啤酒酿制重镇）。在锥塔的旁边，旧教堂尖塔的顶部映入眼帘。画中呈现的是 1660 年春天的代尔夫特。”

作为建筑爱好者，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作时就为之触动。阵雨过后的天空下，三座塔楼与鹿特丹门错落有致，近乎透明的运河暗藏着时光的魅力。在画作中，代尔夫特诠释了平凡与永恒。可贵的是，时至今日，我所见到的代尔夫特仍然保持着几乎相同的风貌。

有人曾说，历史上没有一幅荷兰风景画比《代尔夫特一景》更接近彩色照片，维米尔是驾驭光影的魔术师。普鲁斯特更曾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写道：“自从我在海牙的博物馆看到《代尔夫特一景》，我就知道我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画”。

维米尔人生困顿，面对拮据生活和累累债务，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他生前被世界所忽视，直到近两百年后才得到尊重。他一辈子始终困于代尔夫特，在后世看来，这是一种悲哀。但也正是在这座城市，维米尔得以窥见全球化的一角。在《代尔夫特一景》中，港口停泊着两艘鲱鱼船，鲱鱼捕捞本是挪威的传统产业，但1550年到1700年间全球降温的“小冰河期”，使得挪威的鲱鱼渔场出现封冻，鲜活鲱鱼逐渐南移，最终成为荷兰的重要产业。也正是这一产业的兴旺，使得荷兰人拥有了发展造船业与海上贸易的资本，继而开启全球化。这段气候异常时期也影响了世界：农作物歉收导致饥荒和瘟疫，在西方世界推动了宗教改革，在中国则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明朝覆亡，满清入关。

荷兰被视为全球化的发端，17世纪时，依靠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在亚洲打开局面。《代尔夫特一景》画面左侧的红色大屋顶下，便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代尔夫特事务所，也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六大据点之一。1595年到1795年的两百年间，近百万欧洲人经荷兰前往亚洲，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每三个搭船前往亚洲的人中，就有两个没回来。有些人死在途中，更多人死在抵达后的东方——他们因不具免疫力而死于疾病。”

卜正民对维米尔与全球化的书写，源于与代尔夫特这座城市的邂逅。维米尔时代的欧洲，对中国有着狂热迷恋，茶叶、丝绸和瓷器都是令人疯狂的奢侈品。欧洲人将从美洲获取的白银，用于与中国进行贸易，也催生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化贸易网络。

书名的“维米尔的帽子”，也自带全球化信息：在《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军官戴着一顶黑毡帽，这也是17世纪荷兰男性的时尚。最上等的毡帽以海狸皮制作，但荷兰并没有海狸存在，海狸皮基本来自加拿大，这也恰恰是贸易的见证。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海狸皮产量极低、质量低劣且价格极高。早在15世纪前，欧洲海狸就几乎灭绝。到了16世纪，绵羊毛被用来制作毛毡，但效果不理想。

而当欧洲人登陆北美后，发现加拿大东海岸海狸极多，当地土著也乐于用海狸皮换取银币和武器。“在土著人的经济里，海狸皮的价值远没有欧洲人所付的那么高。双方都认为对方吃了亏，而在某个方面来看，双方的看法也都没错，这桩买卖因此得以如此兴旺。”

维米尔试图表达的是：一顶小小毡帽，背后是一条复杂的贸易航线，还可能包括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在北美地区的争夺，无数探险家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法国探险家萨缪尔•尚普兰，卜正民笔下的尚普兰，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火绳枪。欧洲铁匠按比例缩小中国人发明的火炮，制造了便于携带而又可靠的火绳枪，凭借它改写了世界。1603年，他成为进入北美大陆的第一波欧洲人，进行各种结盟、战争和贸易。为了更多利润，他尝试往西推进，梦想找到前往中国的通道。

尚普兰一度以为五大湖可以贯通太平洋，便邀请去过五大湖的让·尼克雷做客。后者为了不失礼，在出席盛宴时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锈了花鸟的中国袍服。

1602年整合而成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后来被视为大型跨国公司的先声。但它并非纯粹的商业机构，还兼具军事和行政功能，成为荷兰海上贸易霸权的关键。卜正民写道：“荷属东印度公司——简称VOC——在公司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富兰克林的风筝在电学上所扮演的角色：它的设立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当时人不可能察觉到那股影响。”

这个过程中，中国元素也无处不在。“在近代欧洲努力摆脱孤立、进入更广阔的世界的时期，憧憬抵达中国，乃是贯穿这段时期的一个富有想象的主题。这一主题始于14世纪末，一名游历过中国的威尼斯商人返回家乡之时。”此人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

发现新大陆之后，大量白银从美洲流入欧洲，又从欧洲流入中国。16世纪后，白银成为中国货币的重要来源，仅仅从1610年到1660年的五十年间，东印度公司将500吨白银运往亚洲，大部分进入中国。即使中国和西班牙都曾为此担忧，并在官方层面予以限制，但却无法阻止经济自身的驱动力。丝绸和瓷器大批量进入欧洲，白银则流入中国。“中国瓷器初抵欧洲，让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能想到拿水晶来比拟。”

仅仅17世纪上半叶，通过东印度公司船只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就已经超过300万件。即使在讲究格调的文震亨看来，这些出口瓷器粗劣无比、就如垃圾，但欧洲人仍对此趋之若鹜。

与此同时，中国陶瓷行业也顺应经济规律，迎合“客户需要”——“景德镇的陶工制造外销品时，不理文震亨所提的中国鉴赏标准。他们只想知道哪种产品卖得掉，并准备为了迎合欧洲人品味，在下一个季度就更改设计。例如土耳其郁金香在1620年代风靡欧洲北部，景德镇陶工就在碟盘上画上郁金香。”

令人感慨的是，明朝政府采用的封锁方式，只会让走私流入的白银泛滥，一方面使得自己失去了货币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使得明末奢靡风气大涨，普通民众则需承受白银流入导致的物价飞涨，1642年出现严重的货币贬值，以至于有人发出“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的哀叹。当然，这个哀叹显然缺乏经济学常识，真正导致危机的是短期紧缩，此前中欧贸易的“怀胎圣母号”以及满载白银的“圣安布罗休”号等船只不幸沉没，波托西白银产量也出现萎缩，1628年崇祯皇帝禁止海贸，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贸易，这一切因素都使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而马尼拉事件则成为导致紧缩的最后导火索。加上气候突变和瘟疫，明朝就此覆亡。

在艺术层面上，中国瓷器也深刻影响了欧洲。正如书中所写：

“正是在17世纪50年代的这10年时间里，中国瓷器融入了荷兰艺术和荷兰生活。事实上，这些盘子成为一种新兴绘画流派的一部分，17世纪的荷兰画家将静物写生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维米尔就是如此，他“是见到中国绘画的第一代荷兰画家，而他所见的中国绘画，绝少画在绢或纸上，大多画在瓷器上。”他也在画作中记录了中国瓷器与白银的关系，尽管他并非有意而为之。在画作《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盛放水果的中国瓷盘成为卜正民探究这一问题的引子。在他笔下，景德镇出品的青花瓷经过巨型三桅帆船乘风破浪，成为欧洲诸国最热衷的珍品。这条贸易路线的明争暗斗，也确立了世界此后三百年的博弈。

卜正民这样描述“中国热”：

“17世纪爆发的大迁徙，滥觞自16世纪就已经开始左右欧洲人抉择的中国热。16世纪是个发现与发现之后暴力冲突的世纪，是个发横财与犯错误的世纪，是个穿越边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16世纪创造出一个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17世纪则与此不同，初次相遇渐渐变成持续的交往；凭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实的沟通。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因素所促成，那就是人员流动。在此之前的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么长距离的迁徙，而且离开故乡在异地待这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与操持陌生语言、陌生文化的人交易。在这同时，学新语言、适应陌生风俗的人也多于以往。大体上来讲，初次接触已结束。17世纪是第二次接触的世纪。”

第二次接触的最大不同，在于促成相遇的力量有了改变。

“互动时间变长，互动也变得更容易重复发生。但这些改变所带来的效应，也不是简单到能够预知或了解的。有时它们促成日常习惯行为彻底改头换面，有时它们招来反抗、暴力、自我认同消失。在17世纪，大部分第二次接触所产生的效应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通过相互影响的过程促成选择性调适。不是彻底改头换面或殊死冲突，而是协商与袭取；不是胜与败，而是取与予；不是文化的改头换面，而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动。那是人们需要调整自己行为与观念，以化解他们所碰上的文化差异，以转移未预料到的威胁，以谨慎响应同样未预料到的机会的时代。那不是执行宏大计划的时代，而是随机应变的时代。发现的时代已大体告终，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17世纪是随机应变的时代。”

维米尔画笔下最知名的“珍珠耳环”，也被卜正民赋予了意涵。他写道：

“在维米尔的画作中，有八幅都画了戴珍珠耳环的女子，而且维米尔在那些珍珠上画了约可见的形状和轮廓，暗示她们所处空间的结构。其中最抢眼的珍珠，莫过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那颗珍珠。那颗珍珠非常之大，大到很可能根本不是珍珠，而是上了清漆、使其呈现珍珠光泽的泪珠状玻璃坠子。珍珠的表面映照出少女的衣领、头巾、让光从左边照在她身上的窗子，隐约映出她所坐的房间。仔细观察维米尔笔下的一颗珍珠，他幽深的画室赫然浮在眼前。这一无限交错反映的现象，显然呼应了17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世界就如一颗珍珠一样，是一个悬浮于空中的球体。他们需要直面新的观点，认识到世界乃是连续不断的平面，在其之上，没有无法到达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暗含了其他地方的影子；除了他们共有的这个世界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

今天回望那个时代的世界，会发现它在许多方面无比熟悉。“商品可能跋涉半个地球，让买家可以获得地球另一边制造商生产的产品”，虽然这个过程有些复杂和困难，但它确实走着与今日世界一样的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全新的模式迫使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世界。“对于有些人而言，比如中国第一本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这种人口流动性是人们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美好时代的标志。‘人们会看到来自遥远西南的马车穿越忙忙的东北平原。’他在百科全书的序言中兴奋地写道，‘来自南海沿岸地区的官员和商旅自由地游历华北平原。’过去，你‘不得不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从外国土地上‘获取皮帽’，但是现在，你在街上的裁缝铺就可以买到皮帽。”

在徐光启身处的时代，西方文化已经更深入地介入中国社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十年时间进入士大夫阶层，并与徐光启合作翻译西方典籍。1632年，意大利修士安杰洛•高琦登陆福建并建立教堂。

可惜的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竭力推动的文化交汇，在老迈的中国不过是一道微光，之后的闭关锁国让这道微光也宣告消失。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外在世界正以观念和器物的形式进入他们的生活”，可“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外在世界仍在外面”。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会是永远。我们身处的世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们的观念所创造。正是跨区域和跨文化的交流，才塑造了今日的全球化世界。旧日孤立的区域，被连接为全球化网络，当年无人可以预测，今日也无人可以扭转。在卜正民看来，“如果我们能明白，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那么过去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屠杀和成就——全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

毕竟，“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

书名：《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作者：[加] 卜正民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译者：黄中宪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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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维米尔的画作里，藏着多少全球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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