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的亚东图书馆上海旧址考据

朱莉，亚东后人；陈思航、卜净，亚东研究爱好者。

本文刊发于。

2021年1月《觉醒年代》电视剧央视播出后，多少人嚷嚷着嗑上了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CP？多少人说汪孟邹真是为胡适的婚事操碎了“姨母心”？多少人好奇这个在本剧里从头至尾都存在的汪先生和他的亚东图书馆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他和它在上海是否还留有踪迹？大家心心念念的那个带漂亮大壁画的院子究竟在哪里？

图1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汪孟邹等人在亚东图书馆

简要几句话概括亚东图书馆的地位，与陈独秀和胡适关系密切，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舰阵地，中国古典小说标点的开创者，《新青年》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共产党早期《向导》等刊物的承办者、发行者。“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是鲁迅先生原话。

对于亚东后人而言，亚东图书馆是“因陈而生，因陈而兴，因陈而衰，因陈而终”的，或者说，陈独秀像是亚东的灵魂和父亲，胡适像是亚东的母亲，亚东反哺了父母，三者互相成就，其忠贞不渝、肝胆相照、跨越一切的友谊成就了一代历史传奇。但是亚东图书馆只存在了40年（1913—1953）就消失在茫茫历史中了，所有人都以为它现实中的足迹也随着大上海的变迁早就踪迹全无，然而真相出乎意料，并非如此。笔者们一起踏上了实地考证亚东编辑部上海旧址的道路，动用了历史地图、当今规划图、航拍机等多种方法，期望很小但居然收获满满，在此通过本篇文章对考证结果做一个梳理与记录。

亚东图书馆一直都分为编辑所和发行所两处，历史上各有5处一共10处，都是陈独秀、胡适在上海的活动据点，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文人的聚集地。我们考据的主要依据是汪孟邹的侄子、亚东主力、中共中央出版局第二任局长汪原放自己的回忆录《回忆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侄孙汪无奇所编著的《亚东六录》中对搬迁历史和地址的记录、亚东图书馆研究学者林英所著的《中国出版家·汪孟邹》一书、亚东后人朱莉之前的整理清单、上海历史文化收藏家陈思航收藏的亚东书信地址、卜净的多份历史地图及最新测绘结果。十个旧址的现状总结如下表所示。

我们首先探寻了5个编辑所。编辑所的变迁历史如下。

第一个是牯岭路114—116号。汪原放原文记录是“于1920年的春天租下，后来因为太旧太小1927年顶出去了”，胡适曾在这里楼上养病，住过四十多天，无数著名新文学作品从这里被编辑出来。通过现场比对，确认早就拆掉盖了商业大楼。

第二个是长沙路210号（现长沙路149号）正贤坊口的房子。为了应对更多生意而于1923年9月扩容租下，这里见证了亚东发展最辉煌时期的历史，一直到1935年冬天才退租，整整12年。目前整个小区已动迁，房子都还在但人去楼空。

第三个地址新闸路35弄鸿祥里（现已拆迁）。这里于1926年4月租下，但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亚东的党小组处于危险之中，1927年4月左右就紧急搬离了。

第四个是温州路137号（现温州路27号），于1927年4—5月左右租下的。此处长期和长沙路房子是并存的两个编辑所。整条温州路目前也已经动迁毫无烟火气，但是所有房子都依然在，据说要全部推平建一所小学。20世纪30年代门牌系统性更换过一次，但回忆录中关于房子独特的外观和结构的详细描写和现温州路27号完全一致，和书信地址、无人机勘察实况也一致，所以可以确认是当年的编辑所。

第五个是西藏中路475弄6号，也是最后一个。1936年初亚东生意没落，推掉了以上所有的房子开始集中在此办公，1992年左右拆迁变成人民广场新世界百货内的北侧。这是目前在世的老人们多有记忆的编辑所，甚至他们在这里度过童年考上大学，但也都亲眼见证了它的拆迁。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旧址都随着历史变迁湮灭了，长沙路与温州路的两处虽然被封锁但目前都被完整保留下来。通过航拍机和网上曾经留下的照片，我们尚能窥见亚东图书馆编辑部当年在上海的旧影。图2是空中俯瞰几个旧址的照片，会发现它们之间相距非常近，几乎都在一步之遥。

图2 编辑所航拍图：

A.长沙路正贤坊口编辑部；B.新闸路鸿翔里编辑部；C.温州路27号编辑部

但旧址考据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充足的材料证明。以下是对温州路和长沙路正贤坊的详细考据、确认过程说明。

温州路编辑部地址考证让我们费了点考据功夫，因为出现了两个门牌号。笔者收藏的1934—1935年的亚东家书上显示编辑部地址为温州路27号，可汪原放的回忆录中都是温州路137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书中有一段汪原放对编辑部旧址的回忆：“1927年9月租进温州路的房子……大门上方门楣有砖雕‘安且吉兮’四个字。进门有天井,两厢有落地排窗,当中客堂。”这一段确认了编辑部确实是在现温州路27号，因为至今27号外部还保持着如书中所写那般的样貌，如图3所示。原来，上海的门牌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历几次变迁，编辑部搬进温州路时是1927年，但笔者收藏的这封信，以及回忆录的注释里描述的陈独秀的一封信，寄达的时候门牌号正好都更换过，所以不一致了，更换后温州路已经没有137号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一段拆迁封楼之前的温州路历史影像资料，更清晰地显示出温州路27号的样貌。

图3 当今拆迁封楼的温州路27号和封楼之前影像中的“安且吉兮”

编辑部刚搬入温州路那几年可是热闹非凡，1928年汪孟邹曾邀请胡适来和他的家人一起过春节。胡适兴奋地大采购了一番，给每一个汪家人都送了新年礼物，汪孟邹收到了一个精致的香烟盒。陈乔年也多次来这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被汪原放及妹夫陈啸青等人从武汉护送回上海后，还一度想要搬来和汪孟邹一家一起居住，但由于陈独秀总会招来很多追踪他的黑衣特务，最终还是住到了老渔阳2号，也就是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号红色基地，反过来陈独秀就把二楼给了亚东做仓库，顺便常请汪原放帮忙搞印刷、搞出版、带李达这样的徒弟。

长沙路的考据更费功夫，特别是正贤坊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长沙路编辑所是1923—1935年亚东图书馆的最主要编辑所，和牯岭路及温州路编辑所相继并存过，新文化运动的相关书籍、带新标点的古典名著很多都从那里被编辑出来，见证了亚东最辉煌的时代。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人都有明确记录去过那里，还有高语罕等现代作家们也有明确记录在那里居住过。甚至因为这个地址陈独秀在南京狱中的信件中称汪孟邹为“长沙老友”，不知道缘故的还以为是一个居住在湖南长沙的朋友呢。所以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值得考据和探究。但是，旧址考据最怕什么？最怕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最怕它依然在那里，但你再也无法证明它就是它。亚东图书馆的长沙编辑所的考据就不幸遇到了这一难题。门牌变了，建筑似乎发生过改造变迁，而且地图还有错。幸亏最后所有的困难和疑惑都解决了。

第一，亚东编辑所地址和门牌变迁。

由于长沙路编辑所存在了12年之久，所以很多亚东图书上、《民国日报》的广告记录上都能看到“长沙路正贤坊口二百十号”的记录。正贤坊本身的门牌地址变动的第一个证据是亚东图书馆的广告和坊内一个公司的迁居广告。如下面两图所示，亚东的广告上写的是“正贤坊口长沙路二百十号”，年份是1923年；另一个公司的广告是“长沙路一四九弄正贤坊二十二号”，年份是1935年。后者证明了亚东的确是在长沙路正贤坊口这个位置，而且和当今的地址能对上。第二个佐证就是陈思航所收藏的一封信了。

图4 左为《申报》1923年11月14日广告（版次：02）；右为《申报》1935年12月17日广告（版次：16112）

图5 范姚夫人寄到长沙路的信件（陈思航收藏）

这封信署名的蕴素是安徽著名的“范姚夫人”，即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鼎的侄曾孙女姚蕴素，这是她寄给亚东主力编辑、汪孟邹大侄汪乃刚（笔者朱莉父亲的外祖父）的信件，她也是汪家女儿汪协如在桑蚕方向的领路人之一。上面用的就是“长沙路正贤坊口”这个地址。

第二，正贤坊和长沙路210号的关系。

确定了长沙路149弄的旧门牌就是长沙路210号，也确定了长沙编辑所所在的正贤坊位于长沙路149弄内，但它们到底什么关系？我们最终发现，其实正贤坊和210号并不在同一个片区，而是与210号呈“丁字形”垂直交叉，有内部街道分隔开来，建筑风格完全不同。正贤坊是由五栋统一建筑风格的、类似如今联排别墅的建筑组成，范围不大，所以“正贤坊口”的写法符合民国时期商家为了吸引客户将地址写得比较泛泛的习俗，并没有具体的栋号。亚东用“长沙路正贤坊口210号”或者“长沙路210号正贤坊口”纯粹是当时的习惯。明确了这一点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使我们的考据范围大大缩小，无须再探究149弄的那些房子。

第三，汪原放的回忆记录中的“过街楼”。

那么正贤坊口究竟是指正贤坊五栋楼里的哪一栋呢？无论是《回忆亚东图书馆》中的原文，还是《亚东六录》中的回忆记录，对长沙路编辑所的描述都是一致的，即“长沙路210号正贤坊口”。如同当今每一个购买了二套房、三套房的业主一样，汪原放先生一直喜欢数亚东究竟有几楼几底资产。他在回忆录中对房型进行了详细的数量描述：“1923年9月28日决定再租下长沙路210号（正贤坊口）的房子，编辑所移至长沙路正式成立。10月24日装好电话。长沙路的编辑所，原只三楼两底加上楼上一个过街楼。”虽然不及对温州路编辑所的描述那样详细，但最关键的描述“过街楼”最终帮助我们排除了所有其他疑似房屋而完成具体定位，因为楼和底常有，但“过街楼”不常有。

第四，航拍寻找：正贤坊牌匾、内街甬道和过街楼。

因为目前收集到的所有信封、广告、文字，都称长沙路210号或者正贤坊内，但正贤坊在当今地图上已经不存在，而149弄里能看到的房屋都不符合历史记录里的描述，被围起来的地方又无法看见。见过被围区域的考据者认定的亚东旧址又和汪原放的日记描述对不上，最无奈的是其中一个重点区域早已经翻盖成养老公寓，而且确定拆迁，不属于历史建筑。

基于以上信息，笔者们两次实地考察了长沙路。第一次是确定地址和现状，因为已经动迁人去楼空，所以只看到了一个大概样貌，而且了解到养老院隔壁的正贤坊等楼群已是历史保护建筑，所以被封住进不去。2023年2月15日，卜净第二次直接带上了无人机进行航拍，拍摄了正贤坊坊口的正立面，非常明确地拍到了带过街楼且三楼两底的那栋楼（见图6）。根据“上海历史街区”微信群里提供的1947年百业地图，确定此楼栋号当年为28号，但当今此楼的栋号是否为28号难以确认，因为门牌已全部摘除。图6中也可以明确看到过街楼（圆框标记）下方目前已被砌块封住的正贤坊入口（方框标记），入口的上方是石库门中常见的罗马拱，入口后侧隐隐浮现出一条坊通道，也就是“过街楼”里的“街”。

图6 内街甬道和过街楼

那么，上海那么多街坊的老名牌都被保留下来，为何正贤坊的牌坊名不见了呢？后经仔细辨认发现，28号楼下拱门上方有一块白色的小方块，一般书写坊名的地方被水泥涂成一片白色。但是由于是盖上的，不是铲平的，所以隐约可见“正贤坊”三个字，而且是从右往左写的，其中“贤”字的繁体“貝”和“坊”字的“方”尤其明显。这个铁证基本说明，唯一有着过街楼的28号的确就在正贤坊口。当年不知为什么把最常见的坊名给抹白灰了，导致我们一直在忙着做排除法和各种争论，最后却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和“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正贤坊三个字的内街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眼前。

图7 被涂抹白灰的正贤坊牌坊名

总之，既然整个正贤坊没有被改造过因而被完整保留下来，坊内其他建筑、坊口对面的建筑都不带过街楼，而且过街楼就在正贤坊三个字的正上方，那么带过街楼的、新中国成立前栋号为28号的正贤坊建筑应该就确认是亚东图书馆的旧址了。忍不住想象一下，旧时的邮差站在坊口往窗户里扔了几封信：一封是来自陈独秀的信，从南京国民党监狱里寄来的，要他的“长沙老友”给他带一些书过去，同时胃病一直不好，希望汪家专用的绩溪黄医生再去给他看看；也许还有一封来自章士钊的信，商量携助共产党进行营救；还有一封是那个真正的“总编辑”胡适推荐的一系列新作者名单……

确认温州路27号和长沙路正贤坊28栋后，我们更关心的是拆迁后的未来规划。在上海黄浦区2022年控制性详细规划图中，温州路编辑所的地址非常明确是温州路27号，位于图中009-04地块，性质为其他历史建筑（拆除/复建，拆除/新建）。而长沙路的规划，除了其中被翻新改造过的“黄浦区老年公寓（敬老院）”，其他建筑在以下规划地图上都是浅黄色，表明都属于历史建筑，只是处理方式有差异：深黄色的为“保留历史建筑”，浅黄色的为“一般历史建筑”。根据黄埔区的风貌保护街坊保护规划和批复，长沙路28号性质和温州路27号性质一样，都是浅黄色，都是其他历史建筑（拆除/复建，拆除/新建），都不是深黄色区域。至于后续的规划，静待政府的规划落地，但也期待政府能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历史性，给其安排最恰当的处理方式，从而让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传承能够有所保留。

考察完编辑所之后，我们又探寻了亚东的发行所，发行所的旧址无一幸存，但整个考据过程也非常曲折，发掘到很多历史资料。

图8 建筑定位和拆迁后的未来规划

从十个旧址的汇总表上可以看出，亚东图书馆简直就是“拆迁户体质”，搬到哪里拆到哪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其上海第一个落脚点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其实是群益出版社的地盘，陈子寿、陈子沛兄弟俩让汪孟邹最初借用了那里，从此结下来一辈子的友谊，这就是为何《新青年》发行时资金不够，亚东图书馆和陈独秀选择找群益合作，而不是其他出版社。

熟悉亚东图书馆的人都知道陈独秀那句著名的责骂汪孟邹的话，“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于是一贯节俭的汪孟邹终于在1919年3月如陈独秀所期望的，“上了大马路”，位置在当时的广东路84—85号（后来门牌号重编，则为282—284号）和目前棋盘街（如今的河南中路）交界处。亚东图书馆也从此彻底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舞台，并且扮演了阵地和旗舰的角色。所以又出现了让我们崩溃的这类邮寄地址：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或者直接写棋盘街西首，连门牌号码都不写！

图9 寄到棋盘街编辑所的信

由于河南中路和广东路拆迁的地方少，所以我们抱着一丝侥幸，继续考据其准确的地址。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写道：“（广东路84—85号）原为中德药房，座北朝南，西侧是公顺里。我们拿东边做了四扇玻璃门，西边做了一个大橱窗。”沿着这条线索，再查1947年10月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在公顺里东侧有两户商家，280号为一开间，282—284号为两开间，后者更符合回忆录的描述。目前许多记述以讹传讹，将商务印书馆大楼本身当作亚东图书馆发行所旧址，或者将公顺里和商务印书馆仓库西侧一处（今广东路316号），误作为发行所旧址，也误导了我们。根据更正的信息重回现场后，却遗憾地发现广东路282—284号正好因为近些年河南中路拓宽而拆迁，后翻建了钢筋混凝土建筑。问题是那一排只拆迁了这两家，而且不是真变成了马路，真不愧是“拆迁户体质”啊。

亚东图书馆1935年冬天至1937年在“广东路昼锦里”营业。王凡西在《记汪孟邹先生》一文提到：“亚东图书馆的门市部，当时（即1935年）新从五马路（对广东路的俗称）的两开间搬到四马路（对福州路的俗称）的单间门面。”在我们寻找昼锦里门市部的过程中，“上海历史街区”的微信群友caohong提供的一段珍贵历史视频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第一个彩色摄像资料里的广告旗幡里发现了“亚东图书馆”的招牌。视频截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亚东图书馆”的招牌在本地著名南货店“老紫阳观”西侧一个或两个门牌号的地方，只是不巧并不见于1939年和1947年的百业地图上。看地址应该说“福州路昼锦里南”比较确切。影像远处可以看到1933年5月建成的汉弥尔登大楼，而1936年建成的建设大厦还未出现。据此，可以推测影像的时间在1934年至1935年；再根据《回忆亚东图书馆》的记录，福州路昼锦里的发行所是1935年冬建成的，所以这段影像应该不早于1935年秋天，正和所有记录相符合。此外，影像中的“协成”在福州路372号，“老紫阳观”在福州路355号，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可以判断发行所位于当时福州路359号或357号的某个位置上。最终可以推测“亚东图书馆”在今天的上海文化商厦靠近杏花楼的地方，

图10 1947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的广东路和河南中路及亚东发行所所在地（方框内）

图11 当年广东路282—284号拆迁重建后再待拆迁的如今风貌（方框范围）

而且整个马路都拓宽了，所以也已经湮灭。史料上的“广东路昼锦里”实代指“昼锦里南”，所以，发行所1935年其实是从棋盘街回到了福州路。

考察到此，我们才彻底确认亚东图书馆发行所的所有旧址都已拆迁、湮灭了。路还是那条路，但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那些无数文人墨客和革命家政治家进出的地方，那些陈乔年当伙计卖书的地方，那些陈独秀、胡适、章士钊、汪孟邹这些人写文章、谈心、吵架、打牌、

图12 福州路昼锦里的发行所的影像资料与今日街景对比（右图卜净摄于2023年2月15日）

欢笑的地方，终究都和它们相关的人物一道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哥哥汪希彦(笔者朱莉父亲的曾外祖父)虽然29岁离世，但他把弟弟汪孟邹托付给了陈独秀和章士钊，把5个孩子托付给了汪孟邹夫妇，他们所有人一起创造了文化历史的丰碑。

有人问《觉醒年代》有没有续集，我们当今的生活就是续集。因为当年在亚东和汪原放谈笑风生的男孩乔年慷慨赴死的时候说过：“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图13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牺牲前的陈延年和陈乔年

我们献上了鲜花、感激和缅怀，但看到所有湮灭的和即将湮灭的亚东在世间最后的足迹，不免感慨万千，心有遗憾。我们还能为之做些什么呢？当然是希望能有建筑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当然是希望能有纪念牌让后人知道亚东图书馆曾经来过、存在过。

特别感谢薛理勇老师、陈子善教授，“上海历史街区”群中的caohong等多位历史考据达人朋友对探寻亚东旧址帮助与支持。

原标题：《《觉醒年代》中的亚东图书馆上海旧址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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