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在速度帝国

如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变化得如此剧烈。高度现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种独一无二的效率和竞争压力所统治，与此同时，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的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一样。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中国旅行了两周，描绘出这样一副社会图景。

哈特穆特·罗萨是耶拿大学的一般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教授，也是埃尔福特大学的马克斯·韦伯高研院的院长。他在作品中分析了晚期现代性的加速和异化作用，而在他2016年出版的作品《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中，他探讨了现代主体能够如何与世界搭建充实的关系。

暴雨如注。就像欧洲一样，雷雨倾泻而下。不过这场暴雨持续数日。这在上海并不常见，但确实发生了。中国人不喜欢被淋得全身湿答答的。无论是飞散的水流过面颊，还是摩托车架上的储物箱太湿以至于不再能放置物件时。司机们会试着披上塑料薄膜雨衣。他们的行为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烦躁的，只有斯多葛式的平静：这话好像有点老套，但也确实很贴切。安装在摩托车上的雨棚在中国其他各地随处可见，在这却好像被禁绝了。因为过于危险。上海的一切都很快：交通、施工器械、整个城市区域的急速变化。可人们似乎仍然很慢。这不是纽约，那里侵略性的交通行为甚至决定了行人的习惯。这里还有轻柔的动作和和煦的笑容。很多东西都还能照样维持下来。人们听不到警笛、救护车、汽车喇叭或尖叫与咒骂。整个国家特别是这一地区正处于破纪录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推动着迫使后进者也能急速超车的激进竞争战略，可难道这里的人还有时间，能够把控时间吗？眼前看到的一切是否有欺骗性？

当上海人谈论“老上海”时，他们指的是建于1990年左右的房屋。 这些建筑中大多数已经消失了。那些仍然看起来很老的建筑物，确实也有年头了。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已经伫立了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其实也只有二十五年，却感觉好像描绘了上海的一辈子。所有有轨电车都消失了，不少街道也消失了。街道楼面的平均寿命只有几年，而店铺或餐厅经常只有几个月，如果不是几周的话。这是我用2005年所写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所定义的社会变革中加速的绝佳例证：世界正在以更短的间隔改变其面貌。 因此，古典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每一代人都诞生于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前人创造了全新的世界。每一代人都有创新的使命，为你创造一个新的家乡，而不仅仅是接管父母所告知您的事情。找到自己的职业，开始自己的家庭，建起自己的房子。然而，几乎在所有方面，上海的变化速度都不再对应这一代际模式，而已经实现了代际内的速度：没有工作职位、房屋、甚至家庭的安排能持续一生。期待明天一切都将崭新而不同：这是晚期现代性的特征。 对于上海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生活现实。

生活如闪烁的屏幕一样

举目所见，四处都是五颜六色、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与高楼大厦。优雅弯曲的高速公路彼此跨越并交叉，其建筑美学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类似于购物中心玻璃宫殿中的弧形自动扶梯结构，并非常有效地处理了无处不在的交通拥堵——除此之外，解决交通拥堵的还有快速发展的地铁系统。上海的交通路线现代化的速度非常快，在2007年的旅游指南中，已经有两条功能强大的地铁线路。十年之后，它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最先进的系统，有十四条地铁线路，而15号和16号线也正在建设中。 在入口处有机场一样的安检系统和行李扫描仪，让人想起诸如斯图加特21火车站或尚未完工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这样的在建的德国项目，两者几乎没有差别。人们无法在一张照片中记录上海，因为上海永远不会冻结并停滞不前，只能用闪烁的屏幕来表现。

就连在晚上，景色也不时在变换。到了晚上，会有床垫突然出现在桥上和暗巷，农民工们就在床垫上席地过夜。通常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并不总是遭到驱赶，许多人配备了智能手机。 他们似乎没有并不沮丧，而是满怀希望，但外表可能让人迷惑。电动车无声地穿梭，颇有些毛骨悚然，每个区域都有不少电动车，因为最近禁止了使用内燃机的摩托车。他们晚上开车时为了省电而没有打开灯光，被人戏称为“沉默的死亡”。急速的日间生活也有另一面。

这里的城市和乡村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欧洲的观察者：在时间与空间之海中，很多工作的中国人与世隔绝。他们单独并固定地看守着公园、街道、商铺或房屋，即使在暴雨和午夜都保有斯多葛式的平静，他们独自用小扫帚清扫着宽阔停车场，或在无尽的围栏前除杂草。这种存在的暴露同时也是嵌入，似乎在缓慢的乡村生活与快速的城市之间创造了一种连续性。

就像大陆其他大城市、甚至小城市与内地最深的省份一样，上海展示了这个国家在各个层面上促进现代化的努力，即使在时间停滞一会的情况下，也经常会直接出现最现代化的东西，比如在坍塌的猪圈和瓦解的户外厕所之间荒废的住宅中，突然装上最先进的路灯或太阳能电池板。去同步化（Desychnronisation），即同时的非同时性，在这里变得切实可见。 当在狭窄的村庄街道上，手推车和三轮摩托车，摇摇晃晃的电动车（通常载着一家人）相遇，或驴车与最先进的奥迪、宝马或奔驰相遇时，这也变得触手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适用的是强者的规则——而在这里强者并非久经考验的那一方。

房屋中也是如此：虽然乡村房舍一方面既古老又朴素——一个小壁炉、户外一口井、裸露的水泥地板、一张硬木床——，但另一方面，最新的家具、大冰柜和一面巨大的液晶电视也是来自上海的最新呐喊。在他乡工作的儿子们都移居到大城市并往家里寄钱。

离开上海，高速列车一路向西，来到内陆的武汉。 这是一个工业大都市，由三座独立城市组成，拥有上千万居民，往上海以西搭乘高铁只要五个半小时。这趟车从机场旁巨大的虹桥火车站出发，而这只是向北京发车的四座巨型火车站之一。高铁像德国城际快车（ICE）一样迅速，像法国高速列车一样优雅，像瑞士铁路一样准时：在每个车站，高铁的到达和发车时间都分秒不差。

矛盾的与世隔绝

这段旅程经历了看似无穷无尽的住宅和崭新的摩天大楼。一列列刷着同样颜色油漆、形制相同的房屋，其间伴有停着挖掘机和起重机的巨大建筑工地，以及一些蓝色屋顶的民工棚，周边是浑浊的池塘和水沟，和一些奇怪的、没有任何绿色的宽阔休耕地；几乎难以见到老房子或建筑物。就在到武汉之前不久，窗外的风景冒出更多丘陵，也变得更多田园诗一般，仿佛是从古老的中国书籍中浮现的画面，诸如偏僻的田间小路或肩挑着扁担的农民。突然之间，到处都形成了新旧中国之间鲜明的对比：在平缓起伏、连绵不绝的山地景观中，巨大的太阳能装置突然出现：能够很直接从风景中注意到蓄电池连绵不绝。非同时的同时性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结构性原则，无论在哪个省。在各种情况下，新的事物通常表现为上级的要求。因此，在这个拥有儒家传统的国家里，在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在巨大毛主席胸像下教授最新的西方工商管理知识，似乎毫无问题。

列车经过五个半小时后到达武汉：另一座巨型车站。 在这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欧美人。一位司机将我们带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大校园：这所大学拥有六万名学生。 他们在巨大的校园内匆忙而辛勤地骑着共享单车，构成了一幅非常平和的画面：绿草如茵，河水流淌，广阔的校园因汽车的缺席而变得平和。这给人一种隐居在乐土的感觉，就像美国的校园城市一样。 可以用APP解锁的黄色自行车系统似乎在整个中国成功流行开来，特别受学生欢迎。 自行车也成为加速现代性的发明。

当晚，我在这所大学的社会学院进行了一次讲座，题目是“动态稳定，社会加速和渴望共鸣”。 有两百名名学生自愿前来，因为很少有欧洲或美国的讲师造访。 我为他们推演了我的现代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只能动态稳定。 这意味着如果要保持其体制结构和社会现状，就必须不断发展、加速和创新。没有增长和不断创新，就会失业，倒闭，削减政府收入，结果导致福利国家、健康和教育再也无法获得资金，最终政治系统会失去合法性——欧洲和中国都是如此。无论我们住在欧洲、中国或美国，我们每年都跑得更快、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这仅仅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职位，让一切保留现状。晚期现代性导致了一种急速的静止，这种疾速的静止让我们系统性地与世界异化开来，并越来越渴望另一种生活形式，一种产生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的共鸣方式。

减速也许是个欧洲的观念？

“这适用于欧洲，但中国需要增长和发展”，一位年高德劭、白发苍苍的教授如是说，他专程从北京赶来，应主办方要求担任共同演讲人。加速是必要的、是好的，减速是一个欧洲的观念。相应地，在讨论到持续的时间和变化的压力时，学生也点头表示理解。每天的待办事项清单在爆炸，年轻人和老人都深知这一点。他们都知道高考的重要性，这场所有中国适龄青年都必须参加的为期两天的考试决定了它们未来的生活；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毕业考试。所有学生都亲身经历过。有时甚至有很多人在这几周内倦怠或神经衰弱。母亲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只为了在她们孩子高考前几年的学习效果，因为结果决定了之后的成长中能前往的大学或教育机构，以及未来整个家族的财富情况。也有家长不顾一切为了获得一个户口，即得到中国对大城市户口管理下的居住许可，因为这是除了高考成绩之外唯一能够提高进入高排名大学机会的方式。

年轻的中国人选择的不是专业，他们梦想的不是学科、职业、工作，而是梦想进入一所大学。他们试图考进一所在大学排名系统当中名列前茅的大学。然后，这所大学告诉他们应该或必须学习哪些科目。这是一个彻底的敌视共鸣的过程，它与教育和职业培养的理念背道而驰：在这儿年轻人不是在追寻真正适合他们的专业，而是根据抽象的成绩参数进行分配——这一参数是一个模型，也是目前欧洲教育规划者追求卓越幻想的灵感来源。难怪学生们总是会问，他们毕业以后到底能做什么。人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慢下生活呢？当我说，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为了迎接两天后的“十一黄金周”，都在赶着办完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事务时，演讲厅哄堂大笑。

世界的沉默

当然，大多数问题都与共鸣的概念有关，我面对学生的这场演讲最后谈到这个概念，这也显然让他们感到兴致盎然。他们想要确切地知道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加速带来的麻烦我都已经在2016年面世的作品《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中做出了说明，所以我告诉武汉的年轻人们，加速引导我们驾驭世界，却不能与世界融为一体。我们不停尝试扩展我们的世界范围：通过获得更多金钱、更多微信好友和更快的技术让世界的更多角落触手可及：世界提供的一切，无论是地方、人、事物、可能性，还是知识财富，这些对我们都是可用的、可触的、可及的、可接受的。但另一面是异化：让世界听从支配会让世界变得沉默，它在我们面前灰暗而空虚，让我们感到冷寂。我们旅行的地方无法触动我们，而我们面前的人对我们仍然是陌生的，我们所读和所听，并未告诉我们什么内容。然后我们也变得灰暗、老迈而空洞。卡尔·马克思称之为异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祛魅，格奥尔格·卢卡奇称之为物化，阿尔伯特·加缪称之为荒诞的诞生。这种世界的沉默是现代性的基本恐惧；作为可及范围扩张的另一面，今天，我们在对倦怠的恐惧中与之相遇。

但这种异化的反面是什么呢？非异化的世界关系是什么样的？我的建议是：在与世界产生共鸣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是非异化的。那是我们触碰、把握或移动我们所面对的事物、地点和人的所在，和我们用我们整个存在回应的所在。以下是共鸣关系的四个组成部分：首先，某物“刺激”或者触着动我们，同时呼唤着我们；其次，我们也回应这种触动，以此让我们自己感受到与世界的连结，得到自我效能感；第三，我们也借此自我改变：当我们与一个人、一个观念或一段旋律产生共鸣的时候，我们不再保持不变。第四，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共鸣不可避免地固有着一种不可支配的特征：我们永远不可能强迫或预料变化的结果。

对于武汉的学生来说，这个观念看来也激发了他们的讨论。 他们马上讨论了起来，举出他们自己的例子，但也通过通讯软件和电子邮件询问批判性问题，即使到第二天，甚至几周之后也如此。共鸣概念似乎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概念直接相关，尤其是道教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儒家关于法律判决时，更讲求天理人情，而非只以抽象原则作为方针。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中国知名的黄鹤楼，这座古代阅兵塔具有非凡的艺术史意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世纪，也为数不胜数的艺术和诗歌作品提供了灵感。它伫立于缓慢流淌的长江边。水流、天空、塔、黄鹤：人们似乎可以从这引申出一个与加速现代性相对的想象图景。当然，武汉的其他地方远不是田园诗般的。这座大都市也是一尊摩洛克巨人，这里也在进行着疯狂的建造着，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武汉，每天不一样”，口号如是说，在城中随处可见。社会变革的加速是政治纲领，是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应该成为第一，将日本和西方都甩在身后。毫无疑问，中国办得到？但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事实上，新的中国文化秩序依赖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对西方观察者来说既不新奇，也缺乏吸引力，不过在这却能特别显著地观察到：一方面是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上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对由此产生的艰辛和剥夺并为全面调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能量，激烈地许诺消费。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写道，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财富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购物中心，而处于欲望顶点的仍然是西方的奢侈品品牌。

回到乡村

驱车一路向西，深入到内陆，来到中国中部的黄陂——这个地名是“黄色的山坡“之意。一开始，高速公路沿路仍然是寻常的画面：摩天大楼、桥梁、道路。然后景观高度工业化：绵延到地平线的冷却塔和烟囱，升起的烟雾有时是白色的、有时是褐色的。还有煤和钢铁。然而，渐渐地，工业现代性的象征开始减少，开始为休耕地、水沼、荒田和莲花等植被腾出空间。我们离开高速公路，路况开始变差。旅程很像在穿越时光回到过去：从上海的数字化现代到武汉的工业化现代，再到中国中部的早期现代，甚至更遥远的过去。雨中的小镇里，大门敞开，这之后是小商店或私人住宅，男人们围坐在桌边打麻将——一种用陶瓷石块玩的传统游戏，逻辑上有点类似扑克或洛梅牌。而女人们在他们身后，或是常常蹲着做家务。只有学校是新的，宽敞而现代。毋庸置疑，政府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雨后的路面迅速恢复喧嚣，出现了蔬菜摊和食品摊，提供美味的焗饭或炒面。这样道路就变得非常狭窄而泥泞。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一座宁静的小村庄。野牛在荒田里吃草。一个小水塘或者说沼泽中堆积了一点垃圾。房舍有些已经坍塌了，几乎看起来都很旧，虽然很旧在这也只意味着上世纪60年代后建的。中国的房屋并不为天长地久而建。但人们非常开放而好客。我们在当地从事建筑行业的村民那里喝茶，穿过村庄。很少有年轻人，但好奇的老年妇女会问候，并对陌生人投来腼腆的目光，尝试与陪同我前来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副院长谈话。有时她们也会认出他来，因为过去曾和他的姐妹一起玩。有些怀中抱着小孩，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城里打工，而这些老人要照顾孙儿。这种模式在中国司空见惯，新一代几乎总是由祖父母抚养。

引人注目的是：农村的房子里没有走廊或门厅，人们总是直接从街道进入起居室。而入口总会向南——裸露、粗糙的土壤、水泥或粘土，而正面的墙上摆着一种带有香烛、茶、红布的祭坛，巨大的毛主席像也并不罕见。一种备选方案则是鹤的图案：对很多南方中国人来说，鹤成为超越或永恒的符号。

仪式的节奏

在这，人们总有时间待在户外，和客人一起喝茶，甚至花更长的时间吃饭。在座的有建筑业从业者、村长和一位以写作为生的人：他们说，村里从未来过欧洲人。他们在惊人的现代化饭店中为客人们安排了传统的宴会。在座的只有男人，而女人负责上菜，整晚都是如此。鱼、鸭、青蛙、黑香肠、豆腐、蔬菜、鸡肉、米饭和土豆，应有尽有。 但更重要的是烟酒。人们会在用餐时抽烟，比如“黄鹤楼”香烟。而且人们也用壮口的高度白酒干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酒壶和一个小玻璃杯，后者只有拇指大小，但人们必须不断加满，并反复向每个人敬酒并赞颂和感激对方，确保彼此的友谊并建立兄弟般的感情。一遍又一遍。有一个关于男子气概的问题：“你是纯爷们吗？”，席间有人如是问到。是他把我带到这里，他离开几十年的家乡。“我当然是。”又一杯酒下肚。好吧，也许不那么“纯”，我开始不断在酒盅里掺茶，不久就只喝茶了——而此时我的同伴到最后连床都找不到了。女性？这时已经看不到了。

茶总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招待我的朋友就像久别的游子一样，他引我们进入的所有房舍时，主人都会立即端上热茶。连九十岁的老母亲也赶忙到茶炉边，她在一间贫瘠的房间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却散发出世界女王般的气质。患有帕金森症的老人也摆好了茶杯，他独自运营着村里的小店，店里的大屏幕中放着国庆阅兵的画面。农业收益有限。中国的食物来自大农场和温室。乡村生活处于过渡阶段：背井离乡、渴望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和留在这等待他们的人们——等待远行者，等待现代性的到来。在村庄里头，已经有一些现代性的象征，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现代化，例如电力供应；但同时农村却也非常老旧。在倾斜的房边有破败的猪圈和厕所。房屋通常只有一个房间，就在前门后面有一口灶台用作炉子。有时在屋顶上有一个洞：一口天井，通过天井能往里下雨，并希望如此。这种天井还有更彻底的用法：通过天井，根据风水，光、空气和水——以及祖先的灵魂——都可以在房间里自由流通。地板由粘土或水泥制成：灰色，摞满了碗、水桶和一些垃圾。在远离村庄接近田野里，矗立着新建的古式黄色牌楼，和两只看守入口的凶猛石狮子。

接着我又回到极速的高速列车，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返回上海。 首先穿过仿佛中国古代的山地景观，包括荷花池、温室和田野。 然后穿过大城市的景观。 列车经过南京和苏州，后者有着“东方的威尼斯”的美誉。 最后，列车抵达亚洲占地面积最大的火车站之一——虹桥火车站。 又下雨了。陕西南路地铁站周围的淮海路非常繁忙，南京路更是如此。 移动治安车的红色和蓝色灯点缀在街道上，尽管他们几乎没有使用过他们的警笛。 到处都是霓虹灯。商店、街道、公共汽车，巨大的屏幕无处不在。 与黄陂农村中常春藤覆盖着的破落房屋和泥泞的小路形成鲜明对比。

之后一天不仅仅是一个星期天，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标志着黄金周的开始，这是是中国两个周假之一（另一个在五月），而黄金周期间，整个国家都在途中。一些人从城市开车回到他们的家乡，另一些人则从那里来到大城市。清晨，街道仍然困倦，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平静，特别是在几乎田园诗般的老城区，这里被外国人称为法租界。一层半的房子、狭窄的小巷、漫步的行人。几乎没有任何车流，只有很多自行车和一些欧洲人往来。这不像21世纪，而像殖民时代和1950年代欧洲的混合体。但这幅景象没有保持很久。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我向东的脚步，一切就越来越快、越来越杂乱、越来越喧嚣。在“上海的香榭丽舍大道”南京东路上，亚热带般的闷热逐渐发酵，宛如一口高压锅。这条路在假期禁止汽车通行，但黑压压的人群还是夺走了每一丝空气。在狭窄地带，向前推进就像一场战斗：每一毫米都被充分利用。这里看不到任何体贴的场景：没有人帮助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没有人在地铁里为老人挺身而出，没有人让这个害羞的十三岁的孩子先通过。但面对这样的狭窄和龟速，还是有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没有哪里变得火气十足。没有碰撞，没有咒骂、斥责和威胁。

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认识到人们彼此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人期待被体贴或让道，所以也没有人会感到被鄙视、被忽视或过分强调。 在这里，没有任何期望会破灭，街上的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社会性的道德互动。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流动的群众之间，小队的警察在多处维持秩序，有时组成三角形，有时排成一列，有时算是一个圆圈。但他们总是完全不动的。因此，它们似乎象征着秩序的稳定、持续、不可撼动，象征着不可预料的变化与剧烈改变的景观中的权力。

在上海的其他地方，我也发现这种微妙、宛如沸腾运动和微小的平静极点之间的特殊相互作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豫园，这是一个传统建筑风格的小型城区，拥有很多木制结构的大房子，可以从其红褐色的木梁和弧形屋顶中识别出来。这些房子中遍布着众多纪念品商店，里面有数以百万计的毛巾、茶、玉石、石头或筷子。在该区中央一个大广场中，右侧的星巴克向相邻的精美建筑物发出问候。然而，在广场的中心，有一座真正古老而庄严的房屋，抵抗了近五个世纪的风霜。周围环绕着一条形成几个池塘的水道。在它上面是一座弯曲的桥梁，一个喷泉。莲花在水面上轻轻摇摆。两只天鹅绕着游泳。经过一个精巧的之字连廊，上千游客可以穿过水面，走向房屋并到达另一端。水和木制结构的房子总是能提供一些景象和瞬间，产生出完全与世隔绝的田园诗和永恒宁静的幻觉。这里令人惊讶的宁静也有助于此。相比纽约那雷鸣般的交通、呼啸的警笛和到处轰隆作响的音乐，上海就像一座修道院，而这里则是一片安静的绿洲。

日常的“女武神骑行”

然而，不远处的城隍庙就不太适合充当减速的绿洲。这里人潮汹涌，在大殿、两庑，人们都可以在各屋宇下、镶金装饰的殿里看到雕塑神像，人们可以向它们祈求的包括：健康、财富、高考好成绩。然而，人们不会拖延太久：快速地跪下，鞠躬三次，如果不知道某位神祇的名讳和意义的话，还要祈求原谅。当中端坐的是城隍爷，他是这里最强大的神祇。在中国，可以用灵验与否来衡量一位神祇的分量：如果愿望成真，信众们会回来慷慨捐赠，那么寺庙和神像就会变得更大、更豪华、更强大，并吸引更多的信众。如果愿望没有实现，人们就不再会来拜，寺庙也会衰微。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创造新神方面相当富有创造力，也不那么忌讳。例如，北京近郊的一家寺庙，最近新创造出了一位架势十足的车神，蓄着大胡须，手握方向盘。这样的神在中国还挺受欢迎。在前往浦东国际机场的路上，人们可以赫然观察到，高速公路遵循着步行街一样的原则：没有暴躁的怒气，没有鸣笛（在上海被完全禁止，这和武汉、黄陂是完全不同的），所有的空间都被无情地用来超车，人们像电脑游戏一样向前：右边有一辆卡车经过，左边有一辆公交车，一辆雪弗兰在两辆出租车中穿过，保险杠贴着保险杠。这个场景适合车载收音机播放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紧随“朝圣者的合唱”，而减速则适合男高音。古典音乐在上海很受欢迎。 但是人们不禁怀疑，认为古典音乐不过是充当一种工具——一方面作为提升成就与地位的推动工具,一方面又作为镇定剂。这种工具是为了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成为第一：在争取高考的好成绩、最高的摩天大厦、最大的金融广场、最有力的购物中心。但上海老是在下雨。

作者原文参见：Hartmut Rosa. Im Reich der Geschwindigkeit. Philosophie Magazin Nr. 2(2018), 24-33. （《哲学杂志》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