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来自哪里？尼采、鲁迅和精英教育

尼采和鲁迅是近现代两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尼采提倡“超人哲学”，被认为是近代反道德、反传统、虚无主义之先驱，其思想被追溯为纳粹种族主义的根源之一。深受尼采影响的鲁迅提出“立人”思想，主张个人独立自主、释放个性，因其“国民性批判”得名，也被冠为虚无主义者之称，被认为是尖酸、刻薄与阴暗的“刀笔吏”。毫无疑问，尼采和鲁迅是两个火气冲冲之人，尼采与上帝为敌，鲁迅与所有人为敌，他们笔锋尖锐、毫不留情，但若以此就假定他们是虚无主义者，认为其对人类社会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关怀与理解，那就是对他们的最大误解。

从作品类型来看，尼采和鲁迅都属文学家，思想多以隐喻方式表达。由于隐喻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模棱两可性，所以被误解也是两位人物不得不接受的命运。不过，我们依旧可以尝试去理解他们，只要能找到清晰化他们思想的方式。如常言道，文学的底色是人学，人学的核心是伦理，其涉及价值判断以及对“我们该如何行动”这一主题的追问，所以要弄清两位作家的思想，我们不妨从伦理学路径切入。

伦理学视域下的尼采与鲁迅

“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是一个规范伦理学的主题。所谓规范，就是行为标准，所以隐藏在“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一问题之后的问题是：行为有标准吗？如果有，这标准是什么？多数哲学家认为有标准，只不过标准不一，我们可以将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标准汇总分类，然后把它们格式化为三张价值量表，分别是损益表、对错表以及高低表。教育家们喜欢拿着这些价值量表起草教学大纲、开班授课、培养学生，文学家则喜欢拿着这些价值量表观察社会、诊断社会，给社会喂药。

损益表持有者在乎利益与产出，相信好行为就是能带来好结果的行为，主张人们选择做那些能带来好结果的事，所以他们总强调“做事要努力认真、做事要有全盘计划”。多年来，损益表持有者培养出了一拨拨刻苦学习、立志进名校的学习尖子。对错表持有者发来反面意见，觉得好行为未必带来好结果，有些行为之所以值得主张并非因其结果好，而是因为在人们眼里，这些行为受善良意志/良好动机推动，实践它们符合道德律，即便结果不好，它本身也是对的。在对错表持有者眼里，相比于考上北大清华，成为某种“行事正派”的人似乎更重要，所以他们往往强调“好好守规矩”，把学生教得有原则、有底线，做起事来一板一眼，煞是可爱。

损益表和对错表基于不同价值序列制定，但底色一致，都在指导人们做“理性选择”。在各自的持有者眼里，两张表都宣称理性法则普世有效，只不过前者坚持工具理性，后者支持价值理性。高低表持有者心有不甘，反问道：难道好学生非得这么局限？不是考北大清华，就得客客气气、一板一眼吗？

在高低表持有者眼里，损益表和对错表都是跟着当下生活圈现状规定出来的生存策略，他们所基于的价值序列都属外指型，即以外在标准为指向。今天的主流是去金融圈和IT业，损益表策略就是帮着进高盛和BAT，若今天的主流变成了进政府部门，损益表策略就是帮着通过公务员考试。对错表提供的生存策略不一样，但也脱离不了外在的社会风气的塑造。对错表诉诸善良意志，虽然意志是内生的，但对于善良的认定却涉及到对于外在的认知，即认知的形成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规范，由于规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被约束性条件规训出来的善良意志也并不稳定可靠。

对于高低表持有者而言，人们必须寻找“永恒”，因为永恒的才是稳定可靠的，换句话说，可靠之物并非基于当下条件形成的生存策略，而是超越时间性的决断，它属于内指型而非外指型的价值序列。损益和对错是弱者关心的事，因为只有弱者才每天小心翼翼、患得患失、生怕越雷池半步，超越时间性的决断却是强者才关心的，因为强者时刻关照自我的成长以及德性的养成，即“我到底走得够不够高”。高低表持有者觉得好行为就是“不断往上走”、“不断自我提升”的行为，它们帮助行为者获得勇气与真诚，进而突破自我和创造自我。

勇气与真诚并非与生俱来的天性，也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后果，而是行为者不断挑战外部边界时所养成的品格，是内指型的价值导向。可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敢一路向上呢？往上走不是很容易气喘吁吁吗？高低表持有者回答，仰望星空，靠直觉——或者说，靠偏见，利用偏见带来的力量引领自己往山巅走去。高低表持有者心里想的是：培育精英。

尼采和鲁迅都是高低表持有者。尼采高呼“一切价值重估”，意思是想用高低表换掉损益表和对错表，用内指型价值序列代替外指型价值序列。尼采看来，损益表和对错表是基督教传统遗留下来的“思想糟粕”，他们以理性的名义为人的生活框定行为界限，但是，这种界限抑制了“人格”的成长。为了撕掉损益表和对错表，尼采从西方文明的根挖起：反传统。深受尼采影响的鲁迅也跟着“反传统”，只不过鲁迅反的不是基督教传统而是礼教传统，因为在他看来，“礼教吃人”。虽然尼采和鲁迅总是火气冲冲，但他们并不随意释放怒火，只与那个时代的精英为敌。在他们眼里，这些精英都是“伪精英”而非“真精英”，他们之所以反传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留下了一批“伪精英”并阻碍了“真精英”的诞生。

在尼采和鲁迅的眼里，什么才是真精英？在他们眼里，真精英应该如何才能出现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他们的政治本体论。

尼采和鲁迅的政治本体论

所谓的政治本体论就是关于“政治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根据现代最宽泛的定义，政治就是国家事务，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要理解政治，必须先理解国家。从静态的视角看，国家是一种垄断暴力的社会组织；从演化的视角看，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城邦，从部落发展而来。当人类社会从部落形式向城邦形式过渡时，民间游离的暴力（violation）逐渐减弱，至上而下的支配力（domination）日渐变强，最终形成了能垄断暴力的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所以关于政治，比“国家事务”更确切的定义是“权力事务”。

权力由多股力量共同组成，它会根据具体事务的类型而细分，比如负责公共管理事务的权力是行政权，负责各种审判事务的权力是司法权，各种权力统一起来以维系一个国家的运作。不同类型的权力根据不同机制发挥作用。损益表持有者坚持权力的主要任务是分配，对错表持有者认为权力的主要任务是规范个体的行为尺度。就“国家是垄断暴力的社会组织”这一定义而言，损益表持有者认为，权力可以通过理性的分配功能使得个体尽量被满足以至于“不想利用”暴力；对错表持有者认为，权力可以通过理性的规范使得个体因害怕后果而“不敢利用”暴力。虽然机制不一样，但两者之间存有共识，即权力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安全与稳定、降低不确定性而存在的。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权力观称为统治型权力本体论，相应的，将以“安全、稳定”视为政治第一要务的观念理解为统治型政治本体论，或称其为防御型政治本体论。

但高低表持有者并不认同这样的权力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在高低表持有者看来，权力是一种生生不息、能将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它的目的是实现成就而非确保安全，成就在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更高、更快、更强”，还象征着探索新事物与创造新事物，至于政治，则是人类用以不断累积、不断登高的踏板。这是一种领导型政治本体论，我将其称为“进取型政治本体论”。统治型政治与领导型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构建的社会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后者构建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与权力本体论/政治本体论对应的是人格本体论，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理解人格本体论来反观政治本体论。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的“论三种变形”（On the Three Metamorphoses）中以隐喻的方式区分了三种人格，分别是骆驼型人格、狮子型人格以及孩子型人格：骆驼将所有负重加在自己身上，勤勤恳恳地在沙漠中行走，并不自由，它心里想的都是“不得不”；狮子和骆驼不一样，它试图去克服沙漠带来的阻碍，从而获得自由，它心里想的是“我要”，但狮子并不创造新的东西，它只是想着去争取那些眼前看得到的东西；孩子则是“一个新的开端、一场游戏、一场自转的轮子、一个最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他没有骆驼的包袱，也没有狮子的欲望，但他有好奇心，即去创造的意志。

在尼采看来，骆驼的“不得不”与狮子的“我要”其实是一回事，它们都是旧价值所确立的行动策略，即统治型政治下的产物，只不过骆驼嘴里叼着对错表，狮子手里捏着损益表。但孩子不一样，他的好奇心来源于其创造意志。鲁迅在《且介亭·看图识字》中谈到孩子时曾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太空，他想潜入蚁穴……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成一个蠢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尼采和鲁迅之所以“敬服”孩子，是因为孩子没有观念上的束缚，他有望确立新价值——这是一种只有在领导型政治下才会存在的行动策略。在文集《呐喊·故乡》一文的结尾处，鲁迅写过一句著名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用路做比喻，如果统治型政治下的行动策略是“以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为纲，在诸多道路中寻找最优解”的话，那么领导型政治下的行动策略就是“抛弃一切限制性条件，不惧风险，敢于走新路”。在尼采口中，敢于走新路的人也被叫作“超人”。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新路”，而是“敢于”。

那么，这些超人来自哪里？他们是雅各宾派，还是打倒孔家店的进步主义者？

超人来自哪里？

按照流行的意识形态光谱区分法，鲁迅通常会被划分到中国左派，尼采则会被归类在欧洲右派，因为鲁迅反对传统礼教以及胡适老派的“改良主义”态度，尼采反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倡导人人平等的民主化进程，但若仔细考察他们的反对，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呆板的意识形态主义者，而是非左非右的怀疑派。

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大约有五十人加入联盟。鲁迅接受邀请，作为代表在当日发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鲁迅既没有庆祝联盟的建立，也没有为联盟大唱赞歌，而是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一开口就泼凉水，因为在他看来，许多左翼人士其实是些高谈革命、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不接触现实、不落地的口号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于革命以及文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之所以谈社会主义、革命和文艺，是因为它们流行和时髦，而非理解这话语背后的波涛汹涌，他们声称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言说，但在行动上，无处不表现得与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脱离。用鲁迅自己创造的人物形象来对照，就是“阿Q”。

阿Q是社会底层人士，穷得只剩一条内裤，连名字都没有，但即便这样，也无意愿正视自己，依旧活在幻想之中，一有机会出头，就立马陷入自我满足，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得比谁都快，一有便宜可占，抓得比谁都牢。鲁迅给阿Q定的身份是农民，所以不少人觉得鲁迅是在讽刺挖苦社会底层，但如果比较一下鲁迅笔下其他底层人物的形象，比如闰土、祥林嫂，我们或许体会到更多的是鲁迅对于底层的同情。借浙江大学文学教授徐岱的说法，阿Q是“一个油腔滑调、不务正业的社会游子”，相比于穷苦的底层百姓，那些“表左内右、外新里旧”的中国文人们倒更符合这一形象。

在尼采那里，这些表左内右、外新里旧的人就化身成了法国大革命者。众所周知，尼采反民主与自由主义，认为民主是庸众的胜利，自由主义则是对高贵精神的背弃。一般认为，民主的反面是专制，所以反民主的尼采也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旧专制的卫道士，但是，这种说法因缺乏具体语境的考量造成了二元对立的误解。

民主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被正名是二战之后才有的事，十九世纪结束前，民主的名声都还不怎么好，即便当时的美国人也只声称自己国家推行的是共和政体而非民主政体。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包括尼采——眼里的民主，更具体的说，是法式民主。法式民主的基本做法就是，以暴力形式推倒专政政权，然后以人民的名义集权。在尼采看来，这种民主只是颠了倒的专制，无非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切换，但从精神取向、价值认知以及统治资源的应用来看，仍旧秉持着过去的一切。在尼采看来，庸众不会因为成了统治者就不再是庸众，奴隶不会因为登上了宝座就变成了主人，被传统专制孕育出来的民主并不见得能超越专制，多数情况下，只能沦为集体专制。

如果因为尼采和鲁迅反传统，就以为尼采和鲁迅会将一切希望寄托在“能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党人”身上的话，那就错了。那些暴力推翻传统的人，在他们看来，都只是些带了新面具的旧人，他们希望的是能出现构建新传统的人。就这个意义上而言，鲁迅和尼采并不是“打倒孔家店”意义上反传统者，而是主张超越传统（beyond tradition）的新传统缔造者。如果将传统比作左，将反传统比作右，那么超越传统就是超越左与右；如果将损益表比作保守叙事，对错表比作革命叙事，那么高低表就是超越保守与革命之间的独立叙事。至于所谓的超人，就是那些有勇气超越左与右的人。

总结：成为超人

如果以工业革命为标志，人类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于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成就显而易见。更多元的物质财富、更好的医疗服务、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更长的寿命，无一不在证明人类已经过上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但与此同时，这些成就也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助长了人们不切实际的期望，让我们误以为人类可以永远安享下去。人们将大量时间花在寻求稳定、安全的生活方式上，似乎已经变得不再能接受人本身的脆弱性和命运的无常安排。然而，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却提醒我们：

“成为一个好的人意味着对于世界保持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事物表达信任的能力，虽然那些不确定性事物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会将你击得粉身碎骨。但重要的一点是，正是因为生活中存在对于不确定性事物的信任和将自己曝露于世的意愿，以及人更像一棵植物（一种看起来极为脆弱却又因为这种脆弱而显得格外美丽的东西）而非宝石这一事实，人类的伦理生活才变得可能。”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勇气成为超越左与右的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需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度过一生就好，但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勇敢的人不安分守己，他们会因不愿拘泥于平庸和碌碌无为而站出来，试图引领一些，创造一些，改变一些。他们或许有弱点，但不吝直面自己的弱点，并会想尽办法克服。这样的人就是尼采口中的超人、鲁迅眼里的新人。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人类社会才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