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他同样迷信权力、贪恋权力 | 专访林乾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受访学人：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百家讲坛主讲《雍正十三年》。代表作有《柄国宰相张居正》《中国古代的权力与法律》《传统中国的权与法》等。

本次访谈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方华康、贺前参与完成。

01.

张居正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但他同样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

学人：通过张居正跌宕起伏的一生，读者可以看到他命运悲剧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他在权势欲面前的致命弱点。同时本书也指出了个人局限与历史局限双重作用下的种种可能与无奈。在您看来，这样的历史故事可以怎样帮助当代人思考历史、反观自身，积极应对权力和个人命运上的挑战？

林乾：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运行中，几乎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通过权力来展现其平治天下的才能。与以往汉、唐、宋不同的是，在明朝的政治架构中，从法律意义上说，给包括内阁大臣在内的大学士所预留的政治空间变得非常狭窄。张居正的悲剧在于：他一方面以身许国，“以身为蓐荐”，勇敢承担其振衰除弊的责任，另一方面，自废除丞相制度以后，内阁大臣的权力被限定在顾问范围内，只有在皇权处于缺失或半缺失的背景下，内阁首辅的权力才会被放大。

换言之，张居正在万历前十年所实行的，并非是内阁首辅的权力，而是代行皇帝的权力。对此，他在面对门生刘台参劾他“专擅”、违背“祖制”时，张居正明确说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这是铸成他个人悲剧的制度性原因。站在历史的视角看，我个人以为，在一个人治社会中，这种悲剧一次次上演，几乎不可避免，又难以逃避。就张居正个人而言，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但他同样迷信权力、贪恋权力，当皇帝已经成年后，他仍然不肯放手，所谓“归政”只是做作样子，这是他身后被“清算”的个人原因。他的悲剧给他以后的内阁首辅以极大的警示。权力能够放大一个人的才能，也能放大一个人的贪欲。这或许就是尼采所说的“权力的意志”吧。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

学人：张居正十余年间在朝堂之上极力维持他与恩师徐阶、首辅严嵩之间的平衡，您在书中指出：“张居正娴于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有极高的从政天赋。”除天赋使然，您认为他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能力来自何处，都有哪些表现呢？

林乾：就一个人从政为官的素养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得之于天授，即先天禀赋，一类是得之于人事，即后天的锤炼。而张居正可以说是二者兼得。

就先天禀赋而言，他聪明天纵，又生当湖广，其军籍家庭的出身，王府侍卫的后代，特别是祖、父两代人的遭际，使得他“阴重不泄”的性格中，又异常敏感、机智、善变。这使得他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政局中，虽然也有局促之感，但整体上能够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具体到处理人际关系中，他善于打太极，搞平衡，特别注重维持与恩师徐阶的亲近关系，感觉他是“自己人”；同时对首辅严嵩礼敬有加，甚至让严阁老也想重用他。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严嵩去世后，张居正给严嵩家乡的分宜县令写信，要求其安葬严阁老，以全国体。

在张居正看来，君主政治的实质是皇帝，所谓“君明臣良”。即便张居正后来担任首辅，不遗余力推行改革的十年，除了他不指名批评严嵩当政时的贪墨之风外，并没有更多谴责他。相反，尽管他与徐阶有师生之谊，对恩师把没有多少资历可言的他送入内阁心存感激，但对徐阶为次辅、首辅时期的诸多做法，特别是无所作为的为政思路，颇不以为然。这也是张居正在从政早期处理严、徐之争时保持微妙平衡的思想认识基础。

林乾：《柄国宰相张居正》（中信出版社，2023.10）

02.

宦官也好，言官也好，

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

学人：王忬之狱与杨继盛被害都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引起很大反响，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对“严嵩”形象的认识。这两起案件的发生及其后续是否反映出明代中后期不同政治群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

林乾：王忬之狱与杨继盛被害这两起大案，都发生在嘉靖朝严嵩任首辅时期。清朝修《明史》整体沿用了王世贞《首辅传》的说法，这也是把严嵩“定格”为“奸臣”的所谓事实之一。但这与真实的历史不尽相符，可以说是王世贞因为父亲之死而“栽赃”严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桩案件发生后，受害人的亲属、僚友都展开了各种营救活动，结果都未能成功。

而王忬出身江南名门，在朝野很有力量，又是高官，同时也彰显其家族的身影。与他相比，杨继盛家境贫寒，级别也只是中级官员，在朝野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而从当时的反应来看，杨继盛之狱乃至被冤而死，受到的关注更高，乃至宦官都认为杨继盛上疏骂严嵩“国贼”，这是义举。因此他的死更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同情和对朝政腐败的痛恨。明朝自永乐、宣德以后，或因为幼君嗣位，或由于皇帝生长深宫，缺乏执政的训练，致使政治生态中出现两股不可忽视乃至进而左右政治的重要力量，即宦官集团与言官群体。

但宦官也好，言官也好，又绝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他们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言官群体的崛起，与内阁体现的政府形成严重对立，这是明代政治的一大景观乃至特色，但问题也由此而来。同时，就宦官集团而言，自嘉靖帝惩抑宦官以来，这一群体除晚明天启朝外，并没有出现武宗正德时期刘瑾那种情况。杨继盛的身份不是言官，但他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朝政的不满，广义而言，代表敢于谏诤的力量。王忬之狱与嘉靖帝注重北部边患有直接关系，与王忬“失责”更是攸关。这两起大案，都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分析。

明代宫廷绘画《四季赏玩图》（局部）

学人：您如何评价张居正在山居期间观察农民生活并撰写相关作品的行为？在本书中也有其他政治家或官员通过文学作品对当时政治现象进行批评和揭露。您认为张居正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改革事业推进有怎样的影响？

林乾：张居正前后乡居六年之久，这对于“时时称老易”，热衷入世的他能够不为纷乱无比的政争所裹挟，对他没有卷入首辅（严嵩）与次辅（徐阶）之争，极为有益。同时，乡居六载，也给了他较长的沉淀机会。他在此期间所写的《学农园记》等作品，不但是对农民生活有切身体察，更是他后来实行赋役改革、推行一条鞭法的重要起因。当他看到农夫们每天在田间风吹日炙，一年从早到晚无比劳累，也仅仅能够免饥饿，如果年成稍差，即便妻子儿女都不相认，而官吏催科征赋却急如星火时，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

可以认为，张居正的许多改革思想，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也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回应。明朝士大夫的思想是开放的，朝廷也没有文字禁区，因此，包括张居正在内，能够把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记录下来。本书也引用了《边军谣》等民间记载对边关生活的描述。这些都让我们能够“触摸”那个时代。

学人：海瑞是魄力、能力非凡的一时名臣。张居正柄国期间却始终没有任用海瑞助其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林乾：张居正柄国十年，让有魄力、有担当的海瑞一直赋闲在家，的确让人扼腕叹息。我个人认为，这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张居正顾忌徐阶与海瑞的恩怨纠葛。海瑞出任应天巡抚时，对徐阶家人在江南特别是松江的强行兼并进行“退田”清理，由此引发海瑞被参劾罢官，接任者仍对徐阶诸子不法行为进行追究，而张居正是主要调停人。重新启用海瑞，会对徐阶造成重大冲击。

二是张居正柄国不久，他的儿子参加进士考试，海瑞给主持考试的内阁大臣写信，要求其不要徇私情，其中内容也涉及张居正。张居正的儿子果然没中。这让张居正颇感不安。

三是张居正父亲去世，由夺情之争引起朝局翻覆，而在南都四处张贴以海瑞名义写的揭帖，内容包括张居正罢官等。尽管张居正明知这是假托海瑞的名义而为，但他仍然让人私下核查。在张居正看来，海瑞性格过于刚直，一旦启用，会难以相处，而对海瑞的每一次动作，都极易成为众人攻击他的口实。

海瑞|《大明王朝1566》剧照

学人：大多数人认为张居正以一己之力挽救了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为其“续命”数十载。在您看来，这一评价是否言过其实？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张居正的历史贡献？

林乾：评价张居正的改革，必须放到历史的中时段乃至长时段，才能看得更清楚。嘉靖时期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张居正通过他的观察、思考，“诊断”出大明王朝的五大积弊，他的所有改革也是围绕革除这些积弊而发力（宗室问题未能解决）。他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多方面，具有系统、全面、深入等特点。重用戚继光等名将镇守北方，实现与蒙古俺答封贡、互市，以迄明亡，北部烽火不举，不但每年节省军饷数百万，更是带来数十年的蒙、汉融合，乃至为清朝国家大一统格局的最后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更是为清朝思想家魏源誉为“变古愈尽于民愈便”的重大改革。通过清丈土地，大量隐寄田土被清出，赋役负担更均衡，真正起到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效果，这也是改革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改革是通过“考成法”作为牵引的，考成法也成为最具操作性的特别法。自此，“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在必行”成为重要的行政理念。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但要聚焦他做了什么，更要看到他的精神。

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像张居正这样“以身为蓐荐”，为推进改革甘愿承担“高台倾、曲波平”，敢于承担“家破族沉”责任的，找不出第二人。这种为改革牺牲的精神，尤其应该大书特书、肯定弘扬。整体上，张居正改革遏止了大明王朝急剧下坠的势头。他是一位勇于承担、有极大魄力、有卓越胆识的改革家。他无愧于“改革人生”这一称谓。

03.

看一个人，就是要看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秉持的态度

学人：关于张居正的人生经历和改革事业，在文学和史学界已经有大量讲述与品评的作品。您此前的研究也是以清史为主，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决定重写张居正？此前的一些经典作品是否对您的写作产生影响呢？

林乾：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郭成康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是清代政治史，论文以《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为题。此后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二十多年来主要研究的是清代法律与政治。我深受钱穆先生的“制度-人-思想”三位一体研究法影响。在研究制度中，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即“清承明制”，究竟承继了哪些？创制了哪些？由此必须“回头看”，回到明朝。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李洵、薛虹、王松龄三位先生，专业方向是明清史，彼时的学位论文是《明清督抚制度研究》，后来又写作《嘉靖帝传》（1996年吉林文史、2008年中国社会）、《明永宣盛世》（与姜守鹏合著，1998年河南人民、2012年中国大百科）。

以上是我对明朝历史的一些探讨。研究张居正，是我清代人物（康熙、雍正、曾国藩等）研究的一种“前溯”，也是对“清承明制”研究的一种追问。在此期间，围绕张居正已有多部作品问世。对我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一部是韦庆远先生的《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中后期政局》。朱先生是文学史大家，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有大量对白，人物跃然纸上。韦先生是史学大家，他长于写史，尤擅长写制度。我自不量力，试图兼取二家之长，既想把“人”写好，也想把张居正改革的“制度”呈现出来。

学人：这部新作没有像通常的编年传记从张居正的家庭背景、早年生活开始铺陈，而是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一场明王朝面临的重大危机展开，由此引出中年张居正的命运转折。这样的安排，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林乾：我的新书规避了一般传记类写法，而是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写起。这样的安排主要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如果把明朝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个人认为，庚戌之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划分，一般说来，一个事件只能归类于“短时段”，而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往往会超越时间，演变成“中时段”。庚戌之变属于后者。一方面，这一事件把十几年不上朝的嘉靖帝“逼出现身”，另一方面，京城军事的布防、建筑格局的重构，乃至整个国家的军事系统变革，都由此衍生出来。

第二个考虑是，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了很多重要人物的命运走向。看一个人，就是要看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秉持的态度。张居正、王世贞等作为“观政进士”，戚继光等参加考试的都亲眼目睹了这场对明廷君臣造成心理震撼及恐慌的大事件。王世贞还留下了长篇诗文以“纪实”，杨继盛上疏乃至被谪也是由此而来。张居正在苦苦思索，寻求通过改革之策而不可得时，选择乡居六载。正是在大事件中，张居正选择与同年进士迥然有别的人生路径，由此展现出他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

学人：这部新书虽然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却引用了丰富多样的史料。您怎样认识这些史料在展现张居正形象和命运方面的不同价值？在运用时是如何取舍、鉴别资料的呢？

林乾：在写作张居正时，我反复认真阅读、参考的主要文献有一百多种。与一般人物不同，张居正是柄国十年的内阁首辅，如果从他进入内阁算起，他深刻影响明朝政治的走向，长达十五年之久。就张居正58岁的年华而言，在内阁的时间也占去他从政为官的大部分。由此，张居正集及官方实录（穆宗、万历）是我反复阅读的重要文献。与一般的“官样文章”不同，张居正文字典雅、洗炼，说理性极强，他很少长篇大论，无论是上达朝廷的奏疏，还是与朋僚交流的书信，大多短小精悍，书札写的尤其好。按照曾国藩评价奏疏的三大标准（典、显、浅），张居正足堪其最。正是在阅读《张居正集》的过程中，为他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动彻心扉，由此才下决心，写一部聚焦改革的张居正传。

同时，明朝人好发议论，由于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明朝人对本朝历史的记述，巨细本末，纤毫毕陈。乃至有“晚明野史，不下千家”之叹。这与清朝形成了判若两样的强烈对比。由于记述的多，在史实上就不免真伪难辨，在认识上也不免是非混淆，甚至黑白颠倒。由此，我在写作中需要考竟原委，辨别是非。换言之，张居正的“形象”，在不同的文本记述中，幻化出多样的“哈姆雷特”，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特别是影响清朝修《明史》的，无疑是著作最丰的王世贞的史学作品。王世贞在明代后期的文坛，是一个影响甚广的古文家领袖，但他经常以一己好恶取舍历史、编排史实。晚明史家对他的作品有尖锐批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对不同文献进行比对，以求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张居正。

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

04.

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

学人：有人会认为严肃学者写作通俗作品是“不务专业”。在大学的科研评价体系中，这些作品也通常不被纳入考核。但社会其实非常需要高品质的通俗普及性作品。您怎样看待专业学者写作通俗作品？

林乾：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在历史悠久、重视以史为鉴的中国，历史观甚至是国民素养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相当长时期，很多史学大家都擅长也愿意写“通俗读物”。我早年读大学时，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而这套丛书的写作者都是大家。当时还有“中国古代史常识”等读本，写作者也多是名家。我本科、硕士、博士，读的都是历史专业，觉得“通俗读物”更易于向大众普及、传播。

近些年来，由于科研评价体系的变化，学者无暇或不愿意从事于此。这就使得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的人，往往多把影视剧中的“戏说”视为真实发生的历史。我研究明清史，就经常遇到“专业”外的朋友就影视剧中的“历史”向我求证。特别是若干年前“宫斗剧”的泛滥，似乎我们的先民都在这样“创造历史”，在如此的历史中走过来。这也说明，学者写“通俗读物”更有迫切性。我平时特别喜欢读中外“传记”作品。反观欧美的很多历史作品，包括传记，都写得引人入胜、妙趣横生。一部《罗马人的故事》，不知影响了多少人。由此我认为应该提倡学者走出书斋，为大众写历史。

学人：您的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精彩的故事，还颇具思想性，给读者以历史观、人生观上的深刻启迪。您认为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想要兼具生动性和思想性，可以在哪些方面努力？

林乾：我阅读过许多人物传记。写作前也认真读过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的前言，朱先生关于写好一部传记的诸多思考，让我获益良多。我在写作张居正时，通过梳理大量材料，力图用“事件”来呈现历史。事件就有发生地点、参与人物、过程、结果等“故事要素”，我认为这种写法能够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有一种“现场感”。中国传统史书，在这方面有许多可以吸收之处。如《史记》中的诸多传记，都很有“现场感”，似乎作者就在事发现场。

其次，在语言表现上，要尽量使用现代语言。让广大读者对历史著述“敬而远之”，或者“望而生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横亘在古今之间的“语言鸿沟”。为此我认为，如果把古代语言完全以现代语言表述出来，往往会损失“现场感”，但如果一味照搬，又会给读者以“阅读障碍”。二者之间如何恰到好处，颇费斟酌。我的做法是，尽量把古代文献“化”在叙述中，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引用原文。

第三，非虚构性写作应该尽量避免“琐碎”或“碎片化”。一部作品，特别是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传记，应该通过人物的思想作为，将正确的历史观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阅读中思考，给予丰富的历史营养和智慧。为此，不能为故事而故事，更不能为追求猎奇效果，而铺叙没有价值的“细节”，进而使历史进入“琐碎”一途。历史总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让后人得以在“观照”中反思自己。在传统史书中，这属于“史识”部分。大凡好的作品，能够长久留在一代代读者书架上的，一定是给人以深刻启迪的。

学人：您认为“以人物关系为主线，来突出人物命运和时代命运”是这部新作的重要特色，能详细介绍一下这种传记写作的新思路吗？

林乾：在写作本书前，有多部颇有影响的相关作品问世。因此如何写一部“不一样”的张居正，是我首先必须面临的问题。坦率的说，我确实在如何写一部不同的“传记”上煞费苦心，念兹在兹。伴随对张居正个人文集几乎逐字逐句的反复阅读，我为张居正那种“以身为蓐荐”的精神而感动，更为他那种不惜破家沉族也要把改革进行下去的勇气担当所折服。这不正是中国士人的可贵品格吗？！

于是我开始广泛阅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人物材料，包括他的几位声名显赫的同年，提携他进入内阁的恩师徐阶，他的生死盟友高拱，以及在他身后与之划清界线、致使其罪状章满公车的张四维等人的相关史料。在大量阅读几十种文集之后，张居正的形象逐渐清晰，而且我也从思考路径上找到了自认为的“突破”，即以人物关系为主线，来突出人物命运这类传记的“新写法”。为此我将全书分为三篇。

上篇通过庚戌之变带出张居正三位同年的不同人生，这算是张居正的“上场戏”。其后又重点写张居正与恩师徐阶的复杂关系、与高拱之间从生死不弃的政坛盟友到担任首辅、次辅时“白发按剑”的演变。这三章也是张居正的三个“台阶”。中篇写改革。张居正改革涉及内容很多，有的比较彻底，有的未能深入。有的是同高拱一同擘画，有的则由他独立操作。在这一篇中，突出“人物”的同时，由于每一项改革涉及面广，参与者众，为此写了几组人物。由此呈现那个时代的“群体奋斗”图谱。

下篇仍以人物为中心，写改革进入深水区，张居正父亲去世这一突发事件的重大影响，以及形形色色人物对于“夺情”的不同态度。夺情事件也是铸成张居正身后被“清算”的原因之一。第九章重点写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及其母亲、大珰冯保之间的多重关系，特别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微妙变化。

最后一章是张居正身后遭到“清算”的历史过程及其朝政的完全翻覆。尽管张居正希望他推动的改革“一了百当”，但还是未能逃脱“人去政亡”的魔咒。全书三篇十章贯穿人物始终的，是他们的“命运”与时代、与国家息息相关。总而言之，我希望打破传统传记的写法，透过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人物“组群”，呈现那个时代政治舞台上色彩斑斓的各色人生。

原标题：《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他同样迷信权力、贪恋权力 | 专访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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