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希凡先生：他曾说“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的进步”

今晨传来噩耗，李希凡先生走了，经历了多次论战多次风浪的李希凡先生，平静地走了……

众所周知，做“红学”研究，绕不开李希凡这个名字。李希凡先生因“小人物”称谓而闻名，而这个称谓是毛泽东赋予的。

记得初见李希凡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是在201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纪念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李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在大会上致词。其间得知他打算写回忆录，我便毛遂自荐，希望有幸做责编。李先生当时并未允诺，只推辞说有几家出版社找了他，他刚开篇，等写完再说。我知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作为当年被毛泽东主席钦点的“小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出于编辑的职业敏感，我想他的回忆录一定很精彩，所以极力争取，宴会上主动敬酒、合影，索要联系方式。尽管如此，回沪后我并未抱太大希望。因为像李先生这样的名人，出版社总是趋之若鹜，我与他素不相识，又无人举荐，一面之缘而已，他没有当面拒绝，无非出于礼貌罢了。

颇感意外的是，不久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接到李先生电话，说是《名人传记》正在刊登他的部分回忆文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这让我受宠若惊。次年元月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我专程赴京去李先生家拜访。与印象中温文尔雅的前辈学者形象不同，李先生高大魁梧，声音洪亮，笑容可掬。而李师母知性优雅，气质端庄。李先生介绍说，他与夫人原本是大学同学，夫人离休前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和中国剧协工作，目前正从事中国历代服饰研究，这让我肃然起敬。

那天李先生饶有兴致，谈到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谈到“百家讲坛”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丹说《论语》，他对当时热闹非凡的“揭秘”、“心得”似乎颇不以为然。而李师母大约此前对出版社有不良印象，委婉地说李先生这本回忆录要自费出版，自己发行。李先生呵呵地笑着，不置可否。我内心忐忑，絮絮叨叨地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尽责，做好出版服务。李先生仍旧呵呵地笑着，不忍心拒绝我……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而李师母来不及看到书稿付梓，竟已驾鹤西去，每忆至此，我都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

李先生的回忆录题名《往事回眸》，它是李先生对自己八十余年生命的回眸，是他八十余年人生的自述传和心灵史。他的童年，他的伙伴，他的家庭，他的婚恋，他的读书生涯，他的“红学”研究以及文艺批评，他后来执掌中国艺术研究院十年的“艺术人生”，都在书中有精彩的呈现。

毋庸讳言，作为一本自传，该书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烈的个人色彩。李先生一生的苦乐悲欢，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李先生自称“毛派”，对毛泽东主席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当不难理解。毕竟由于毛泽东的“钦点”和特别关怀，他才有了与众不同的人生。本来，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一名研究型学者。1954年秋，他给时任文化部长周扬写信，表达自己研究生毕业后想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愿望，周扬转达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毛主席认为“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他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战斗”不止，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如对“文革”前十七年的优秀长篇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均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戏剧电影评论。

他自称“好战分子”，“什么讨论都想插一嘴”，并且承认曾写过“过火”的批评文章。作为历次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的亲历者，虽然过往的论争似乎已有了一些历史结论，但当事人从个人视角对某些历史片断的书写，也为当代文学史留存了一份不可多得的鲜活资料。尤其“文革”中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作者也能以客观、平实的语言予以记录，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知、自省与自信。正因为从独特视角回眸历史，才更凸显出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时代风雨中与众不同的个人记忆。如李先生与另一个“小人物”蓝翎先生的合作以及后来的是非恩怨；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先生的特别关怀；江青对李先生的“赏识”以及李先生的“不识抬举”；“四人帮”对李先生的拉拢；文艺界一些“大人物”在运动中的沉浮；《人民日报》一些重要社论出台的内幕，等等，都是这本书精彩的看点，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在《往事回眸》的写作和编辑过程中，我与李先生的联系日益密切，就书稿中的问题，与李先生电话、书信不断。由于李先生不会使用电脑，书稿都是手写稿，然后请人录入，书稿中有不少属于录入造成的错误。我审稿时，习惯在心中默念，凡读到卡壳的地方，总要结合上下文意思，从谐音到字形细细揣摩，有时感觉像在猜字谜。李先生明确表示，他的眼睛动过白内障手术，看字就像雾里看花，书稿的清样就交由我全权处理。因此，我不得不格外谨慎。稿中出现的所有人名、地名、时间、地点、引文等，都要一一核实，弥补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疏漏。在此过程中，李先生不断加深了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李先生十分健谈，每次通电话，除了问安和书稿的事情外，时常也论及时事，甚或臧否人物。他是一个率真、坦诚的人，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耄耋之年对人对事仍以本色示人，不愿从众。他说：“某些红学家把我归属于‘毛派红学’，我不以为忤，反以为荣。”李先生在学术立场上并不与时俱进地赶时髦，而是勇于坚持己见，旗帜鲜明，始终保持学者的良知与本色，保持文学研究的热忱与责任，我以为这是特别值得尊敬的。

《往事回眸》出版后，李先生又决定将他一生学术成果的结晶——《李希凡文集》交给我出版，这让我十分感动。当时李先生由于眼疾视力衰减得厉害，他多次对我讲，他的文集如果现在不编，以后恐难编成了。整个《文集》是他在2013年亲自编定的。其中最耗费精力的是第四卷《现代文学评论集》、第五卷《艺术评论集》、第六卷《序跋、随笔、散文》，因为时间久远，文章零散，搜集整理不易。尤其是第四卷，李先生颇多思量，特地写信嘱咐我要“多加关注”。这一集收录的68篇文章，并不是他评论文章的全部，他在《后记》中有明确说明：“有若干篇写于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的批判文章，现在也没有收辑，并不是想赖账，只是以为明知错了，又收入文集，无异于再伤害同志。”第四卷清样出来后，李先生是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仔细通读的。他的认真和严谨，举一个例子，可见一斑。《文集》是在南京展望公司排版的，校对人员将“决”统改为“绝”。就这两个字的用法，李先生特地写信给我。他说：“我上大学时语文老师是殷焕先先生，他对这两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绝’只能用于‘绝对’，‘决不是’‘决不会’都用‘决’，我一生写作都谨从师教。”——由此可见，李先生治学真的是一丝不苟啊！

综观李先生的学术生涯，他的学术贡献绝不止于“红学”。实际上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艺评论、鲁迅研究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等多个领域硕果累累，其理论建树，可谓博大精深。

《李希凡文集》煌煌七卷，逾四百万字，真实地展现了李希凡先生一生著述的全貌，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通过这套文集，我们可以全面了解李希凡先生六十年学术研究的历程和成就，了解他在当代红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卓越贡献，了解他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诸多建树，也可以清晰地了解他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遭际以及情怀，他的文化人生和心路历程。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观测新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风云，洞悉新中国文学艺术是如何在激烈的思想论争、理论交锋中发展前进的。李先生认为，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的进步。从踏上学术研究之旅开始，他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挑战权威，对《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纠缠于繁琐考证与索引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从而开启了对《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容、伟大的艺术成就进行广泛而深入探讨的先河。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和学术论争，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辨，不畏争鸣，曾就阿Q典型形象、《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三国演义》与历史剧的改编、鬼剧问题、杨家将与《四郎探母》、戏曲的推陈出新等问题，发表过多篇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的探讨文章。他追踪时代热点，不断地将自己清晰、完整的文学观、价值观呈现给读者，他写的序跋、随笔、散文，都饱含真挚的情感，个性鲜明。他曾说：“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能够一生从事所爱，又能在文艺评论繁荣的时代参与其中，已是极为幸运。”而我作为《文集》的责任编辑，有幸成为第一个读者，不断感受他那深邃的理论思考、博大的人文情怀以及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心底由然而升对他的敬意。

《李希凡文集》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014年6月21日，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举行了“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文化艺术界、出版界、高等院校共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主持。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文化部原代部长、中宣部原副部长贺敬之，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冯其庸，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全国政协常委、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山东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袁世硕等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对《文集》的出版给予高度肯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在开幕式上讲话，并向李希凡先生致以祝贺。李岩副总裁指出：“《李希凡文集》的出版，对李先生而言，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全面总结和真实呈现，自然是一件喜事；对我们出版人而言，出版这样具有厚重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向李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的献礼，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使然。”

2016年，我策划了一套“名家讲经典”系列，其市场定位是大众化图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希望打造成“大家品位，大众口味”的典范之作。现已出版《黄霖讲〈金瓶梅〉》、李希凡《〈红楼梦〉人物论》、《马瑞芳讲聊斋》、《刘荫柏讲西游》、《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还有一些（《齐裕昆讲水浒》《李汉秋讲儒林》《蒋凡讲〈世说新语〉》等）将陆续出版。记得当时动员李先生将他的《〈红楼梦〉人物论》（修订版）纳入该丛书，单独授权给我，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考虑到这套书的市场定位，我想将其做成图文典藏本，李先生赞同并推荐了著名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谭凤嬛女士。谭老师十分配合，当作李院长交给她的重要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三十幅红楼人物精美插图。

这部聚集着李先生和大女儿李萌两代人心血的著作，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对《红楼梦》中的六十多个典型形象进行了细致而透彻的分析，开拓了《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新境界，展现了新时期《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新高度，代表了《红楼梦》人物研究谱系中最为系统、完备的成果，可谓百年红学研究之经典。李先生说，这个修订版“标题依旧，有半数以上却是重写”。一位耄耋老人，有如此执着的学术坚守与奋进精神，实在令人敬佩！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李萌女士早在2012年她母亲去世后三个月，她也因病随之而去。家人担心李先生经不起连失两位亲人的打击，在李萌走后的三四年间，一直瞒着他老人家。我虽知情，但也不得不遵嘱瞒着他。每次听他谈起李萌，念念不忘的是女儿的“文才”，认为女儿在两人合著中“是有大功的”，后悔在女儿选择人生道路时，没有真正关心过她，充满了内疚与自责。

在修订版后记中，李先生深情地写道：

这三四年间，我一直不知孩子们的隐瞒，不时地向他们询问萌儿的病情。小女儿蓝有两三次寒暑假期间从美国休假回来，都说去了医院探问，谁知她们都说的是假情报，有时我向外孙女慧可询问，孩子只是哭，我还以为她是因为妈妈受病痛折磨，才那样伤心，便不敢再多问。我哪知女儿早已不在。在老伴儿葬礼上，我和萌儿互相搀扶着，她已是勉强站到最后……

连失老伴和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近几年，李先生明显苍老，目力不济，在家中摔了一跤骨折后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但每次通电话，总能听到他的大嗓门亲切地叫道：“梁惠同志——”，说到高兴处，依旧是呵呵的笑声。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九旬高龄的他，早已超越了荣辱毁誉的考验，只是如今，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了……

作者梁惠，东方出版中心图书编辑总监、文史分社社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