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上）

贺小平/口述  沈飞德/采访  杨之立/整理  

序言：贺家发源于江西永新，一门英烈。贺敏学（1904—1988）、贺子珍（1909—1984）、贺怡（1911—1949）三兄妹很早投身革命，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贺敏学曾得到毛泽东“好人”和“三个第一”的称赞，贺子珍则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可惜这段同甘共苦的婚姻在1937年爆发严重裂痕，同年贺子珍出走苏联，1939年她在苏联得知婚变消息，毛泽东和江青已于1938年成婚。1947年回国后今昔全非，贺子珍长期幽居上海，直到1979年才获准进入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陪在她身边度过这段沉寂岁月直至生命尽头的，正是本文的口述者、贺敏学的独生女贺小平。

我第一次见姑姑，是姑姑1947年从苏联回来。她回国后住在哈尔滨，找萧华给主席打电报。主席回复说，贺敏学在华北作战，现在战事很紧张，等打完仗再说吧。我妈便带着我从通化到哈尔滨见姑姑。那时我妈25岁，我5岁，因之前并没见过面，一开始姑姑以为我妈是我爸的女儿，差点闹了个笑话。

姑姑在哈尔滨呆了两年，1949年，大局已定，主席进入北京。小姑姑贺怡到北京找主席为姐姐讨说法，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贺怡理解为主席接纳了姐姐，于是两人动身去北京。可火车到了沈阳，有两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上来，不准她们进京，否则先开除党籍。贺怡刚从北京出来，那么显然是不许贺子珍进京。两个人对贺子珍说，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儿去。于是姑姑转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

溧阳路的一窝小崽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家三个人分三天进上海：我爸任职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是从西郊第一天带部队打进上海的；我妈是政治部门第二天进上海；我随后勤部门第三天进上海。

起初姑姑住在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公寓，我也与姑姑一起住。11月出了一件大事，当时小姑姑在吉安地委任组织部部长，她到广东南雄找回女儿贺海峰，及贺春生、贺麓成，还给爷爷扫墓，花了不少时间，因要赶到南昌开会，决定连夜开车，不幸发生车祸，遇难时年仅38岁。我爸得知消息，马上派吉普车和警卫班过去，将车上的人统统拉过来住在溧阳路。那些孩子有远房亲戚的，也有不相干的，大家都想冒充贺怡的孩子，姑姑心中悲痛，来者不拒，全都收留在家中。这下好了，溧阳路家里养了十几个孩子。直到1951年2月，我爸由南京调防上海，到姑姑家一看，竟有一窝叫舅舅的崽子，心里便有数了。没几日，他便根据小孩长相和他们父母联系起来，将他们分别遣散回江西老家。剩下贺春生、贺海峰、贺麓成，后来他们都是我爸养大的，也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到了1950年，由于二六轰炸，国家要组建一个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1952年我爸任司令部司令，包括姑姑在内，我们所有人都跟我爸住在今天南鹰饭店后面的老房子里。出于对姑姑的怜惜和小姑姑骤然去世的痛心，主席曾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额外开销从他稿费中支出，陈毅回答说：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据说陈毅曾安排姑姑任职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我听到过别人叫她贺部长，我当时理解她在杭州妇女部做过副部长，上海到底有没有职位呢？我的确不清楚，但即便有，这个职位长期以来只让她领工资，却没能去工作。

南鹰饭店后面的房子有3层,很大。一楼是客厅和饭厅，餐桌是欧式的椭圆桌，可以拉到很长；大门进来有一个房间，警卫员、司机住那儿。二楼一排四间屋子，姑姑住在西头第一间，我爸住在东头第一间。我是在我爸的东面的第二间屋住，还有外婆、表哥、表姐。三楼是舞厅。我们礼拜天偶尔去看电影。贺家是永新望族，姑姑在投身革命前受到传统礼仪的教养是很全面的，生活上有很多规矩。我爸领教过，就总结说：下午2点钟的电影非得给她提前到1点、12点半，你不能告诉她2点，那她肯定迟到。因为她要换衣服，洗头洗脸梳头，每个步骤都不能含糊。

泰安路居所的家庭生活

1952年，我爸转业，他带了一批指挥员组建建工部，并任副部长兼华东建工局局长。我们搬到了现在我居住的泰安路。1955年搬过来不久，我爸就去西安任建工部西北管理总局第一副局长，后任局长。上海这边家里人口多，住房非常紧张，海峰、我、外婆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春生是男孩，只能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姑姑住在二楼东面最大也是最好的房间。

我们全家都给予姑姑极大的尊重，甚至一开始让姑姑当家。但是姑姑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实在不是个会管账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灯笼袖真丝衫，她在俄罗斯穿过这类衣服，她立马说这是好东西要抓紧买，一口气买了一打，自己留了两件，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其余全送光，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全部掏给你，她就是这种人。这么花法，家里到了下半月就揭不开锅了，她便偷偷问我借钱买菜。但姑姑从不赖账，工资刚拿到手就还了我。我说急什么？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如此数月下来，姑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还是让外婆当家。她那时候一个月有208元工资，零头8元交党费，200元全部上交给外婆，可见她是真不太在意钱的。

姑姑对我们小辈很关怀。有一次我过生日，我爸八九点回来，一进门就说哎呀，今天小平过生日。我妈其实忘记了，说饭都吃完了，过什么生日？姑姑说有一个办法，苏联人就是这样的，汽水加冰砖！于是，我们买来一块大冰砖切成好几片大家分，那个生日过得很开心。

姑姑一直抽烟，但烟瘾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大。大家为了让她少抽点，一根香烟剪成两三段，老念叨说今天你抽了两根，抽了三根，数字听着很大，其实就是一根。等李敏的儿子出生了，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办法，就是拿小孩子说事：你这个烟不行，小孩受不了。姑姑很快就掐掉烟头。她很钟爱外孙，每天问：孔继宁吃什么饭？喝什么汤？样样都管。深夜，她不睡觉时，就会跑去看外孙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姑姑没有工作，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报纸，尤爱看《参考消息》，格外认真，一字不落，又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还老问：“小平你《参考消息》看过没有？看过，文章里面怎么讲？”我只好耍无赖说没有看到字，字都被你吃掉了，然后她就哈哈地笑。不要和她讨论这些事，她会和你较真的。

外界老觉得她精神不太正常，但我认为这事一言难尽，很难说清。有些现象按照一般情况来说她是不正常的，但是放在她的人生轨迹里又是正常的。例如她明明饿得半死，还不吃东西不喝水，因为她在苏联疯人医院里每天都迷迷糊糊睡着，饭菜里面有镇静药，她吃过这个苦头，就对食物很警觉。她在康生红得发紫时就断言这个人不行，不是好人，别人肯定觉得她脑子有病。还有作息习惯也异于常人，正常人白天活动晚上睡觉，她反过来昼伏夜出，她说这是跟主席习惯了，主席晚上不睡觉，她也晚上不睡觉，人家早上起床工作，她刚刚睡下去。这些算不算有病呢？

一生从未放弃寻找孩子

20世纪50年代，毛岸英曾写信给姑姑，毛笔字的，字迹和主席很像，我记得他称呼姑姑为贺妈妈（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苏联期间是贺子珍抚养的），可见对姑姑感情很深，他是从不叫江青的。后来他在朝鲜牺牲了，姑姑知道了很伤感，对我说：都是主席不好，人家小时候流浪，回来以后当农民，又弄到朝鲜去，这下就没了。姑姑是有点埋怨主席对岸英太过严苛。在苏联时，姑姑自己不吃饭也要给两个孩子吃，娇娇（李敏）说岸青哥哥老是掉笔头，老要我妈给他买笔头。岸青和姑姑后来在福建见过面，但并没有来过泰安路。娇娇和两个哥哥关系很好，我们住南鹰饭店后面时她每年来我们家和姑姑一起过春节。

姑姑一生坎坷，受尽怀胎生育之苦。他们曾通过我的手送两张照片给娇娇，让主席辨认哪个是姑姑和主席的长女，但没有结果。关于杨月花，我爸是承认过她的，但姑姑并不知情。有些问题也老让我去问，例如杨月花出生的年份。我只能开动脑筋，陪姑姑乘凉闲聊，兜来兜去兜到这个话题上：“你不是6个孩子吗？老大哪一年生的？”她也警惕的，会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问了这个刹车也不行，要怀疑的，我就接着问老二哪一年？她答道：“老二1932年，长征的时候2岁多了，会走了……”

多年前，月花想让我陪她去北京见娇娇，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我劝她说，你去了无非两个结果：若你是主席的孩子，待遇也高不过李敏；若你不是，那对你来说就更不好了。你现在生活安定，不缺什么，不如就让这个疑问继续悬着吧。月花一想，说得有理，也就把这份心思看淡了。

另外是小毛的事。1953年，姑姑给时任江西省长的邵式平写了封信，请他帮助查找，江西政府找到了一个叫朱道来的青年，各方面情况非常吻合，连血型都和姑姑一样。姑姑很激动，把他接来，1970年我们两对新人一起在这里结婚。但是后来情况变复杂了。又杀出一个女同志朱月倩，说小毛（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江西人霍和贺是一个音，民政局干部对收养人说一切实事求是，说贺家小毛死了或者卖掉也都可以，但她屡次改口，弄得我们也没辙了。主席本打算见一下小青，但后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组织上没有确认，希望你不要见他。可能是总理打的，因为总理看过小青照片，认为络腮胡子，不太像主席。主席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就没有见。我当时想，见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青成婚第二年就去世了，因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姑姑在医院里一直惦记小青，我瞒着姑姑小青去世的消息，怕问穿了，索性说我和他从无书信往来，后来干脆说他到国外去了。

（未完待续）

（作者为贺子珍侄女,文章选自《世纪》杂志2016年第4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