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政府清费减税力度很大而企业获得感不强

减税降费的方向已经明确，增值税、个税和社保费成为下一步减税降费的焦点。图为2018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新乐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一家超市进行新个人所得税法宣传。 东方IC 图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清费减税政策措施，但企业税费负担减轻的获得感并不像清费减税政策本身那样强烈。

原因主要是，这两年实施的大幅度清费减税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提出，一方面经济下行致企业利润率下降，同时企业和居民又遇到资本市场股价大幅下跌，财产损失都较重，尽管国家清费减税幅度较大，但相关政策措施淹没在利润下行和股市下跌的损失中，无法产生应有效应和作用。

为此，需把宏观政策导向由去杠杆转向减税费，让清费减税由政府应对经济下行的短期政政策，转为稳定经济的国家长远战略。通过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并把清费减税落在实处，才能让企业有实实在在获得感，才能保障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减税

中国近年来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

2017年，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多项减税降费措施，可减轻企业负担约7180亿元，全年减税降费1万亿元。

其中，在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等减税方面，可减轻企业负担约3825亿元。在清理规范一批涉企收费等降费方面，可减轻企业负担约3355亿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政府性收费的四项政策措施包括：清理规范工程质量保障金，清理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暂免征收银行业和保险业2项监管费，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以上举措合计减轻企业负担约10010亿元，实现了全年减税降费1万亿元以上的目标。

2018年，中国将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500万元；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高新技术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由5年延长至10年。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从2.5%提高至8%。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业新购进研发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上限，从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实施企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政策；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降低过桥过路费用。

以上举措将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并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整体减税降费超过1.1万亿元，将达1.3万亿元。

为何清费减税背景下企业减负获得感不强

近年来，中国针对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实施了包括营改增等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10月11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栏目题为“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减税红利”的文章指出：“过去五年，营改增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取消、免征、停征和减征1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力度不可谓不大，仅今年5月1日增值税下调1个百分点后，合计减税就达1745亿元，减税效果显现。”

但何以相当多的企业家和财税专家仍认为税负偏高，减税感受不明显？为什么一边是减税，另一边是企业和一般公众仍感到税负偏重？问题结症何在？

首先，中国宏观税负不高。2017年，中国不含社会保障费的税收占GDP之比的狭义宏观税负为17.45%，如果按照世界上通用算法把社会保障费加入，则含社保费的税收占GDP之比在24%左右，与美国相近，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国家对比几乎是最低的。

其次，中国综合税费负担不低。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但负担不仅要看税收负担，可能综合税费负担更能反映负担实际。在中国，若把税收、非政府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统筹、政府基金等加起来看，则企业和民众承受的负担并不低：狭义宏观税负大致18%，加上社保费后的税负大致为24%；再将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算在内，中国的广义宏观税负大约是33%。所以综合税费负担远高于税收负担，并不低。

第三，企业税负相对较重。中国的税收收入中，增值税大约占比39%，进口增值税大致占9%，企业所得税占22%，个人所得税占8%，出口退税占8%-9%，所以中国实行的是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缴纳的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即使总体税负不高，但企业税负仍较重。

第四，企业税费负担压力加大。由于中国税收是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缴纳的间接税为主，随着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降，税费制度矛盾凸显，减税、减费也难以抵销企业利润下滑。流转税是按销售额征税，而不是按利润额征税，税负高低主要受利润率影响。比如按销售额平均征税5%，100万的销售额征收5%销售税。如果经济景气时利润率20%，税收占利润比大致就为25%；如果经济下行，20%的利润率降低为15%，税收不变，则税收占利润的比例就从25%提高到33%；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企业的利润率由20%变成5%，税收占利润的比例就变成了100%。

由于当前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行幅度较大，按销售额征收的流转税占利润比例就大幅提高了，即使减税也难以抵销利润下行。这样，企业在降税时仍感到税负在上升。如果在经济景气时，企业的利润上升、相对税负在下行，即使增税，企业仍可能感到税负在下降。

另外，中国这两年实施的大幅度减税举措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提出，因经济下行，企业利润率下降，同时又遇到了资本市场股价大幅下跌，所以，不论是企业还是居民，财产损失都较重。尽管减税幅度较大，但淹没在利润下行和股市下跌造成的损失中，减税无法产生其应有效应和作用。

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否挽救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持续下跌后，如何挽救这个日显衰退的资本市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近日提出以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来振兴资本市场的建议。那么，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否振兴资本市场呢？

目前，资本市场之所以持续下行，有经济下行的压力，如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下行至6.5%，低于预期中的6.7%-6.8%，这是压制市场上升的主要原因。另外，财政矛盾比较突出，1至5月财政收入增速高达12.2%，9月份仅为2%，增速回落明显，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下行的压力。资本市场之所以持续下行，也有政策上大幅加杠杆后严厉去杠杆的因素，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尤其是去杠杆以后，没有相应的资金跟进以稳定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上市发行的大跃进导致了供求失衡。救市资金理应起稳定作用，但在3500点附近全部退出后，出现了股市持续下跌，救市资金在去杠杆背景下反而助推了资本市场下行。

从国内外市场对比来看，中国上证指数在2007年10月最高达6124点后一路下跌，期间剧烈波动，目前仅仅维持在2600点附近。而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6000点稳步上涨到最高时的近27000点，现在回调到25000点。差不多在同期，印度股市基准指数“孟买敏感指数”（SENSEX）也由10000点左右最高上升至39000点，目前回调到33000点。因此，不应把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归结为外因作用，而应更多从经济、政策、管理方面寻找导致股市持续下跌的内在原因。

事实上，中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美国没有印花税但有资本利得税。如果把证券交易印花税取消，改为收取资本利得税，未必会降低税负。当然，在证券交易大都亏损的前提下，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其不合理性。但中国当下资本市场出现的严峻问题，并不是由印花税导致。在一个有获得感的资本市场，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个普遍亏损的资本市场，即使不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显得很沉重。

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对资本市场无限的资金需求和资本市场有限的资金供给局面之间的矛盾，把融资市场转为投资市场，让A股市场平稳发展，那么这个市场就会具备融资功能和财富效应，投资者就会有获得感，由此带来的效应这要远远优于取消印花税。

如何实施更大规模减税以刺激经济

今年于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表示，下一步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抓紧落实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和明显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减税降费方向已经明确，增值税、个税和社保费成为下一步减税降费的焦点。

目前，税收总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增值税，大致占总税收40%，一税独大。增值税原来是4档税率，2017年取消了13%增值税税率这一档，剩下的17%和11%今年分别降一个百分点，为16%和10%，还有一档是6%。未来增值税进一步深化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改革，首先是将“三档并两档”，有可能取消10%这一档税率，保持6%和16%两档税率，并进一步降低16%这一档的高边际税率，从而实现进一步降低增值税，降低税负。至于16%这一档税率如何降，还需看经济环境及财政承受力。目前，欧盟国家增值税税率都在15%以上，并还在提高税率，部分国家已提高到20%,很少有国家低于15%。而亚洲国家大部分在10%以下，所以说中国合理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的改革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增值税“三档并两档”以及降低16%的标准税率外，我国还将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实现征多少退多少，实施出口零税率。11月1日起，将出口退税率15%和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并加快退税进度，简化退税手续，缩短退税时间，提高退税效率。

二是个人所得税，将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调到了5000元，并正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劳务、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与工资纳入综合征税项目下，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纳入专项扣除，减税力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工薪收入阶层减税最为明显。

三是进口关税，中国进口关税尽管在今年5月1日、7月1日和11月1日三次降低，平均税率已由9.8%降至7.5%，但仍有较大降税空间。主动的进一步降低关税，可以实现中国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型转型。

四是社保基金，在实行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提高征管能力前提下，降低社保费来实施清费减税。在精准测算增收规模的基础上应尽快制定下调费率的幅度，从而确保降低社保费率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这四点直接构成了政府的减税举措的支点。

如何让企业对清费减税有更多获得感

当下，中央持续释放减税红包。

这首先是经济下行压力的要求。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部门面临的挑战不但在于需求下滑，还在成本上升。尤其是对不少民营企业而言，成本如果上升，竞争力就会下降，因此减税降费呼声较高，并已成为共识。

其次，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给企业减税降费、降低成本，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增强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提升产品供给的能力和水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实体经济减负，不仅可以吸收资金流，也可以吸引人才流。

三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身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税负环境就是营商的大气候，是竞争的重要维度。制造企业如何轻装上阵？形势逼人改革。当前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为稳经济稳就业，需要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并增加企业信心。

对比中美两国的减税政策和效果，我们发现美国减税力度并不大，但减税影响和效果较为明显。按照2017年11月底公布的数据，美国每年减税大约是1500亿美元，按2017年美国税收近5万亿美元计算，减税幅度在3%左右。之所以美国社会反响较大：一是因其减税正好是处于经济回升时期，减税促使经济更加快回升，效果就会显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减税也处于在股市上涨时期，美国居民获得的财富效应也放大了减税效应。

相比较而言中国减税力度很大，而企业的获得感并不高。2017年，如果按1.1万亿人民币的清费减税规模计算，这笔钱占当年财政收入17.26万亿元的6.3%，减税幅度是美国的1倍。但中国是在经济下行和股市下跌过程中减税，经济下行造成的企业利润减少和股市下跌带来的财产损失抵销了减税的收益，减税效应自然就减小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主要面对三大障碍：一是在经过较长时期高增长后，正由数量型高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二是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之前作为经济引擎的房地产转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三是出口受阻导致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大幅削弱，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了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关税，另外还有美国发起的技术壁垒、投资限制、中美两国人才交流限制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还是应该立足长远，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结构优化、产能提升和科技进步等，这需要一个长期、痛苦的转型磨合过程。

中国的减税，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对经济转型还是对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正面而又积极的。更大规模减税也意味着我们正面临政策调整。由宏观上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转变为微观行动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更大规模的清费减税，让经济下行中处于困境的企业获得更多清费减税的红利。

因为，唯有在经济稳定、资本市场向好的基础上，让清费减税成为稳定经济的国家长远战略，而不是短期应对、权宜之计，唯有通过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并把清费减税落实，才能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才能保障经济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