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文谈李咏：他的人生志向特简单，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和李咏虽说不是青梅竹马，也算得上一块儿长大。当年我十八，他十九，我属鸡，他属猴，进大学没俩月就谈上了恋爱。我爸一提起这事儿就忧心忡忡：“老话说，鸡猴不到头儿。你们啊，哎……”

担忧归担忧，李咏最终还是凭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把我们全家顺利“拿下”，1992年9月26日，星期六，我们俩在我的老家结婚了。

一晃，十七年过去了。2009年9月26日，又是一个星期六。我们俩聊起过往，感慨万千。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彼此了解，相互默契，说上句便知下句，虽无语也胜千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相近，如出一辙。

谈恋爱的时候，李咏常常给我一些惊喜，他心很细，手也很巧。我是穆斯林，学校的回民食堂一般不做面条，每逢我过生日，他就会从外面的清真饭馆买一份长寿面给我。有一阵儿学生中间流行自己用木板做小书架，放在床铺里。冬天冷起来，可以蜷在床上看书。他给我做的那个特别精致，比别人的都讲究。

说来也怪，当时身边的同学、朋友，很多人谈恋爱就是为了解闷儿，打发时间，并没有想未来一定要怎么样，分分合合都是常事儿。我们俩的想法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是奔着白头到老的目标去，干脆就不要牵手。”

结婚以后的日子什么样，李咏在书里也写了挺长一段，写得还比较到位吧，有点儿老夫老妻的架势。

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儿，从来不会遮着掩着，彼此有什么说什么，绝对透明。住单身宿舍那会儿，隔壁就是老毕。他老跟别人说，听李咏和哈文吵架特有意思。先是听到一个特“血性”的男声，嚷嚷完没一分钟，马上就被另一个更“咆哮”的女声压下去了。

其实我们也不是吵架，就是拉理儿论事儿，都不会小嗓门儿说话。打那以后只要我们俩有事儿要掰扯，李咏就先起身把门窗关好。

李咏动手能力挺差。家里但凡有拉根电线、打孔钉钉子一类的活儿，都得求老毕帮忙。老毕够朋友，有求必应，但末了总是不忿儿地撂一句：“能人永远是拙人的奴才。”

跟李咏过日子，时间一长，惊喜就少了，改“惊吓”了。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儿，时不时就犯个迷糊，或者使个小坏，我得去给他收拾残局。

比如他开车不认路。不但生地方不认路，老地方也不认路。第一，因为他没方向感，从正门进，侧门出，出来就晕了。第二，他不记路标，只记广告牌，广告牌不是打眼么？问题是那广告牌一个月换好几回，能靠得住吗？第三，他脑子里的导航系统有问题，黑天去过的地方就只能黑天去，白天去不认得。

每当他开车出门，我都得时刻开着手机，严阵以待。保不齐什么时候他电话就来了：“老婆，我在一个XX广告牌底下，我该怎么回家？”

2003年闹“非典”，他老在家呆着，病毒没传上，酒瘾起来了——不是小道消息说抽烟喝酒能“消毒”吗？我不让他喝酒，他自有办法，居然深更半夜从房间溜出来，把酒柜里的酒偷偷拿出来喝了，再灌上矿泉水，盖好盖子，原封不动搁回去。您说他怎么就不嫌累？这招还挺绝，家里要是不来客人，估计我永远都发现不了。

李咏是个永远活在“浪尖”上的人，活到老作到老。年轻时锋芒毕露，四十岁还是“愤青”，将来年过古稀也得是谢贤那路子。

记得大二那年，他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看见好多人都有BP机，别腰上，特神气。那时候刚兴起这玩意儿，还没普及呢。李咏看了挺不服气，跟我说：“牛什么牛！等我将来有了钱，我买它十几二十个，别一排！”边说还边在胸前比划着。我嘲笑他，“别一排？你当是子弹夹呢？”

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工作，他立马儿给自己买了一台数字寻呼机，当年也算名牌——凯奇的，号码是20536。刚买回来没人呼他，他就跑到楼道去打公用电话，自己呼自己，听铃儿，特美。

最搞笑的是笔记本电脑，他根本不会用，也不会上网，但是看别人都有，自己也得买一个摆家里。而且每当人家买了新款，更小，更轻，他就也跟着去买一台。他有他的歪理：“不会用没关系，我得有。”那个得意洋洋的样子实在很好笑。

李咏在物质方面一向比较有“追求”，当年，我们是电视台这拨年轻人里最早买车的，一辆小铃木。刚开始他技术特差。有一天，在一条窄道上，他正嘎悠嘎悠往前开呢，突然从后视镜里看见一个老头儿，在后面又是喊又是追的。吓我们一大跳，赶紧把车停下来。您猜怎么着？原来是李咏车开得太慢太擦边儿，耳镜愣把人家手里拎的馒头给挂走了。

后来，好不容易开熟了，得意了，每回一遇上堵车，就把拳头搁嘴边上假装话筒：“嘟嘟嘟，前方开道，快开道！李咏来了！”要么就是用手做手枪状，左瞄右瞄，一路上“枪毙”无数人。“将来我给车上装两个高压水枪，谁堵我我就滋谁。”

我听了哭笑不得，斜眼瞥他，“你怎么这么幼稚，跟个小神经似的？”可他自己穷玩闹，特开心。

李咏说他自己是“宅男”，可以一个月不出家门，这个一点儿不假。他的人生志向特简单，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他除了工作，但凡还有点儿时间和精力，就全用在了家庭建设上。

我们家分两个办公室——物质文明办公室和精神文明办公室。前者归他管，后者归我管。每当我过生日，物质文明办主任都会送上一件挺像样的礼物，闺女看我一脸不以为然就问了：“妈妈你就不感动吗？”我反过来问他们爷儿俩：“我有什么可感动的？难道不应该吗？我觉得我太值得拥有了！”

精神文明办主任一向轻物质，重精神。事实上李咏最让我感动的是女儿诞生之初，他抱着小家伙给她喂奶，竟然流下了眼泪。那段时间，他显得特别多愁善感。他跟我说，看着女儿的小嘴拼命地吮吸奶嘴，一个小生命那么迫切地渴望成长，这份旺盛的生命力令他动容。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见他哭过。

我们曾经担忧过女儿的长相。李咏说要是生男孩，长什么样都无所谓，比小鬼儿强就行。要是闺女就惨了，因为闺女肯定像爹，就他那张脸，再扎俩小辫儿，还有法看吗？

女儿小名叫豆豆。我经常拿起她的照片跟李咏开玩笑：“瞧，豆豆要是像我多漂亮，全被你掺和坏了，将来只能跟人家拼气质了。”李咏为此也很愧疚，希望尽力弥补。

听人说孩子谁带像谁，豆豆出生后，李咏专门跑到家政公司“蹲守”了三个多月，不厌其烦地跟人家描述他心目中的小阿姨长什么样：眉清目秀、漂亮、喜兴……终于等来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帮我们照顾豆豆。李咏说：“阿姨长得漂亮，咱闺女也能大踏步地朝着漂亮的方向前进。”

别看李咏在书里写起闺女，那叫一个意味深长，像个模范的爹，生活中可不见得。人家当爹的跟孩子玩儿，都让着孩子，他才不让。有时候豆豆就跑来向我告状：“妈妈！爸爸他真掐我！”我说我们家哪儿是一个老公一个孩子啊，明明就是一儿一女嘛。

有时候他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对女儿宠得没边儿没沿儿。豆豆想养狗，一看见别的小朋友养狗就哭着来找我申请。我告诉她：“豆豆，妈妈特别怕狗，所以咱们家不能养狗。”

在我这儿说不通，她只好又哭着去跟爸爸磨。爸爸怎么说？听了没把我气死。

“豆豆，爸爸不怕狗，爸爸也赞成你养狗，但是爸爸怕妈妈。所以咱家还是没法养狗。”

您说像他这样，我怎么敢把大事儿交给他办？他自己也挺苦恼：“国家的事儿不归我想，家里的事儿全被你想了，我还能想点儿啥？”

“那就想想你自己的事儿。”我安慰他。

“自己的事儿，我又想不明白。”

熟悉李咏的人都知道，他有轻度“强迫症”，或许是金牛座A型血所致，动不动就“受不了”。我就想，我作为他孩子的妈，得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把他给救了。

在我们家，治病救人的段子很多。

比如哪天女儿跟我们撒娇，今晚要跟爸爸妈妈睡，您就看吧，李咏准第一个跳起来蹿进卧室。干吗去了？开夜床！他要不把床叠得整整齐齐，就觉得没法儿睡。

为了治病救人，我常常给他设置点儿障碍，他刚把被子铺平整，我就给他弄开。哎呀，把他给难受的！我告诉他：“不是非得叠成这样才能睡觉，知道吗？你得克服克服！”说完就自顾自地钻了被窝。但他病得太严重了，在旁边越想越不对味儿，也不管我睡着没有，偏要把被子重新抖搂开，铺平整，心理上这坎儿才能过得去，把我冻醒好几次。

在我们家，家务活儿他只管两样：除了开夜床，就是收拾洗脸池子。说来也怪，为什么我洗完脸，池子边上全是水，他洗完了就一滴水都没有。但凡看见水池子边上湿乎乎的，他就又受不了了，赶紧拿抹布左擦右擦，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跑出来质问我：“咱们这是两个人类在共同生活吗？我怎么觉得是一个人类和一个海豹啊？”

豆豆小时候自己学吃饭，吃得满嘴满脸都是，李咏看了也受不了。于是女儿一吃饭我就让他暂时退场，眼不见心不烦。现在更好笑了，豆豆吃零食，有掉在地上的，他必须马上弯腰拣起来，或者擦干净，完全出于下意识。有一次豆豆嗑瓜子，一会儿掉一个，一会儿掉一个，他就在旁边一会儿拣一个，一会儿拣一个。

我说：“你能不能最后一起拣啊？”

他说：“不行，我受不了！”

我们俩性格完全不一样，他慢，我快，他绕圈子，我直给。原来我很是受不了他这个慢劲儿，试图改造他。但有一回我们一起听了一堂课，叫做《人本管理》，我彻底明白了，我们俩打根儿上就不一样。

像我这样的，叫做“行动型”，说干就干，嘁里喀喳，雷厉风行。他则是“卓越型”，讲究完美，慢工出细活儿。

老师说：“你不要跟他急。你们俩压根儿不在一个频道上。”想想也是，我跟他急什么呀？把收音机放在97.4，想听103.9，可能吗？

老师又说了，你要想跟他达成一个模式，就得“搭桥”，用他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算了，那样能累死我。就这么俩频道并行吧，挺好。

他这种“卓越型人格”，要说也有好处，比如在工作中，他永远一丝不苟，追求尽善尽美，但在生活中要是太追求“卓越”，就会很累。

我常说他有“选择障碍”，凡事儿只要有两个以上的选择他就乱了，来回权衡，举棋不定。比如当年我们一块儿去东四看电影，那时候还不讲究对号入座呢，我是看见有空座位就坐下不动了，他不行，看见有空先坐下，然后观察周边，一旦发现更好的位置就要换过去。

停车也一样，假如正好剩下一个停车位，那没问题，有两个就不行了，他得且犹豫着。

至于我们俩的关系，比较复杂，什么成分都有。他说在工作中我是他的领导，其实不够准确。更客观地描述，我们应该是战略合作关系。他的强项是制定目标，要攻哪个碉堡，先把小旗儿插上，我的强项则是带领团队具体执行，冲上去帮他把那个山头打下来。当然他插旗之前得跟我商量，我要是不同意帮他攻，他光插个旗儿也没用。

他在书里也写了，过去我们俩有什么事儿都留条，互相写对联，抒情为主，叙事为辅。现在倒过来了，叙事为主了。一留条就是让我帮他干这个，干那个，我索性就在底下写个“阅”字，外面画个圆圈。他批评我：“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大言不惭地回答：“领导的态度！”

记得有人说，最理想的夫妻关系，其实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真有点儿道理。我们俩这日子过得，是挺乐呵，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像一对儿门神似的，往那儿一坐，开聊，从国家大事到娱乐八卦，没烦没够。有他和闺女这对儿活宝，家里就总有欢声笑语。

我们的朋友说，要分析婚姻问题，千万别拿李咏和哈文当例子，他们那都不叫生活，叫童话。我听了，当然很受用，但终究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我相信爸爸妈妈如果在天有灵，会很欣慰，闺女没嫁错人。鸡猴照样能过到头儿，而且过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