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与数字化：新时代埃及学的未来

近日，第十三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荷兰莱顿大学隆重召开。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是目前是由国际埃及学家联合会主办的国际埃及学界最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每次会议的参加人数都在1000人左右。与历届会议相比，本次大会主题有所不同，“埃及人的埃及学”成为此次会议乃至未来埃及学的发展趋势。本次会议的官方语言除英、法、德等西方语言之外，增加了阿拉伯语，大会主席奥拉夫·卡佩尔（Olaf Kaper）用阿拉伯语完成开幕致辞。此外，开幕式主题发言人有3位来自埃及。考古学是埃及学的基础，随着埃及学者将埃及境内的考古发掘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欧美学者为主导的埃及学时代即将过去，“埃及人的埃及学”必将成为埃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十三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

一、埃及学殖民化起源与去殖民化趋势

埃及学起源于欧洲。自埃及学诞生之日起，埃及学术语的界定、文物的馆藏、古代埃及相关历史问题的探讨等，都带有浓厚的殖民化色彩。美国沃福德学院的杰西卡·汤姆金斯（Jessica Tomkins）认为对早期埃及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在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下进行的。为此，他提出应在非洲文化背景之下重新解读埃及早期王权、国家和政府的相关问题。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潘斯·阿布·艾拉塔（Pansee Abou Elatta）批判了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拒绝归还埃及文物的观念，即“古代文物都属于欧洲，只有欧洲人才懂得如何欣赏它们”，欧洲人以“埃及人没有鉴赏能力”为由使大肆掠夺古埃及文物的行为合理化。艾拉塔通过“反对进入”（El Hurma）这一世俗体单词的分析，构建起一种与埃及法老时代相联系的反殖民模式。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吉纳维夫· 霍尔特（Genevieve Holt）认为，埃及学研究的未来在于认识该学科的殖民起源，过去对埃及早期历史文献的解读，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由此产生了特定的埃及学术语。例如：建筑术语“宫殿正面”（Palace facade）一词的使用，反映了欧洲人强调十九世纪社会精英阶层的观念，现在应对这些术语进行重新解读和界定。美国奥克兰大学的珍妮弗·海勒姆（Jennifer Hellum）认为埃及宗教文本的解读中混入了很多基督教词汇，主要是基于原译者的宗教信仰。然而原译者不该将基督教强加于古代宗教，尽管这样可以创造了一种现代西方学者既熟悉又能理解的混合宗教，但却无法还原真实的埃及宗教信仰。

二、考古挖掘与安全防护

古代埃及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也未曾留下专门的史学作品，因此埃及学研究的每次突破都离不开新的考古发现，考古发掘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埃及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次会议除介绍最新考古项目的推进，还增加了一个新议题，即田野考古中考古学家的安全防护问题。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的金伯利·瓦特 （Kimberley Watt）强调考古学家安全防护与考古发掘同等重要性，提出田野考古过程中考古学家面临的危险与问题。他搜集了由于个人或流行病、自然或政治问题的疏散、现场或运输过程中考古人员受伤等数据，供考古管理人员参考，为考古发掘时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准备。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亨宁·弗朗茨迈尔（Hennig Franzmeier）汇报了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新都皮拉美西斯（Qantir-Piramesse）最新考古发现。自2022年3月以来的大规模发掘，在这一遗址发掘出一座宫殿建筑群的地基，其布局与位于孟菲斯的美楞普塔宫殿类似。对这一遗址的发掘古埃及都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西澳大利亚大学的马修·达尔顿 （Matthew Dalton）通过对埃及新王国时期房屋结构设计的研究，构建起这一时期各种规模房屋中的生活空间、家庭崇拜、手工艺品、储藏和食物位置的清晰模式，由此揭示房屋布置和使用所依据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三、 大数据与AI技术在埃及学研究上的广泛应用

毋庸置疑，文献资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在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库的建立带来了资料获取方式的变革，学者们可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多维数据分析，发现资料之间的关联；人工智能（AI）在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包括文本分析、考古发掘、历史事件模拟和历史遗址保护等方面。英国牛津大学的弗朗西斯科·博什-普什（Francisco Bosch Puche）介绍了自2019年开罗埃及学家大会以来埃及学大型数据库“线上埃及学书目”项目 （Online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 的新进展。“线上埃及学书目”是国际埃及学家家联合会的核心项目，由牛津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合作开发，是国内外埃及学界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埃及学书目查阅数据库。目前，“线上埃及学书目”数据库收录的埃及学文章和专著超过173000条，比2019年增加27000条，平均每年新增加7000条记录。不仅如此，“线上埃及学书目”数据库还收录了俄语、日语、希腊语和中文的相关书目，不久还将收录阿拉伯语书目。瑞士巴塞尔大学的马尔万·基拉尼（Marwan Kilani）介绍数字化时代的古埃及语言学研究项目“像三角洲人与埃里芬提尼人一样对话”（LCDE Project），该项目于2022年8月1日启动，是一个为期4年的项目。该项目主要研究新王国时期各地区的方言，包括来自黎凡特（Levantine）等地区的外来词在埃及语中的使用情况。该项目主要包括三个语言学数据库：一是新王国时期黎凡特地区外来词数据库，其中包括各类数据子集和元数据，以便通过语言学相关算法（linguistic algorithm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软件进行进一步处理；二是中埃及语和晚期埃及语词汇数据库，该数据库根据普通计算语言学的最新标准构建（并与 Conception、LexBank 等普通数据库相连接）；三是埃及语—科普特语词源数据库，该数据库旨在与最现代的计算语言学库（如 LingPy Python 库）兼容。此外，本次会议设立6个主题工作坊，其中AI技术在埃及学中应用的工作坊备受学者青睐，国立日本语语言学研究所的宫川（So Miyagawa）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丽塔·卢卡雷利（Rita Lucarelli）探讨了自然语言处理器（ChatGPT）和其他大型语言模型 （LLM）在埃及学中的应用，并从辅助埃及学文献查阅、文献解读与论文写作方面进行操作流程展示。

四、 关于情感与表达研究的全新文本解读

文本解读不仅需对某个单词或句型从语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从心理学的视角去探讨文献所表达的情感。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瓦伦蒂娜·桑蒂尼（Valentina SANTINI）从心理学视角研究新王国时期表达悲伤与哀悼的肢体语言。通过分析坟墓壁画和陪葬品器具上哀悼和葬礼游行的描绘，不仅能辨别出公众哀悼的表情，也能解读古埃及人失去亲人后的肢体语言。心理学和埃及学共同用于分析悲伤和痛苦的身体表达，将作为解释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哀悼和悲伤场景的基本方法论。麦考瑞大学的马德琳·詹金斯（Medeline Jenkins）考察古埃及文本记录中“悲伤”情绪的表达，认为对古埃及情感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相关情感词汇精确含义的解读上，而不是假设它们反映了现代的情感概念和分类。詹金斯提出词汇语义方法与情感史方法的结合是探索文献中情感表达的有效方法。佛罗伦萨大学的伊拉里亚·卡里迪（IIaria Cariddi）研究了古埃及文本中关于“充耳不闻”的隐喻。这种隐喻既是对人们顽固特征的描绘：“对教育和责备充耳不闻的闲散抄写员”，也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对挑衅和语言暴力装聋作哑”。有关听力障碍的隐喻也可用来描绘不可沟通和冷漠可怕的人或事件，从《奈菲尔提预言》（The Prophecies Neferti） 所描述的“道德聋哑”世界，到《能言善辩的农夫》（Eloquent Peasant） 中对权威的指控：“他的脸对他所看到的视而不见，对他所听到的充耳不闻”，都是描绘冷漠可怕历史事件的有效方式。

五、从病状研究到药物管理：古埃及医药研究的新转向

古埃及医药是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各种疾病治疗方案的分析一直是埃及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近来在以药物及其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课题日益增多，希腊爱琴海大学的伊莱克特拉·阿波斯托拉（Electra Aposstola）从古埃及植物特性入手，分析中王国至古希腊罗马时期没药在医学中的使用情况，通过对医学纸草、陶片、铭文等资料进行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并结合当前药理学研究数据，分析没药的使用方法（例如：熏蒸）以及治疗时间，说明没药在治疗血管疾病、皮肤感染、伤口、蛇咬伤和眼部疾病处方中的疗效。图宾根埃伯哈德-卡尔大学的索菲·施多特（Sofie Schodt）研究了新王国时期药物供应与分配方式，认为医学文献记载的大量药物，有些药物容易获得，而大部分药物不易获得，因为需要进口或者到遥远之地进行开采。并且，通过对埃及和近东的文字、图像、考古、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确定药物供应与分配情况。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马可·德·皮特里（Marco De Pietri）对古埃及与近东头痛及其治疗方案进行了对比研究，古埃及与古代近东文献中的头痛疾病较为常见，且记录了疾病的病因、诊断和症状，以及由医学疗法和魔法咒语组成的双重疗法。 他指出，在这两种文化中，头痛都与两位神话中的人物有关，即塞哈克（Sehaqeq）和帕祖祖（Pazuzu），古埃及恶魔塞哈克是疾病出现的原因，在治疗中需要将其排出体外，而近东的帕祖祖则被认为是能够帮助病人的仁慈的精灵，人们需要祈求帕祖祖的保护，才能免受疾病的侵袭。

要之，埃及本土学者深入参与埃及学研究，不再受制于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从而强化了埃及学的独立性；埃及学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多元化，为学科间的交叉合作提供契机；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文献解读与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途径，使埃及学研究更具创新性和前瞻性。作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埃及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埃及学研究，更能够深入了解埃及在“一带一路”中的地缘文化背景，为中埃在历史、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深层次的支持。因此，埃及学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更是推动国际学术合作、促进文化交流、丰富学科多样性的平台。埃及学正朝着本土化、多元化、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梁姗，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郭丹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