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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创作，使弱者得到温暖的抚慰丨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讲

2023-12-21 14: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黄新波虽然是广东籍（艺术家），但他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美术史的。”

✎作者 | 谭山山

✎摄影 | Ratty

2023年12月13日，第二十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举行。

此次讲座的主题是“广东画家黄新波的左翼木刻艺术”，主讲者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文史学者罗韬担任嘉宾主持。

黄新波（1916——1980年）是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代表性画家。木刻的先锋性、革命性、思想性、批判性，是其他画种所不能比拟的，而黄新波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罗韬认为：“黄新波虽然是广东籍（艺术家），但他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美术史的。”

第二十场“岭南文化新讲”现场，讲台上为罗韬（左）、李公明（右）。

此次讲座，李公明教授聚焦的是黄新波第三次香港时期（1945——1949年）的创作。“从黄新波一生的艺术创作历程看，第三次香港时期最受关注的应是他的油画创作探索及由此产生的批判风波；但是，版画方面的创作也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控诉》（1947年）、《卖血后》（1948年）、《码头》（1848年）和《香港跑马地之旁》（1948年）等一批作品充分显示了他的版画创作的新特征，在思想和艺术上也达到了深刻与成熟的境界。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看，这批版画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黄新波长女黄元教授也来到了现场。她表示，黄新波去世40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关心、关注他的艺术，令人感动。黄元记得，父亲跟她说过，山水、花鸟这类题材，自己不画而已，“真要画，我可以画得很厉害，但我不画”——也就是说，黄新波更倾向于社会题材。

近期，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收入了一批中国抗战时期的木刻和漫画作品，黄新波有7幅木刻作品入选。黄元指出，一件艺术作品要感动全世界，“一定要有发自内心的，对人的命运、对社会的关注”。

黄元教授（持话筒者）正在发言。

左翼文艺的“区域叙事”

“1945年9月初，一架从昆明开来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新波和作家杜宣从机上跳下来。他们穿了英军战地报务团制服，是作为这个团最后的成员被送回来（中国）香港‘复员’的。新波是战后最早回到香港来的文化人之一。从这一天起，他在香港度过了四年生活。”艺术评论家黄蒙田在《新波在香港创作的版画——回忆新波之七》一文中回忆道。

这是黄新波第三次来中国香港。此前的1937年至1938年、1941年至1942年，他两度在香港短居。抗战结束后，很多文人、艺术家纷纷南下香港，黄新波的朋友圈也朝着更有凝聚力、更有艺术实践性的方向发展。

1946年，黄新波发起并与黄蒙田、陆无涯、梁永泰、陈雨田、符罗飞、萨一佛等人组织创立了“人间画会”，其全盛阶段大约有55名成员。成员们常常在茶室、咖啡室见面，黄新波也经常在家里招待那些刚到香港、举目无亲的艺术家朋友。

1947年3月，“风雨中华”漫画展在香港举行，图为“人间画会”成员黄新波、黄蒙田、陆地、陈雨田、梁永泰、廖冰兄、陆无涯（左起）的合影。（图/黄元提供）

“人间画会”先后举办了“风雨中华”漫画展、“六人画展”、张光宇“西游漫记”漫画展、廖冰兄“猫国春秋”漫画展、人间画会春季展览等展览活动，影响极大。李公明指出：“这是左翼美术运动在南中国的最后一次聚集，对战后的香港左翼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香港的艺术堡垒’。”

李公明近年来较多思考左翼文艺的“区域叙事”问题——在上海、重庆、桂林、香港等这些左翼文化的都市中心，彼此之间存在着具体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另外，受制于政治形势的发展，不同区域的左翼文化话语的强弱变化也反映出左翼文艺运动的趋势和结局。

1948年，内地难民在香港铜锣湾自建的木屋。（图/李公明提供）

李公明指出，虽然1945年至1949年已经是左翼艺术的低潮期，但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左翼艺术的成就、深度仍然有一些特别的发展，黄新波第三次香港时期的版画创作，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对人类苦难的深刻体察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讴歌与追求，构成了黄新波在艺术追求上比过去更强烈、鲜明的底色。

“我回家还要刻木刻”

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局势与战后都市生活的环境，使香港迅速成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左翼文化斗争的另一个中心，与上海、重庆等城市相比更具有特殊的意味。

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在香港复刊。随即，黄新波进入该报，担任外勤记者。《华商报》坚持“文人办报”，重视香港当地新闻和社会问题，关注香港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积极反映其利益诉求。黄新波作为外勤记者的经历，对他此时期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

《华商报》复刊当天，黄新波发表了题为《仍作战时的打算》的短文：“刚从死亡线上跑下了来，松了一口气，但说不定又要跑上去。因为我觉得法西斯毒菌深入了一些人的心里，也有人正建造美丽的房子来架设它的温床。”

因此，他仍然要做“战时的计划”：“一枝秃笔，旁边或有一锅红豆粥……”工作很紧张、生活很清苦，但是文艺创作的战斗性精神状态并没有松懈。这就是他香港生活的真实状况。

位于香港干诺道中123号的华商报报社。（图/李公明提供）

黄新波在第三次香港时期，只创作了8幅版画。工作太忙是一个重要原因。黄蒙田回忆道：“一个新闻记者——尤其是当年人手奇缺的《华商报》采访部，可以想象新波的工作多么忙碌，可是他在记者、会务以外还是挤一点时间进行创作。……记得有一夜，我们在跑马地电车站分手的时候，他已经显得很疲倦了，‘我回家还要刻木刻’，他说。那一夜，他工作到午夜3点，最后和衣而睡，身上还沾满了从木板上划出来的木屑。”

《聆》（1947年）是黄新波此期创作的第一幅版画。黄蒙田认为，作者是“用较为含蓄的意匠方法表达生活内容。……版画虽然含蓄，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范围，那就是它的具体背景：荒凉的木屋区。（20世纪）40年代香港的木屋区是典型的贫民窟，这已经暗示出我们的主人公是这个环境的居民，那么，母亲的嘱咐即女儿聆听的是什么，我们的思索就有一定的依据了。新波的版画大都如此，他通过人物形象和典型环境诱导我们去想，而且想得很多”。

黄新波作品《聆》（1947年）。

在李公明看来，同样创作于1947年的《让我们捡起这未熄的火把》似乎没有引起评论家的关注，黄新波自己也没有谈过这幅画，然而它的主题却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或许，从1947年黄新波的一首诗《无题》（未刊手稿）中可以体会到他创作这幅木刻的某种精神指向：

“我不会叹息，我知道，

你将在远方燃起一把火，

唱一首歌。

请你相信在墨色的黑夜里，

我会看到你的光，听到你的声音，

由此得到你的信息。……肯战斗的人有福了！

我要用这句话向你，

并向别些来会面的朋友们道别！”

李公明对此的解读是：这幅画体现了左翼艺术的斗争精神，“不是喊口号，而是把奋斗、斗争当成生活中的一种幸福境界”。

黄新波作品《让我们捡起这未熄的火把》（1947年）。

和《香港跑马地之旁》（1948年）一样，《码头》(1948年)描绘的是黄新波日常熟悉的情景。

根据黄蒙田的记述，《码头》的背景是香港西区海边码头一角，“码头是这个城市经济动脉的缩影，老人劳动的一生和这个码头分不开，包括他生命的最后。新波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要我们思索这些人的命运，他们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人”。黄蒙田的这一说法，便于我们理解这幅作品，同时也是解读黄新波的人道主义美学观的重要例证。

黄新波作品《码头》（1948年）。

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控诉”

黄新波1947年春创作的《控诉》，是他此时期版画创作中情感最激烈、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与珂勒惠支的艺术影响有更密切的联系，而它的创作动机中所针对的事件，则显示出更为复杂的香港历史语境。

1947年，香港中英边界发生了“四学童事件”。根据时任中共香港文委委员的作家司马文森的记述，新界上水四个童子军到宝安游玩，被国民党宪兵关押，拷打后枪杀。司马文森随即创作报告文学《上水四童军》，黄新波为它画了一组插图。

“但如果黄新波仅仅创作了这组插图，这个事情就完了，那就真不是黄新波了”，李公明在讲座上说道。激愤之下，黄新波创作了《控诉》。

黄新波作品《控诉》（1947年）。

《控诉》具有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妇人的半个脸庞是悲愤情感的中心点，受害儿童的身体占据画面前方，那被子弹夺去生命的幼小身体，是最触目的无声控诉。

在黄新波的艺术构思中，要表达的最重要、最强烈的感情不是哀伤或悲痛，而是“控诉”，这是从悲悯上升到愤怒与反抗，也是最为震慑人心的审美力量。鲁迅在介绍珂勒惠支的艺术时曾经这样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这段文字也完全适合对新波这幅作品的论述，那种“深广的慈母之爱”与“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之情，就是对这幅作品的最好解读。

黄新波的版画艺术一直深受珂勒惠支的影响。据黄蒙田回忆，1938年，黄新波和他在广州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肯特、格罗泊等艺术家的原作，珂勒惠支的作品在其中最突出，她成为黄新波的偶像。

黄新波写有《悼念凯绥·珂勒惠支》一文，文中指出：“这颗伟大的灵魂，是‘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在昏沉的大陆上，永远揭起呼唤醒觉的战旗，吹起慈爱，雄壮底号角。……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是钢刻，石刻和木刻，它所表现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使弱者会得到温暖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