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东部亚洲海域中的人、物、图”会议纪要

2023年12月4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明清时期东部亚洲海域中的人、物、图”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来自日本、荷兰、美国、法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各高校、研究机构共近40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

2日上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主持开幕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东京大学前副校长、国际高等研究所所长羽田正教授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李庆新研究员分别致开幕辞。

葛兆光教授在致辞中阐释了本次研讨会主题中“东部亚洲海域”“明清时期”“人、物、图”三组概念。首先，自明代以后东海和南海几乎是连成一片的历史空间，北起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南至爪哇、帝汶，各地区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已非常紧密，且明清朝贡体制里的册封国以及繁荣的海上交通与贸易都来自这片地区。明清鼎革后，中国与中亚、西亚联系逐渐困难，经济上更加依赖东南地区，尽管清代重新整顿西北，但实际上中国历史的中心已不可逆转地面向大海。但目前的历史研究大多还是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开、东海和南海隔开，本次会议所用的“东部亚洲海域”这一概念正是想表示，未来对这一区域的研究应该把环东海、南海的历史连成一个整体考虑。第二，在全球的相互联系中，有五个因素最为重要——战争、移民、贸易、语言、宗教。从“人、物、图”三个角度切入，可以大概呈现出东部亚洲海域的相互联系，而对这种联系的重视，可以使得历史研究超越国界，重新理解更大区域的历史。第三，尽管很多学者认为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开端，但从海洋上来看，东部亚洲海域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大概是从明代开始的，全球也联系得更为紧密。这就是本次学术研讨会之所以以“明清时期东部亚洲海域的人、物、图”为主题的原因。

羽田正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过去15年中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共同推动全球史、区域史研究的历程，并对东部亚洲海域这一地理空间进行了说明，强调以东部亚洲为历史空间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实验，突破了国别史的限制，是在超越国界的一个公共空间当中来进行区域史研究的。从与背景不同的各国研究者的交流中，可以了解到彼此间的差异，并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体会这种差异产生的背景，并与自己的观点进行对话。这也正是国际合作研究的意义。

李庆新研究员首先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李庆新指出，以往有关东亚、东南亚海域的研究往往是分开进行的，而如今，东北亚、东亚、东南亚海域均纳入东部亚洲海域这一范围之内，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其前景将得到进一步扩展。近年来，随着全球史、海洋史和区域史的兴起和发展，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研究也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逐渐成为学术的主流，多学科的交叉和国际性的合作也成为发展这一领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取向和潮流。国际知名的学者和青年精英学者纷纷参与此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毫无疑问可以对东部亚洲海域这一区域历史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样也会促进其他区域的区域史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演讲环节分两段进行，分别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研究员和邓菲研究员主持。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的题目为《清朝统治经验对范·霍恩父子的启发》，探讨时任印度理事会（Council of Indies）长官的范·霍恩（Van Hoorn）父子如何借用他们所了解到的清朝的经验，来维护其在殖民地的管理。166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发觉其在亚洲殖民地所面临政治危机时，指派彼得·范·霍恩（Pieter van Hoorn）处理亚洲事务。在从福州到北京的出使途中，霍恩通过对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网络以及文化民俗等方面的观察，仿效清朝建立养病院、学校等社会机构，为其在荷属殖民地对地方和人员进行管理积累了经验。对中国深入切实地了解并借鉴其经验，是范·霍恩父子二人有效治理殖民地的重要因素，并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夏伯嘉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合流与交融：明清时期海洋保护神圣母玛利亚与妈祖的相遇》，介绍了现今香港、澳门、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区的妈祖信仰以及妈祖庙的情况，梳理了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妈祖信仰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包括妈祖与郑和船队、妈祖与倭寇以及妈祖信仰如何在船只空间上得以进行的相关史实，最后夏伯嘉强调了来到亚洲的西方人的圣母玛利亚信仰与妈祖信仰时有含混的认知情况。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荣休教授钱江以《马六甲的中国商贾》为题发表主题演讲。钱江指出，转口港和转口贸易在促进亚洲海上商品、技术和文化交流上有着重要作用，而位于国际贸易航线上的马六甲不仅覆盖了“马来-印尼群岛”内部的贸易网络，还构成了与华南地区有着重要联系的印度洋贸易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国与马来半岛的接触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一世纪初，且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商人就积极与马来半岛原居民展开贸易。随着马六甲成为该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国商人（尤其是来自闽南和广东地区）开始在当地社会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来到马六甲，逐渐将该港口城市纳入其区域的海上贸易网络。钱江通过对中文文献、马来传说以及西方记载的整理，探讨了马六甲中国商贾的早期商业活动，并指出马六甲的商贸网络能够在15世纪迅速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明朝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也对马六甲华人旅居社区的发展及该港口城市与东部亚洲海域其他地区的贸易联系作了讨论，指出马六甲华商的领导权一直被掌握在闽南人手中，且马六甲崛起以后的国际贸易，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南亚与中国的帆船贸易也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的木津祐子教授以《明末东亚海域的跨境人：作为文学题材的倭寇》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收录于《古今小说》中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以倭寇故事为题材，其故事大约发生于元朝至大至泰定年间。木津教授指出，虽然这一时间背景为虚构，但该故事中有关倭寇的这部分的史实和传闻在一定程度上是忠于事实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木津祐子从《筹海图编》《日本一鉴》《日本风土记》等“倭寇史料”所展现的语言文化出发，梳理了明末时期日中民间相互交流以及频繁作用的情况，并对浙江至福建一带的地域性来往加以探讨，为此次会议呈现出往来间明末“跨境人”之貌。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赵轶峰教授发表了题为《罗芳伯与18世纪婆罗洲华人移民社会》的主题演讲。首先，赵轶峰对为什么会选择罗芳伯作为研究主题进行了说明，并对史实和学术史作了回顾。罗芳伯于18世纪后移民婆罗洲后，基于商业经营扩展社会势力，在原住民社会冲突的背景下，建立起“兰芳公司”这一政权。该政权并未采用中国传统君主政体，而是以一种非世袭的类似“共和”的体制存续了一个多世纪。在对罗芳伯以及兰芳公司史事重新梳理之后，赵轶峰指出：18世纪中国华南社会海外移民不仅规模宏大，还在移居地区形成了类似于或属于国家形态的社会共同体，这是一种全球化早期亚洲地区内里发生的主要依据商业和社会逻辑的、相对和平的殖民形态。“兰芳大总制”并不是兰芳公司自身宣称的政权名称，也不是其领导者称号，而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颁授给该公司第六代领导人刘台二的称号。兰芳公司体制似乎提示，在西方逼近中国以前，中国政治文化中也可能包含与共和政治契合的因素。这种契合与华南社会传统、宗族社会关系、商业组织关系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值得学界做更多探讨。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田中和子教授的主题演讲题为《前近代东亚的人物图像与他者认知：以日本〈万国人物图〉为中心》。田中和子以对各国的人物形象、社会风俗和地理情况有着基本描述的《万国人物图》为材料，通过对江户时代以来该图的各种形式的对比分析，以及对供需双方（即出版商和读者）间、绘制方和书写方与被绘制和被书写方间的关系的研究，来分析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的，近世以来日本人对他者的认知是否存在变化，而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及认知的改变方式究竟是日本独有的还是整个东亚地区所共享等问题。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布琮任同夏伯嘉在道教与华南地区出海仪式的问题上进行了补充讨论；黄小峰就倭寇的纹身形象向木津祐子教授发问，木津祐子也借用《后汉书》等史料作出回应；董少新则提出，葡萄牙与荷兰各自的甲必丹制度或可作一对比，钱江、包乐史对各地甲必丹与政府之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会学者还就琉球商人与贸易网络、海上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展开交流。

2日下午及3日，与会学者分成“人”、“物”、“图”三组先后发言，向大家展现出明清时期东部亚洲海域中各因素有机互动的图景。第一、二场报告会以“东部亚洲海域中的人”为主题，分别由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杭行副教授和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陈博翼副教授主持。

韩国东国大学文化学术院南玟玖研究教授作了题为《万历年间明与吕宋之间的关系：以壬辰战争时期为中心》的报告。南玟玖通过中西史料的对读，讨论了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官员出使吕宋的事件始末。除壬辰战争的背景外，南玟玖还考量了1593年西属菲律宾总督戈麦斯·达斯马里尼亚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被华人水手刺杀一事，菲律宾当局为此派使来华交涉。随后，福建巡抚许孚远遣使马尼拉，以图招抚流寓吕宋的华人，并刺探当地对日本的态度。使者黄文英到达马尼拉后，还建议继任总督路易斯·达斯马里尼亚斯（Luis Pérez Dasmariñas）与明朝进行军事协作。路易斯拒绝此提议，但强调愿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南玟玖认为，路易斯的表态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朝因壬辰战争而推行的海禁有关。通过对比1595年路易斯的会计报告与许孚远《敬和堂集》中收录的奏疏，可揭示禁海令对闽商、流寓华人的影响以及1594年重新开海后中菲贸易的复兴。南玟玖认为，壬辰战争期间的明吕交涉中既反映出在日本威胁下明、吕双方对彼此的猜忌，也反映出福建和马尼拉双方对互通贸易的重视。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刘序枫研究员以《清初东亚海域往来海商事迹考：以朱佩章的活动经历为中心》为题作了报告。刘序枫首先铺陈了1715年“正德新例”所推行的信牌制度和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这两大历史背景，并介绍此背景下江户幕府对清代知识的获取。凭借信牌的贸易限制，江户幕府得以对赴日商旅进行筛选，以获取其需要的商品，或招徕医师之类的专门人才。出于德川吉宗的个人兴趣，有关马术、医学的中国书籍便借此大量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东亚形势渐趋安定的背景下，18世纪的风说书渐流于形式，与之相比，通过唐人问答而撰成的著作涉及典章制度、本草、医学等方面，为日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清朝知识。基于海商朱佩章的答问撰成的《清朝探事》便是其中典例。朱佩章的两位弟弟均是医师，与日本往来颇密。借此纽带，他在1725年随弟弟朱来章赴日，随后接受幕府儒者的询问，《清朝探事》因此成书，朱佩章也因此贡献获赐信牌。幕府对朱佩章的选择其来有自，透过朱佩章的自传体著作《偶纪》可知，他早年随为官的舅父、继父四方游历，由此积累下对清代官制、商贸、物产的丰厚知识。刘序枫总结道，在正德新例与享保改革的背景下，清初朱氏家族从医、经商经历所带来的海外联系和丰富知识，使朱佩章成为了德川吉宗时期幕府咨问的理想人选。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艺术史系文诗景（Thijs Weststeijn）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作为清帝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居间者的汤若望》。在荷兰独立战争的背景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攻占了数处伊比利亚人的殖民据点。随着与葡萄牙人的竞争，荷兰人还试图将势力扩张到中国，但遭到挫败。文诗景指出，在阻碍荷兰人进入中国的因素中，耶稣会士汤若望的角色值得关注——他两度破坏了荷兰人进入中国的计划。据汤若望的回忆录，在1622年荷兰舰队进攻澳门之时，他就在当地协助葡萄牙人组织抵抗。双方再度狭路相逢是在明清易代后，其时已入清廷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接待了到访的荷兰使团。荷兰使团和耶稣会士双方的记载都表明，汤若望在中国人面前极力批评荷兰人。讲述汤若望在中国对荷兰人的阻挠后，文诗景又对汤若望形象在荷兰的流传进行讨论。汤若望初为荷兰公众所知，是经由报纸对“历狱”的报道。尔后，荷兰作家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在其剧作《崇祯》（Zungchin）中，将汤若望塑造为明朝覆亡的旁观者，使他的形象更为荷兰人熟知。在朗诵该剧本中崇祯斩女桥段的台词后，文诗景总结道：明朝的衰亡与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或可共置于“小冰期”的视阈中考量，而当双边的目光聚焦到汤若望时，我们既能看到欧洲的事件对他在中国活动的影响，又能看到欧洲的文化生产对中国事件的反映。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的李毓中副教授以《让史料与数据说话：东亚海域“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再深化》为题作了报告。李毓中首先介绍了近年来海内外不同学术团队围绕“太平洋丝绸之路”所开展的研究计划，接着指出，要了解这一跨太平洋贸易的结构，16至17世纪编纂的《印地亚斯法典》（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Indias）可提供丰富的历史信息。该法典反映了西班牙母国的法律人士及政要对太平洋两端殖民统治的想象。该法典在跨太平洋贸易中的地区交流、商品流通、船队规模等方面都设下限制，透过这些律令，可管窥这一跨洋航线对整个西班牙帝国的意义。西班牙对跨太平洋贸易的考量更重统治而非逐利，正如法典所追求的是对殖民地之间的平衡与稳定的维系。李毓中又介绍了印地亚斯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的会计档案（Contaduría）,并就如何利用其数据进行研究做了例举。例如，利用档案中的税收数据，便可反推某时段中前往马尼拉的商船数量的变化趋势。最后，李毓中以利用司法档案追索历史细节为例，提出深化“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可行方向，并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汇集各方力量投入到研究团队和数据库的建设。

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李焯然资深教授提交的报告题为《黄森屏与文莱的历史》，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溢研究员代读。李焯然首先对《明史·渤泥传》中的部分记载进行辨误，指出永乐年间来华朝贡的渤泥“国王”并非真正的苏丹，而应是华人黄森屏。随后，李焯然通过对照双边史料，针对流行于中国的数种有关黄森屏的历史叙述一一加以辨正。他指出，诸如明朝依黄森屏遗愿撤出南洋、黄森屏之女继承文莱王位、黄克孙回文莱后成为新国王等说法均是缺乏史料依据的讹传。总而言之，李焯然认为，华人在婆罗洲历史上确有一定影响，但不可一厢情愿地夸大文莱王室中的华人因素。

在本场报告会的讨论环节中，夏伯嘉指出，墨西哥学界对跨太平洋航线的研究颇值得关注，亦向李毓中提问美洲史料中所记载的“华人”的问题。李毓中在回应中介绍了墨西哥学者对美洲银矿的研究，而“los chinos”（中国人）一词在美洲实为泛指，并不完全对应华人族群。包乐史提示文诗景，可参考瑞士士兵利邦（Elie Rippon）的回忆录，为澳门保卫战提供更多细节，他又对李毓中所提到的西班牙帝国对太平洋贸易的限制做出补充，认为此种限制除为稳定统治外，亦是为保障美洲白银更多地流向欧洲而非亚洲。刘小朦就江户幕府招募医师的方式、《质问本草》的知识来源等问题向刘序枫提问，刘序枫回应称，幕府主要是利用商人、以重金为诱招徕医师，并对刘小朦所持《质问本草》假托琉球作者的看法表示认可。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杭行副教授作了题为《鄚玖统治下的港口国（1708年至1735年）》的报告。杭行首先从三方面铺陈鄚玖统治河仙的历史背景：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粤西龙门部队的杨彦迪、陈上川等部南下到湄公河三角洲；自1672年起，广南阮主所受的北方压力渐弱，得以着力向南扩张；同时，柬埔寨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纷争，各派势力在争斗中分别向广南、暹罗和龙门部队求援。鄚玖正是在这一复杂背景下来到柬埔寨，在王室支持下落脚河仙后，又为摆脱柬王的控制而向广南称臣。随后，杭行通过分析鄚玖与各方势力的联系来探讨他在河仙的统治根基。从鄚玖对归仁十塔寺与河仙三宝寺的资助上看，鄚玖与临济宗僧人有着密切交往。以吴川陈氏族谱对校越南史书对陈上川后代的记载，又能揭示河仙鄚氏与龙门部队的姻亲联系。番禺西园诗社成员与河仙的往来，则反映出鄚氏与广东士绅的交集。杭行认为，鄚玖通过上述交往将河仙打造成一明遗民的海外聚所，且该中心具有非排他性，仍与清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廷茂教授的报告题目为《16-18世纪澳葡人口中的“已婚者”》，通过梳理多位海外学者对葡属印度“已婚者”（casado）的定义，张廷茂归纳出葡印政府眼中这一群体的特征：他们是葡印政府管治下的定居者，且是已婚的一家之主。以该特征为标准检视16至18世纪澳门的人口记录，可以发现，在不同年份官方和私人的记载中，人口数与“已婚者”所代表的户数并行存在，时而仅记一项、时而两者并记。因此，针对晚近部分中国学者将澳门葡人人口记载一概视作“已婚者”数据的学术观点，张廷茂罗列出原文证据加以商榷。他最后强调，应按原始文献的面貌对澳门的人口记载进行表述，不应将葡属印度的“已婚者”概念生硬套用到不同来源的人口记录中。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董少新研究员以《16-17世纪东亚海域与西洋》为题，谈了他对西洋诸国进入东亚海域这一历史的九点思考。其一，西洋诸国到东亚海域后，是加入或继承了该海域原有的贸易网络，而非建立新的网络；以亚洲货物为主的转口贸易是西洋人在东亚海域贸易的重要形式。其二，西洋诸国的到来对东亚海域固有的多圈层朝贡贸易体系产生了冲击，此种冲击或可被视作该体系解体的开始。其三，东来的西洋诸国成为东亚海域商人的竞争者和合作者，游离于王朝统治外的各国私商与西洋人联系紧密，多方联动成为该时期东亚海域的显著特征。其四，西洋诸国与东亚海域诸国的关系存在不同模式，既有诉诸武力的征服，也有相对平等的交流。其五，东来的西洋诸国是竞争乃至敌对的关系，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在东亚海域的冲突是其在欧洲的战争的延续，也包括围绕东亚利益而起的新争端。其六，从东、西两个方向前来的西洋人将欧洲、美洲、非洲与东亚海域联系在一起，使该区域进入到全球体系之中。其七，除诸如美洲白银造成的物质影响外，天主教、西学和火器技术的东传也对东亚海域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东亚海域由此进入到热兵器时代。其八，16至17世纪进入东亚海域的西洋诸国商人多受到政府的鼓励、保护和支持，所从事的贸易具有垄断性质，“自由贸易”在这一时期还是个“神话”。其九，不能以西方中心的“冲击-反应”论来解释西洋人进入东亚海域的历史意义，东亚海域在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需得到更多揭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员王鑫磊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朝鲜王朝将领林庆业与明清易代之际的平安道治理》。林庆业是朝鲜王朝仁祖时期的将领，在简述其生平和战功后，王鑫磊将报告聚焦于林庆业在其出生地平安道任职的经历。平安道地处朝鲜西北边境，与明朝、后金往来紧密，时因邻近的明朝东江镇兵变，该道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林庆业在此背景下受命往任平安道中军，甫一上任，便着力处理椵岛问题，先是献计为平安监司闵圣徽赴该岛与刘兴治交涉提供了保障，又出手了打击椵岛的情报网，并处理了朝鲜军官杀害椵岛明朝士兵的案件。此外，在内政方面，林庆业任内监督了该道范围内四座山城的建设，同时坚决反对当时朝中弃防该道北部的主张，积极推进在北部的防御工程建设。后一主张引发的矛盾也使林庆业最终被弹劾，离开了平安道。最后，王鑫磊指出，诸如明朝刘兴治在椵岛与朝鲜的关系、朝鲜在后金压力下对平安道北部的守弃之争等问题，都应放入到跨越国别的区域史角度加以考量。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尹敏志博士后发表的题目为《“被掳”抑或“行劫”：明初东亚海域的奴隶贸易与被掳人》。元末明初，随着倭寇与朝鲜、中国海寇合流，中国被掳人流散海外的情形增多，朝鲜的富山浦则成为一处奴隶交易市场，东亚海域奴隶贸易体系形成。该体系中的主体身份复杂，作为主要经营者的日本人自身也有被掳的风险；中国既是奴隶的供应地，个别华人又是奴隶贸易的主体；朝鲜既是奴隶的供应地又是出售地。利用在静嘉堂藏书纸背发现的温州府“声息”文书，尹敏志分析了温州卫遣送被掳人时对其背景进行繁琐调查的过程，并指出这或可佐证东亚海域奴隶贸易中行劫者佯称被掳的现象。另一方面，明朝主要通过朝鲜的协助来解救被掳人，高丽在明初送还被掳人和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初细致遣送被掳人的行为，均颇有将被掳人作外交筹码的意味，并为朝鲜的情报工作形成掩护。尹敏志最后总结道，东亚海域奴隶贸易呈现出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不同的多线发散型结构，“行劫”与“被掳”主体的混杂，促使明初卫所遣送被掳人时需经繁复的程序。而就明初朝鲜送还被掳人的情形看，陆地上的外交变动，又左右着海上被掳人的命运。

在本场报告会的讨论环节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康昊副教授指出，尹敏志报告中的“时罗沙弥”可能并非僧人，“沙弥”亦可指称俗家弟子，尹敏志表示认可。夏伯嘉指出，王鑫磊、尹敏志在报告中提到的边境问题提示我们在关注海洋的同时也应考虑陆地视角。赵轶峰就永乐之后东亚海域奴隶贸易式微的原因向尹敏志发问。尹敏志回应称，这一方面与日本渐趋统一带来的稳定局面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方国珍、张士诚的势力被平定相关，不少由其余部组成的“倭寇”势力在此时段被剿灭，这两方面使得中国沿海秩序得到恢复。宋念申对董少新报告中的第四点思考提出建议，认为欧洲人未对中、日进行征服可能是因该时期的殖民仍关注港口而非领土占领。钱江则指出，“全球贸易体系”的提法或需再慎重考虑。董少新向两位学者回应道，报告中第四点思考的表述更重在强调此时期中、日两国与欧洲人的势力对比，而将东亚海域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时段定在16世纪，是因该区域直到此时才与美洲达成实质联系。

第三、四场报告会以“东部亚洲海域中的物”为主题，分别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琮任（Ronald C. Po）副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小朦主持。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教授讨论了《两幅地图的全球史》，一幅是17世纪初的《塞尔登中国地图》，另一幅是18世纪中叶的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亚洲图·第二部分》。二者同样关注中国南海这一区域，兼有东西方海图绘制特色，但在海陆问题上各有侧重：前者又称《东西洋航海图》，其绘制者可能为东南亚华商，绘图时以海洋为中心，体现了联通中国南海、印度洋与欧洲海域的早期全球化航海视野；后者则是路易十四与卡西尼家族联动中、法、俄等多国力量进行帝国构建工程中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更加关注国家的领土形态，深描领土轮廓且对位置之处予以留白。借由两幅地图的对比，学界可以从中窥见早期全球化时代地理空间观念的某种演进和变化。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技艺的跨境：朝鲜王朝对日本剑术的受容》。朱莉丽从实践与知识两个层面研究了东亚武学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与改造：由于朝鲜士兵在短兵器技能上的欠缺，壬辰战争期间朝鲜王朝开始了通过降倭引进日本剑术的过程，战后也继续下送军官去朝日交流的窗口东莱学剑或派军校随通信使赴日学剑。尽管朝鲜王朝内部存在一些阻碍日本武学知识流通的因素，例如视短兵器为末技的思想、传统武学的惯性以及对降倭的排斥，但是日本武学还是融入了朝鲜武艺的知识系谱之中。在18世纪朝鲜王朝编纂的武学书籍中存在着中、日、朝三国武学知识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体现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知识环流。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陈博翼副教授所作的报告是他与博士生王雯合写的《西太平洋的外来者——巴罗〈1792—1973交趾支那行纪〉第九章译介解说》。马戛尔尼使团的审计官巴罗爵士在到达中国之前曾于越南停留，见证了辉煌不再、遭受西山起义蹂躏的会安地区，留下了《1792—1793交趾支那行纪》（A Voyage to Cochinchina, in the Years 1792 and 1793）这一珍贵记录，其中第九章介绍了与越南南部（交趾支那）与周边地区的地理界限、城市港口、当地见闻和历史情况。巴罗在记述中的视野不局限于越南，而是以越南、东南亚和东亚等区域作为大背景，以大英帝国为本位思考其间的利害关系。陈博翼认为，这有利于我们用来研究18世纪西欧人的海外殖民与知识体系建构、东南亚社会的描绘和“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丁晨楠副研究员以《17—19世纪中期朝鲜与清朝的海上民间贸易》为题，指出这一时期的中朝海上民间贸易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那样趋于衰微，而是持续活跃，并且朝鲜实际上也逐渐深入到了全球贸易网络之中。

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小朦的报告题目为《图像之“用”与“无用”：〈质问本草〉与十八世纪东亚海域的博物学交流》。《质问本草》作为18世纪东亚海域本草知识交流的代表性作品，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而刘小朦则通过《质问本草》三个版本的对比进一步推进了该项研究，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结论：第一，《质问本草》是日本萨摩藩通过琉球使臣在中国的官员、儒医与采药人等群体中进行的本草信息搜集工程，旨在将中国本草知识转移到日本；第二，该书图像是在信息交流中逐步修改确定的产物；第三，在中国人识别草药的过程中，草药的气味与文本知识远比图像重要，而日本草药学中的认知型图像却具有较为突出的地位，这可能意味着近代早期中日博物学在认知层面出现了分流。

在本场报告会的讨论环节中，刘序枫建议丁晨楠在研究朝鲜商船的走私情况时可以比较一下中朝双方史料中的漂流船数目，或许可以清理出一个新的走私情况。丁晨楠回应道，朝鲜当局抓捕的主要是回程的朝鲜船，但一般不拦截清朝船只，同时朝鲜地方的贵族也会庇护当地船只与清朝贸易。陈博翼进一步补充称，朝鲜海上走私贸易在各地存在着官、商、民盘根错节的利益勾结，可以在丰富的地方史料中找寻。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王日根教授报告了他与博士生江俊皓合写的《清至民国长江入海口沙洲坍涨及其开发——以江阴常熟为中心》。该报告的视角从海洋转而集中到了不断游移的陆海边界。伴随着清代“海势东迁”进程的加快，长江口区域的沙洲坍涨更加剧烈，总体趋势是涨多于坍。长江口江阴常熟段的沙洲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情况较为稳定，还逐渐显现出向南岸归并的趋势。所谓的海禁政策并未像后人想象的那般阻碍沿海百姓的生活，反而不断有人前往沙洲开垦维持生活。由于沙洲本身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较差，加上官方的行政干预也相对薄弱，沙洲百姓还走出了一条商品化农业生产与不同副业相结合的道路，更加充分的开发了沙洲地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琮任副教授以《大英图书馆特藏的清代海图》为题作了报告。远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开始持续性地采集中国藏品。大英博物馆曾通过种种渠道获得大量中国地图，197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后，部分地图便被整理收藏于馆内的地图部与印度档案部。上述地图很快引起学界的注意，但海图则因其市场较小等原因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布琮任则以“台州府太平县海洋全图”等海图为例，指出海图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海图中内洋与外洋的明确界限及其管制逻辑，有助于“视觉化”清帝国的海防思想，弥补模糊的文献记载；第二，清代军用海图存放于大英图书馆的这一现象，其背后的搜集渊源与历程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探索的全球史。

中国航海博物馆叶冲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水上百业：长江下游及江南水乡地区的传统舟船》的报告。叶冲将长江下游及江南水乡地区的传统舟船分为四类：一、客运业，包括江河渡船、固定航船、官民客船、游船画舫；二、货运业，包括沿海运输船、内河杂货船、专门货物运输船和农用运输船；三、渔业，包括渔业渔法船和杂式渔法船；四、其他类，包括官务与公共职能船、民业专用特色船、民间文体娱乐船。在上述细致扎实的分类研究的基础之上，叶冲进一步指出：学界通常认为传统舟船在新式轮船引入中国之后便趋于衰落，总体趋势确实如此，但在轮船难以引入的地区，传统舟船反而因为经济交流的大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同时支撑起了上海、宁波、苏州等大城市的生产生活。

中国航海博物馆赵莉副研究馆员的报告题目为《19世纪前期上海港题材洋画初探——以〈中国通商图〉中的石版画〈1840年的上海〉为例》。文中提及的石版画见于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文献《中国通商图》（又名《遮打插画集》[Charter Collection: 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 Hong Kong, Macau, 1655-1860]），图像中呈现出被放大的山脉与现实中的上海形象截然不同。经研究后发现，该石版画的原始出处是克莱顿（B. Clayton）在《中国与印度历史》（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中绘制的中国口岸图像，而克莱顿又是根据“Piqua”的原作而绘制。“Piqua”其人，很有可能是清代广州外销画画家中的一员，他们所绘制的广州、香港、澳门等华南口岸，的确有山体环绕的典型特征。从中可见，在五口通商之前，西方人对于上海认知匮乏，更多是基于广州等华南口岸城市形象之上的想象。

在本场报告会的讨论环节中，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丁雁南教授向布琮任提问，希望了解中国海图与西方传统的“sea chart”的异同。布老师回应道，二者在制造、使用和传承上均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例如，欧美历史上的“sea chart”在18至19世纪已经发展为一门极其成熟的学科并有相关记载，但是中国海图则没有完整的传承文本。刘序枫向赵莉提问，在地方志的城池图之外，是否还存在本国人绘制的上海图像？赵莉回应称，她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此类图像是清代道光年间曹史亭绘制的界画《凤楼远眺》。

第五、六场报告会的主题为“东部亚洲海域中的图”，分别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张长虹教授和法国雷恩第二大学中文系罗思德教授主持。

法国雷恩第二大学中文系的罗思德（Cédric Laurent）教授作了题为《再论唐寅“对竹图卷”：吴门才子坐静求心》的报告。《对竹图卷》是唐伯虎的代表画作之一，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画的山水部分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对于人物图像的部分还并未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罗思德的报告中，他从现存的一些证据出发，发现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作品中，其实都有文人坐于山水之间的构图方式。这种构图也可以较好地契合当时流行的诗文。而从心学的角度出发，在明朝，静坐已然成为文人的一种普遍的习惯。陈献章就曾记录了自己的静坐经验，并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诗歌主题，其后儒家皆赞扬静坐之美。这种主题也可以在明中叶的版画作品中见到，《养生图》即是一个例子。这种静坐的主题与之后肖像画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体现了符合儒教标志的文人生活方式。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孔令伟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图画之学”与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的“海西法”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图谱之学。孔令伟从《奇器图说》《视学》这两本专著说起，介绍了此时期在西方力学知识和机械知识的刺激之下，中国“图学”的发展。近代以来，以“图学”为核心，晚清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视觉启蒙运动。在博览会、实事新闻宣传画、洋务制造局、学堂启蒙教育等环节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图像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西方传入的石版、珂罗版、照相铜锌版印刷画谱、画稿、画帖，也作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中一个重要的“现代”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黄小峰教授以《纸醉金迷：16世纪中国绘画中的日本屏风》为题作了报告。在明代的日本舶来品之中，用金装饰的折扇、漆器、屏风构成了从大到小的金碧辉煌的视觉文化。但是对于明朝人如何接受和使用金屏风，限于存世材料的情况，现在的讨论比较有限。黄小峰则从三幅绘制有金屏风的绘画作品出发，尝试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讨论。他围绕着大英博物馆所藏传为杜堇的《陶榖赠词图》、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杜堇《宫中图》卷、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传为周文矩的《合乐图》三件作品展开了论述，并结合其他图像材料，特别指出此时期绘画中“围屏”在隐喻和空间划分上的特点，认为其具有私密性、情色性等特征。而这种围屏的结构也在另一方面启发了明代绘画的空间表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研究员作了题为《奇物可用：江西明代藩王墓所见之亚洲海域物质文化的交流》的报告。邓菲从江西南城发掘的明代益宣王朱翊鈏及其李、孙二妃合葬墓，以及益藩罗川王族墓两座藩王墓谈起，从墓葬中出土的金银首饰、纺织品、折扇三个案例出发，探讨明代中晚期丧葬文化的发展，以及其中可见的明代社会与域外物质文化、视觉文化的交流与联系。一方面，明人在首饰的制作工艺、珠宝外形、原材料的获得等几方面都受到了域外的影响。益宣王墓中的“西洋布”则表明了此时期产自印度洋一带、贩卖自东南亚地区的西洋布已经作为舶来品受到了中国上层人士的喜爱，并纳入了殓衣的体系之中。而金扇则与中日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进入墓葬也说明了金扇也同样被纳入了藩王殓衣的体系之中。而这些藩王墓中的若干器物或产自异域，或受舶来品的影响，不仅进入当时的日用生活之中，同时也成为了丧葬传统的组成部分，进而形塑了这些特殊群体的社会等级、礼仪传统与文化认同。

在本场报告会的讨论环节，刘小朦指出，黄小峰报告中对中日绘画中私密空间的讨论，或可与栗山茂久对中日人物图在空间呈现差异上的论断形成对话。此外他又谈到，明初文人、儒医酬赠画作中常见的行旅题材，或可与罗思德报告中16世纪的静坐题材形成对比，呈现阳明心学兴起前后的差异。罗思德又向黄小峰建议，或可从屏风背面的材质和是否带足这两方面入手，以判断屏风的国别。赵莉就《点石斋画报》等中国近代画报与本土“视觉启蒙”的关系向孔令伟发问。孔令伟认为，《点石斋画报》的出现受西方图像呈现方式的影响应较本土因素为多。董少新就邓菲所展示的明代藩王随葬品中出现的克拉克瓷提问，欲了解此种风格是在外销瓷兴起前已有，亦或是受外销瓷影响才出现。并问及所展示的数件在当时的随葬瓷器中品质如何。邓菲感谢董少新指出这几件瓷器为克拉克瓷，其与外销品等关系尚需再做研究，而从品质上看，这几件瓷器相对一般，难以与官窑瓷器媲美。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张长虹教授报告了他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蒋云斗副教授共同完成的《谢时臣〈四杰四景图〉研究：兼论日本文学和绘画中的中国古典故事》一文。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明代苏州画家谢时臣四景山水人物画《四杰四景图》，表现了妻不下机（苏秦）、王孙一饭（韩信）、荷樵晚归（朱买臣）、破窑风雪（吕蒙正）四个故事。而谢时臣画中的传统题材，像朱买臣荷樵晚归、采薪读书之类的故事，在日本文学和绘画中都比较流行。从款识看，谢时臣《四杰四景图》绘画创作的目的，应该是倡导豪杰之士不畏艰险，为国建功。这套作品最初的创作目的，可能是鼓励国人靖海抗倭。但作品的流转、传播及其影响作用，显示个中却有更多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存在。浙派后期画家、福建浦城人陈子和等人的人物画作品，在国内画坛遭到排斥，却能销往日本并被接受，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文学或典故类的人物故实画，更容易为江户时期的日本社会所接受。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天台山方广寺铜殿与东亚五百罗汉信仰》。李星明主要从常盘大定、关野贞对天台山方广寺的调查、方广寺和铜殿现状、明清时期画作中的天台山石梁和铜殿、五百罗汉信仰与天台山石梁飞瀑、明清时期五百罗汉图、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五百罗汉图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论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传播的信仰，五百罗汉也作为一种绘画的母体普遍可见于明清时期中国、日本、朝鲜的画作之中。天台山方广寺铜殿与东亚五百罗汉信仰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结，其铜殿摆放位置与慧皎《高僧传》描述昙猷度石桥神遇相吻合，意在再次激活五百罗汉的传统信仰的记忆。石梁铜殿和传世画作表明，明清时期无论在皇室还是在民间，五百罗汉仍然是流行中的本土化佛教信仰之一。朝鲜半岛的五百罗汉图比较忠实地接受中国五百罗汉图的单像式和群像式的两类构图，对群像式具有进一步发挥，并加强了释迦信仰。而明清时期的五百罗汉图更倾向于山林修行和逃禅，而日本江户时代的五百罗汉图则更加世俗化，突出度世救难的思想，参入了明显的观世音信仰。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施錡教授提交本次会议的报告题为《文徵明书风正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塑造和传播》，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成卓代为报告。此前诸多学者认为，明代书画大家文徵明是影响日本江户时代“唐样书法”的关键人物。但文徵明书风“正脉”形象的传入，却存在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和错位。施錡认为，文徵明书风“正脉”并非直接传入，而是在中国和日本人士的互动中逐渐被塑造和传播，最后得以定型的。从明代书法传入日本江户时代的整体面貌和过程来看，在雪山跟随俞立德学习之前，文徵明的书风并没有被刻意地推崇和研习，而是通过各种身份的中国与日本人士被建立起一系列的形象，包括执笔法、杂书体、承续二王、文人书风等因素，最终在细井广泽笔下成为“唐样书法”的“正脉”。而这也反映了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复杂性，值得深入关注与研究。

浙江海洋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张哲的报告题目为《神栖何处：东亚孔庙祭祀中的塑像与木主》。张哲总结了在文庙祭祀由私庙向官庙发展过程中用像的传统，之后也传播到了东亚地区。而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对孔庙祭祀用像持反对态度，提出改易木主，影响到了明清时期东亚儒家文化圈。文庙改易塑像改革肇始于明朝洪武年间，大行于嘉靖时期。然而嘉靖时期在全国文庙中推行的毁像设主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地方文庙虽设立木主，但多以“藏像”、“存像”、“移像”等方式来搪塞政令。明清易代之后，地方文庙又开始恢复嘉靖时期未曾毁撤的塑像，这一转变与统治者对塑像较为宽容的态度密切相关，也得到清儒的普遍支持，最终形成了清代中后期塑像与木主并存的格局。明朝毁像易主的改革也波及到了东亚地区。朝鲜王朝太宗迁都汉阳之后，率先仿效洪武之制设木主于新建文庙之中，经过文宗、世宗的持续推行之后，地方文庙中基本已经完成了毁像易主改革。在嘉靖文庙改制的影响下，宣祖时彻底取缔了文庙塑像。确立了木主在朝鲜王朝的绝对主导地位。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出于对“像”的功能性的追求，在文庙之中所奉祀多为圣贤画像或塑像，中期开始出现木主与塑像同置文庙的情况，表现出独特的取向。

在本场报告会的讨论环节，赵轶峰针对所谓“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向张长虹提问，他认为个别学者将该图作者确定为谢时臣的观点或过于武断。张长虹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应非谢时臣，从画风上看，该图或为苏州画师所作，但水平尚不及谢时臣。

在研讨会尾声，与会学者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黄小峰的主持下进行圆桌讨论，在对会议作出总结的同时，又提出了进一步拓展的方向。董少新首先总结道，东亚海域是一个研究框架，历史书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专题研究，东亚海域作为方法，将个案放在东亚海域的框架下去讨论；另一个是整体性的东亚海域史的书写。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东亚海域史著作。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通往整体的东亚海域史的一步，今后要在共同努力之下去实现。黄小峰则关注到图像的问题，认为将艺术史和图像纳入讨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羽田正提出，这次会议中有一个主题词是“西洋”。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诸多西洋人远渡重洋来到东方探索财富、理想的例子，但是东亚人为什么却没有跨海去西洋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西洋人写了很多东亚的记录，但是反之东亚人却没有这么做。肯定有很多理由导致了这一现象，比如资金，航海技术的影响等等。由此，我们也应当更加慎重地界定西洋的内涵，或应分为两个时间段来界定，16世纪以前的“西洋”和以后的“西洋”可能需要作区分讨论。木津祐子则从文学的角度提出，除了东亚海域中的人、物、图之外，“文”应当也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类别的内容。田中和子也同意 “文”的重要性，希望今后大家的研究可以拓展更多的合作。赵轶峰总结道，明清中国对于外部应该是有限开放的，这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不断调整的阶段。闭关锁国的说法是着眼于国家政策的，但并非当时中国民间的认识。这次会议给予我们许多启发，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下明清时期东部亚洲海域内的种种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