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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英国民族主义的回归——从帝国到联邦

陈晓律

2023-12-23 17:07

欧洲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但政治分裂的文明单位，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自1500年开始，民族国家兴起导致的欧洲分裂和二战后的重新融合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现象之一。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晓律的新著《魅力与迷惘：欧洲民族主义五百年》梳理了欧洲各主要民族国家发展历史，力图破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阐明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本文节选自其中讨论英国民族主义的章节。

陈晓律教授

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意识增强，英国的实力经过二战的打击继续衰落，加之国际舆论的压力，使得英国在殖民问题上进退维谷。抓住不放，无疑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势必被斥责为人人痛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更何况英国也无力再把殖民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自动放弃，任苦心经营的帝国毁于一旦，也会被世人看作是英国衰落的表现，更是某一届政府无能的结果。这是英国政府和每一个英国人都不甘心接受的结果。更不必说帝国与联合王国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统计表明，英国的资本输出在1958—1960年约有60％流向帝国其他地区。即使英国不再是世界霸权国家，依然拥有遍及世界的经济利益。英国进口羊毛的66％、进口奶油的55％、进口肉类的29％依赖于澳大利亚，50％的非铁金属制品依赖于南非和加拿大，81％的茶叶依赖于印度，54％的进口谷物来自加拿大，糖类则来自西印度群岛，橡胶来自马来亚，金属和蔬菜制品来自赤道非洲。换言之，英帝国对于英国实在太重要了，英国民族主义是否回归英伦三岛，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情感问题，更多地涉及英国人自身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但是，战后的自治领变得更加成熟，要求取得更为完整的主权。而在英国的殖民地中，即使在二战期间，自治运动与独立运动也从未间断。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迅速发展，英国的殖民体系趋于瓦解。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英国从这一地区撤出；50年代中期以后，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掀起反帝斗争，英国从此结束了对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控制；50年代末及60年代是非洲人民的觉醒时期，大批英属殖民地、保护国摆脱了殖民统治。独立后的英帝国成员多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这一举措使英联邦居然经历了一次“辉煌”，其成员国数目猛增，英国人似乎又找回了帝国时代的光荣和梦想。然而，英联邦毕竟不是英帝国，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由英国控制，英联邦日益松散、衰落，不过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带有英属印记的没有强制性权威的国际组织而已。

1957年3月6日，加纳宣布独立，1960年通过公民投票，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留在英联邦内。1960年7月，索马里独立。1960年10月，尼日利亚宣布独立。1961年4月，塞拉利昂独立。1961年8月，喀麦隆独立。1961年12月，坦噶尼喀独立。1962年10月，乌干达独立。1963年12月，肯尼亚独立。1963年12月独立的桑给巴尔在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1964年7月，尼亚萨兰独立，并改名为马拉维。1964年10月，赞比亚独立。1965年2月，冈比亚独立。1966年9月，“贝专纳保护地” 独立，定名为博茨瓦纳。1966年10月，巴苏陀兰独立，定名为莱索托。1968年3月，毛里求斯独立。1968年9月，斯威士兰独立。

由于英国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基本采取“和平”政策导向，所以独立后这些国家大多继续留在英联邦内，但他们毕竟再也不是殖民地。到1974年2月向风群岛的格林纳达独立时，几乎每个殖民地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英帝国无可奈何地撤离了，不过它有意无意留下的隐患至今影响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威胁到地区安全。印度、巴基斯坦获得独立，但双方关于宗教与领土的争端仍在继续，孟加拉国是冲突的产物，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和巴基斯坦。英国早在1947年2月就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结束了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然而“英国政治家们从不断变化的眼前利益出发，在巴勒斯坦推行一种毫无原则、反复无常的政策，随意践踏当地人民的正当权益，结果人为制造出一系列矛盾，种下了今日动乱的祸根”。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从虚幻的世界帝国回归其民族国家的本位，毕竟可以使英国人摆脱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于构建新的民族国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要使英国人真正回归自己的民族“本位”，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英帝国的扩张与英国现代民族的塑造几乎同步进行，两者之间产生了其他民族几乎难以想象的密切关系。同时，英国在扩张过程中向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大量地移民，而一些殖民地的人民作为英国一些技术或简单低级劳动需求的补充劳力，也来到了英伦三岛，并且英语已经成为广大的英帝国区域内的公共语言。这就使英国人要割断与英帝国的联系，回到民族国家的本位，比其他国家和民族更为麻烦。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也产生了英国民族认同的新的困难，“英国的移民历史和民族认同是通过作为殖民帝国的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的核心国家而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因此，当二战结束，英国在1948年实施了《英国国籍法》，将英联邦的公民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公民，另一类是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公民，但两者都有移居英国的权利。一直到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实施之前，英国本土对其他的英联邦国家和英国殖民地的居民都是完全开放的。当20世纪60年代的亚非拉反殖民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之时，在原英属殖民地的大量英国外迁移民和殖民地的非白人移民不得不进入英国。“从1953年到1962年间，到达英国的来自殖民地的移民数量估计有39.1万人，这其中包括每年的6000个伊朗人。到了1968年，由于肯尼亚政府推行非洲化的政策，不承认双重国籍，发生大规模的排挤持有英国护照的亚裔人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大批亚裔人移民英国的浪潮。依据英国当时的移民法和国籍法，他们属于英国公民，因此可以自由地返回英国。这样，仅在1968年的头两个月就有1.3万人来到了英国。”

这种情况一直到1971年后才开始改变，英国终于开始限制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但出于殖民帝国的情结，英国依然保持着与这些国家的种种特殊和优先关系。据估计，英国每年仅非法移民就有万人左右，而目前在英国的非法移民总量应该有100万。由于各种类型移民的涌入，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构成发生了变化，英国已经逐渐从单一民族国家向多种族国家转变。现在，英国已经有54个种族。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英国自大宪章以来一直引以为豪的立国原则，也是英国的“国民性”之一。不过这一原则在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已经变得含混不清，毕竟征服者要使这样的原则贯彻始终是很困难的。英国的侵略扩张与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使自身形象如同海盗，而英国主张的自由法治却又使其带上了一丝人道主义的光彩。但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和殖民地的解放与独立后，这样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已经在悄然地发生改变。此前自由与征服的形象已经让位于一种英国似的乡村形象：适度的，徐缓的，带着薄雾的田园般的，甚至有些可爱的形象。传统的英国性似乎在消失，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影响：大众传媒的作用与大众旅行的盛行。而各种移民大量持续地进入英国本土，也改变了英国的人口构成。在战后的50年中，英国的认同问题已经转为英国认同的危机。因此，有学者预测，以后英国的认同也许会被欧洲认同取代，而“英国人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这样的预测似乎过于悲观，因为最近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势头证明这个故事显然还未到结束之际。但不能不承认，在世界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中，英国式的民族主义显然是极为独特的。按照汉斯鲁道夫·维克的看法，这种高度工业化国家民族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使国家政权与经济利益能在民族的理念中联合起来，而资产阶级就是这种民族政治最积极的支持者，因为它认为这有助于促进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与世界其他一些民族主义的发展进行比较，可以认为英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历程完全与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致。换言之，英国民族主义的诉求与英国现代化的目标几乎自然地融为一体。由于这样的特点，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英国现代化特点，而忽略了其民族主义的性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英国民族主义的种族色彩并不强烈，这使人们在关注其特点时，愿意更多地从现代观念而不是种族特点来分析问题。

而这种现代观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人们的权利。近代以来英国几乎所有有关政治的书籍，都在不同层面上强调人们的权利。这些权利被视作基本的人权，包括人身、言论、结社和财产四大自由，人身自由被视为自由最重要的支柱。1765年，英国在货币与其他的案件中就明确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对一个没有被法官定罪的人进行拘捕是非法和无效的。同时，假如一个人被冤枉监禁、袭击或殴打，他或她还可以通过社会和普通法获得一系列救助。此外，在英国还有一些古老的对个人自由的保证，如令状等，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要求被带到法院进行公正的审判。而能够自由表达政治意愿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权利，缺少这样的权利则被认为是最明显的压制的征兆。政治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是个人自愿的组合，因此，结社自由也被认为是基本的权利之一。财产自由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权利，英国人的家通常被认为是他自己的城堡，这样的观点也被英国的法律承认，早在1603年塞姆伊案件的判决中就宣布，如果一个盗贼进入一个人的房子试图抢劫或杀人，那么这个人或他的仆人都有权利杀死盗贼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这样的观念在英国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应该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英国民族主义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它最发人深思的地方在于，这种民族主义赋予了这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应有的权利，并让所有成员始终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一种以权利为纽带联接起来的共同体，不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比任何强制性的共同体都富有凝聚力。这或许是英国民族主义不那么极端、容易被人忽视的真正原因。同时，以权利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似乎也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使民族主义的诉求与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合拍，应该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然，英国这种几乎是“自然”的民族主义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麻烦，那就是它的民族整合工作似乎被遗忘了。英国的“自然”边界在哪里，应该如何界定自己的民族特性，外来移民是不是要融入英国社会等等，英国人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些“不入流”的问题。在英国脱欧之后，苏格兰的独立问题也开始发酵，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对长期顺风顺水发展的英国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英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认为其他民族才会有民族主义，而其自身是超越民族主义的存在。英国人产生这种傲慢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民族主义将其价值诉求尤其是个人权利放在首位，淡化了一般民族主义那种种族的色彩。由于这些价值诉求与英国的普通法、宪政架构乃至基层自治缠绕在一起，的确很难厘清一个剥离了上诉关系、十分“纯粹”的英国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民族主义的确不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它是民族主义中的另类，是英国发展历程中的特殊产物。也正因如此，不认真研读英国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英国这种“特殊”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