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不生：城市中产的二胎生育账

一对身价三百亿的夫妇，为了还未降生的孩子，从早到晚趴在桌子上算育儿成本：从奶粉、纸尿布、磨牙棒到保姆费、学前班、补习班，再到车、房、婚礼。事无巨细，算了一天一夜。

这是电影《西虹市首富》里的收尾一幕，他们将巨额财产倾囊捐出之前，还是决定预留一部分作为孩子的养育费用。

夸张的背后，是为人父母者实实在在的焦虑，这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尤甚。

城市各项育儿成本约束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有的生完一胎就急刹车，有的想生二胎却顾虑重重。

“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

工作放一边

周花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位全职爸爸。

9月19日上午，周花卷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小饼干”，抱怨道：上班有星期六、星期天，病了还可以请假，每天带小孩，什么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小饼干正牙牙学语，嘴忙个不停，还一边吃薯条、鸡块，喝可乐……周花卷觉得，没有人比婴儿更难沟通的了，“如果我现在回去上班，肯定什么事都能做好”。

1984年出生的周花卷是天津人，家中独子，200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后，选择留在上海工作。妻子馒头是他的校友，两人因学校动漫社结缘。馒头是上海人，也是独生子女，比他高一个年级。

2009年1月，两人在上海结婚，三年后儿子出生。

2015年，周花卷主动跟妻子馒头说，他想辞职做全职爸爸。那时儿子已经三岁，他觉得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里带小孩，这是为了让自己和小孩都成为更好的人。

那时他在一家咨询公司上班，妻子在一家中日合资外企做成本管理。对比自己和妻子的工作后，他觉得妻子单位离家近，上下班方便，而且不用加班，工资也比他高些。2015年6月，周花卷辞职。妻子馒头对他的要求是：“你在家带娃可以，但挣的钱必须能养活自己。”

他一边带孩子，一边兼职做科学新闻和评论，还会接一些软件开发项目，以及帮人翻译科技图书……加起来一年收入有二十几万元。

周花卷辞职没多久，夫妻俩就商量生二胎，但一直不断摇摆，害怕怀孕、生产，小孩生病、不听话……一切又再重来一次。

但生二胎是早就决定好的。他和妻子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孤零零一个人。2017年6月，女儿小饼干出生。

多年来，李旸一直独自一人在深圳打拼，但生完第一胎，她就放弃了刚晋升的职位。

2007年下半年，李旸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外贸公司的市场营销，需要经常去国外出差，“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月”，她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2011年结婚后，她照旧满世界飞。丈夫松子是江西人，在江西赣州开公司，两人结婚后分居两地——李旸一直想在深圳定居，但松子公司的业务无法在深圳开展。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儿子出生，李旸休了半年产假，随后又回原公司上班。婆婆从赣州过来帮忙带小孩，松子也经常来深圳看她和小孩：有时候待几天，有时待一个月。

有一次，李旸去秘鲁出差，去了一个多月。她“想儿子快想疯了”，担心他生病，吃不好、睡不好……

儿子一岁多时，经常感冒发烧，婆婆和请的阿姨天天带他去打针，断断续续大半年不见好转。李旸看着很心痛，2014年上半年，她干脆辞职，专心在家里带孩子。那时她刚晋升为公司北美销售路线的总负责人，年薪二三十万元。

李旸说，她辞职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考虑生二胎。一开始她并不想生“二胎”，儿子出生后，丈夫松子三天两头催，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对大人小孩都好”，最后她才决心生二胎。

2016月6月，“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行了半年，女儿顺利出生了。

五天工作日，周花卷一个人在家带女儿，接送儿子；星期六上午，夫妻俩带儿子去上乐高课，中午在外面吃个饭，之后去孩子外公外婆家。其间，趁女儿睡着后，他们能单独跑出去溜达一圈。

“这是一个礼拜，唯一一次可以两人单独出去的机会。”他说。到了星期天，他们又返回自己家，开车要大半个小时，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

此前，儿子周浩宇在小区上公立幼儿园，每个月学费两百多元，生活费两百多元，一个月一共约五百元。

今年九月幼升小时，周花卷没有选择送儿子进私立小学，而是进了一所离家四五公里远的公立小学：没有学费，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

周浩宇所在的班级，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学校算不上重点小学，但周花卷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他不认为“一年花几万（元），十几万（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有多必要”。

在他的引导下，儿子从小喜欢看书，识字量很大。上幼儿园中班时，就可以看全字书；上大班时，就看过诺贝尔实验的故事。“他还喜欢魔方，十分钟可以拼完一个魔方”。

他给儿子报一个乐高课，一个游泳班、一个网上英语课，还有学校一个国际象棋课，加起来一个月开支不到2000元。

2004年，社会学家徐安琪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 0—16 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 25 万元（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

十几年后的今天，物价飞涨，抚养成本翻了几番。

周花卷自认为要求不高，有多少钱过多少钱的生活，但家里的各种开支依旧不少。生活开支，加每个月一万多元的房贷，他们一家四口人每个月要开支两万多元。另外，他们每年还会带孩子出国旅游一次。

儿子报辅导班的开支，衣服、零食、玩具，再加上女儿的开支：一岁前吃一般的米粉、辅食，如今和他一样吃饺子、三明治、甚至外卖……据他初步估算，一年下来，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四五万元，两个孩子估计要六七万元。

“很多家长要求高品质的生活，孩子教育也一定要最好的，开支肯定不只这么多。”周花卷说，除他们夫妻之外，周边的朋友、同学，没有一个生“二胎”。

生活成本和带娃压力陡增，二胎妈妈李旸常觉孤立无援。

有孩子之后，李旸在深圳福田区租了一套三室两厅房子，每个月房租6500元。

李旸一直想留在深圳，觉得这里有她的梦想。她来深圳12年，离成为深圳人最近的一次，是在2014年，她本打算在深圳买房，不料股票亏了一百多万。眼睁睁看着深圳房价节节高升，她住的小区从两万多涨到六万多一平米。

儿子就在小区上幼儿园，每年学费两万多元。每个月房租，加生活费、幼儿园学费，以及培训费，一个月的开支要两三万元。

女儿一岁左右，李旸不甘心，决定回归职场。家里雇阿姨带女儿，每月付3500元的工资，婆婆则负责接送儿子读书。

生二胎的付出，不仅仅是时间和物质上的，精力成本更是难以计算。

初秋的一个周末，李旸带着女儿，一边挤进地铁，一边感叹道：一个儿子的时候，生活还算轻松；女儿出生后，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每个周末，不是带两个孩子去公园玩，就是带儿子去上兴趣班。

她称自己七八成精力用在工作上，二三成精力用在照顾家里。但女儿出生后，李旸慢慢觉得身心疲惫，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也担心孩子缺少父亲陪伴。

她最近考虑辞职回赣州，“不知道回去（赣州）做什么，到时候再看吧。”

父母成 “老漂”

1984年出生的徐灵在25岁那年去了北京。

在北京，她开过美容店，做过服装生意，也做过微商……她跟别人一起合租，住狭小的房间，每天早起晚睡。虽然生意比老家县城好做，但始终觉得漂泊不定。

2011年6月，她在老家生下了女儿。每个晚上，她要起来挤奶三四次，女儿还会醒几次，让她整晚都睡不着。“我不知道生小孩这么的辛苦，比我在北京（打拼）还辛苦。”大半年的时间，她患了轻度抑郁症。

女儿八个月后，她把女儿留在老家由婆婆带，自己和丈夫回北京做生意，抑郁症状才慢慢好转。

她说，女儿出生前，她一直以为自己会生两个小孩。没想到，女儿出生后，她会把女儿交给家里的老人带。

2013年，她决定转战河北雄安做生意。她和丈夫到雄安白沟箱包城租了一个两层楼——两百多平米的门面，开了一家奢侈品管理护理店。“租期十年，房租一年八万多元，十年内涨幅不超过5%。”

2017年4月1日，雄安成立经济开发区新区，之后工厂陆续撤离，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房价、房租也上涨了不少。

女儿四岁的时候，徐灵把女儿和婆婆一起接到北京，让婆婆在北京接送女儿上幼儿园。

但她工作很忙，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她必须在店里。另外，她想把业务扩大，准备做一些皮具、衣服等的护理，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女儿。

一年前，女儿跟婆婆回了老家，进了老家县城一所最好的小学。“可能比不上这边的学校，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徐灵无奈。

2月28日，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开通后，从北京到雄安新区仅需30分钟。

徐灵打算今年年底在雄安买一套房，等这边安定下来后，再把女儿接过来读书。她说，店里收入并不高，一年才几十万元左右，但这种拼搏的人生才是她想要的。

她逐渐放弃了生二胎的想法。“养两个小孩，要付出一辈子，”她说，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而且女儿已经大了，再生一个，他们也玩不到一块。

张丽说，“如果回头再选择的话，我可能不要（第二个）小孩。”

五年前，张丽的父亲中风住院。

张丽是独生女，父亲在医院待了两年，她和丈夫李阳就照顾了整整两年。

父亲出院后，丈夫李阳跟她提出再要一个孩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以后他照顾老人会比较累，而且小孩也需要有人陪伴。”那时大儿子已经七岁了。

根据“单独二胎”政策，他们其实早就可以生二胎，但张丽并不想要二胎，觉得生养小孩太辛苦。“我爸生病后，他每天都说，我拗不过他，就要了第二个孩子。”张丽说。

2017年，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也是儿子。

张丽是广州人，李阳是温州人，两人都在广州市政府部门上班。

因为单位工作不忙，一直到快要生产，她才去请的产假。“正常产假，加50天的延迟假期（广东省专门针对育龄夫妇）、剖腹产、高龄产妇的假期，一共是208天，一共差不多是七个月的产假”。七个月之后，张丽向单位申请哺乳假，一直带到小孩一岁。（产假是带薪的，哺乳假是另外的，只有最基本的工资。）

他们住在广州市一个80平米的老房子，房子利用率高，有三个房间，离张丽父母家近，方便他们照顾生病的父亲。

老二半岁后，因李阳经常出差，张丽一个人带不住两个小孩，她公婆便从温州老家来广州帮忙带孙子。“我跟先生住一间，老大和老二住一间，爷爷奶奶住一间”。

张丽的婆婆身体不太好，而且他们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不适应广州的气候和饮食，另外温州老家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张丽说，公公和婆婆放心不下，准备最晚坚持到明年，老二上幼儿园就回老家。

她觉得，如果一定要生二胎，那也要早一点。“赶早不赶晚，这样两个孩子可以一起长大，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轻，也可以帮忙带一下小孩。”

周花卷夫妻俩上面有四个老人。

周花卷父亲退休后，一直照顾爷爷，“两年前，爷爷过世了，他在家里休息”。但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大小毛病接连不断。女儿出生前，父亲颈椎病做手术，他回天津待了半个月，那时小饼干外公外婆带孩子。

上海到天津，一千多公里的距离，高铁五六个小时，但周花卷平时很少能回去。

周花卷辞职前，哥哥主要由外公外婆带，“晚上都是跟我们睡的”。但最近两年，外婆腿脚不好，膝盖的关节炎很厉害，周花卷家又住六楼，没有电梯，每天带孩子上下楼很不方便。

“哥哥大了后，老人勉强带下去，也跟不上孩子跑，已经力不从心。”他说。

关于四个老人的养老压力，周花卷说，好在，我们父母是有兄弟姐妹的，他们可以互相帮忙。“趁他们年纪还不算太大，把小孩生了，等再过十年，他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的小孩也大了。”

付出与收获

虽然没有了自己的时间，但周花卷觉得一切都值得，他希望小孩不再孤独，也不用独自面对四个老人的负担。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我国家庭规模近几年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

大部分时间，两个孩子相处得很好，哥哥也会照顾妹妹。哥哥周浩宇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小朋友，平时出去玩从不要求买玩具，周花卷甚至觉得儿子“无欲无求”。但其实他有时也会生气，责怪爸妈说他，不说妹妹；抱怨爸妈不喜欢他，喜欢妹妹，甚至有时偷偷地推一下妹妹……

周花卷有一次发现后，心平气和地问儿子：为什么说你，不说妹妹？儿子回答说：因为妹妹还小，什么都不懂。

他发现，就算儿子懂，也是有情绪的，需要安慰。他这才体会到儿子对父母的依恋，与他小时候一样。“小孩就是你的一面镜子，跟他们相处时，你会看到自己的很多东西。”

周花卷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到初中后开始寄宿，真正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人查户口，爸爸把户口本拿出来，对方看了看后问：怎么只有两个人？知道没有自己的户口后，他大哭了起来，说自己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爸爸用一张纸给我画了一张真户口，里面也写了名字，地址……然后剪得整整齐齐，把它装进了户口本里面。”他说，这是他记忆中最温暖的事。

阳光下，秋风夹带着一丝凉爽，又弥漫着阵阵暖意。周花卷抱着女儿，穿过斑马线，走回了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