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宋朝富裕，为什么还缺钱呢？

本文选自《大宋文官》，郭瑞祥/文

打仗就是打钱，而大宋最缺的恰恰是钱！

宋朝贫穷？不。虽然没有经济总量这样的确切数字表明宋朝比唐朝更富裕，但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从经济方面来讲，宋朝面临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陆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未为任何朝代所打破。另外政府因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不但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而且为财政提供了广阔的税源。

既然宋朝如此富裕，为什么还缺钱呢？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在仁宗庆历间和嘉祐初曾两任三司使，是数学奇才和理财专家。他帮神宗算了本账：中央禁军一个士兵一年消耗五万钱，十万人就是五百万缗，庆历五年禁军数目比景祐初年增加了四十余万人，这笔开支增加了二千万缗。还有与禁军数量大致相等的地方军厢军，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开支无疑最终都来源于税收。庆历五年各路盐酒商税岁课，比真宗景德年间均增长三倍以上，商税由四百五十余万贯增长到一千九百七十五万贯，酒课由四百二十八万贯增长到一千七百一十万贯，盐税由三百五十五万贯增长到七百一十五万贯，另外茶税也有增长。为军队购买的丝绸绢帛，景祐中不足二百万匹，庆历中增长到三百万匹。从庆历到现在又二十多年了，这些数字只听说增加，没听说裁减。如果碰到战争，比如宝元、康定间与西夏作战，每年从京师运往西军的军需就在一千万贯以上。

通过计算，张方平得出一个结论：冗兵是帝国第一大患。仁宗以来一直为冗兵、冗官、冗费“三冗”问题困扰，其中冗兵是主因，冗费是后果。那么宋朝为什么养那么多兵呢？正如张方平所说：“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则国依兵而立，兵待食货而后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势也。”京师以北千里平川，铁骑驰骋，无险可守，怎么办？只有以人为壑，靠千兵万马作血肉长城。然而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战事，士兵缺乏战争历练，防卫能力孱弱，只好继续增兵以固山河。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养兵费用越积越高，终于到了帝国不堪重负的地步。

找到了问题根源，张方平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裁省兵籍，改革优待宗室的制度，改革官员举荐办法，一个字：减！难能可贵的是，张方平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食货是礼制的基础！“凡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皆缘此而后立者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大宋以礼治国，食货不足礼制难张。张方平能够有此见识，绝非庸官可比，可堪大用。神宗默默记下张方平的名字，用手轻轻地敲击桌案，赞许地点了点头。

不过，神宗还是有一点遗憾，就是张方平解决问题的办法。裁减军队？那如何实现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伟大抱负呢？他期待着更积极、更有价值的建议。然而他寄以厚望的司马光、韩维等都是老生常谈的套话，永远正确却又不能切中要害，让宋神宗索然失望。遍视朝野，他将目光投向出朝外放的老相富弼。

他特意召回远在汝州的富弼。神宗问候了富弼这二年在州郡情况，然后像小学生一样谦恭地咨询治乱之道。富弼何其敏锐，意识到当今圣上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意欲大有作为，却故意放慢语速，从容对答：“人主的喜好，不能轻易让旁人窥测。俗话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如果奸人得知人主喜好，一定阿谀附会。人主观察臣下，应当像上天观察人间一样，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善恶，然后赏罚奖惩，这样功过是非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富弼意在劝说神宗要沉稳超脱，无为而治，不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神宗赞同地点点头，却只把这番话当作泛泛而谈，并没有对照自身，反躬自省。问过内政，又迫不及待地询问边事，对契丹西夏该采取何种策略，富弼轻轻地摇了摇头：“陛下刚登基不久，应当以全部精力修仁政、惠民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像是被当头泼了盆冷水，沉默半天，竟不知再问什么。

神宗的想法却并不相同，打仗需要钱和军队，宋朝有的是军队，关键是缺钱，如果能解决了钱的问题，征服民疲国穷的西夏和契丹，也许没有想象中那样困难。

恢复中华版图，重铸民族辉煌，是神宗心目中伟大皇帝的标准，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问题是，朕为昭襄，谁是范雎；朕做刘邦，谁乃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