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史丨哈布斯堡帝国（上）：帝国古董？

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还记得一部奥地利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品的老电影——《茜茜公主》（Sissi）。这部电影讲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巴伐利亚的贵族之女茜茜巧遇奥地利王子弗朗茨，即后来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因爱成婚并克服诸多皇家文化礼仪障碍，度过宫廷岁月的故事。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美人用自己的风采征服并安抚王子、宫廷、异国与属民，自然是这部片子的亮点。但是，它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帝国（以下简称哈布斯堡帝国）的风貌：任何一个对那段历史毫无所知的人都能在电影中看到，宫廷内矛盾重重，帝国内部民族纠纷复杂、党争不断（茜茜公主本人就偏爱匈牙利人）。

一、拼凑气质与帝国认同

在历史上这确是实情，当时的帝国下辖若干人群，其领土涵盖今日的中欧、东欧与东南欧的一大片地方。1913年，该帝国五千两百万人口中，只有一千两百万德意志人，其余则是一千万匈牙利人，八百五十万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五百万波兰人，四百万乌克兰人以及一百三十万斯洛文尼亚人。这些民族之间怎么相处，自然是一件难事。

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观察这个帝国，大概会觉得它是一件百衲衣，其政制、宗教、经济与社会都有很强的拼凑气质。“有个1902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到，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在军队里面，“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的盯着参谋。”这是由于语言不通。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就不赘述了。[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是对奥匈帝国北部与西部领土的泛称，由奥地利拥有。马扎尔人，是匈牙利人旧称。——编注]

由于这种百衲衣特征，更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明显的窝囊与衰败，以及它在一战中的无能与战后解体之彻底，使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许多人对它心怀藐视，称之为“中世纪残留的帝国古董”。

但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帝国并不是一无可取。一般他们都会指出，这个帝国并非是“各民族的监狱”，帝国属下的各民族并不是那么急着想脱离帝国。

比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在《帝国的年代》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人民毫无疑问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匈牙利历史学家雅西（Jászi Oszkár，1875—1957）在一战后反思帝国的分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一书中也指出，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帝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西部工业/东部农业），帝国内的宗教信仰矛盾也并不大，因为都以天主教为主。在匈牙利、波兰和克罗地亚等民族中有大量贵族阶层心向帝国。还有一些人指出，由于帝国的经济繁荣，帝国中的若干小民族，如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其实并没有强烈回归境外民族国家的愿望。

这些说法并不只是后来者的马后炮，因为当帝国还在的时候，有很多当事者也是这么想的，比如捷克人帕拉斯基（František Palacký，1798— 1876；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在捷克被认为是本民族三位伟大人物之一）。他在1848年致信给德意志联邦法兰克福议会，说道：“（奥地利帝国）的存在、完整和巩固极其重要，这不仅仅对于我的人民是如此，对于整个欧洲、人类和文明来说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只有奥地利能够抵挡俄罗斯这个专制君主国家，后者是对所有西方小斯拉夫民族自由的威胁。“从性质和历史来看，它注定成为欧洲的堡垒和守护者……如果奥地利国家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为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尽可能快地创造它”。二十年后在另一处，他也说道：“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比在奥地利可以更好地保存我们的历史-政治实体、我们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没有愿望，也没有政治企图来超越奥地利。”“三百年前，如此不同的人群缔结自由协定，形成了奥地利帝国，我认为这是天意在祝福所有的人。”

他认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既不属于德意志人，也非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奥地利人。

这里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能够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也具有一定的帝国认同，那就是在1848年革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地区都保持着相对稳定，没有乘机谋求分离。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没有被革命波及，无论是在波希米亚、克罗地亚还是蒂罗尔，都发生了革命，但革命者的目标都是宪政意义上的，而非地方独立自主。一份捷克语的革命小册子这样宣称道：“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为了更高的共同事业，倒在维也纳的土地上。让我们跟随先烈的步伐，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等手足情的纽带。”一份维也纳的刊物也这样建议读者：“告诉你们的读者，他们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一个奥地利宪政国家的公民。”[蒂罗尔（Tyrol），是今天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编注]

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那在什么时候帝国中的居民放弃了他们共同的帝国认同，争先恐后地抛弃了这个帝国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一下历史。

二、从三头并立到两元对抗

美国历史学者史蒂芬·贝莱尔（Steven Beller）在其所著《奥地利史》（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一书的一开始就写道：“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

这可以说相当恰如其分地还原了历史真实：直到1918年之前，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区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只是奥地利人中的一支，他们与其他奥地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等等）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等级性、主体性的。费孝通先生用来形容中华民族格局的“一体多元”描述，用在奥地利身上可能更为合适一点。

1278年，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的老家在今天的瑞士）夺得了对（现有的）奥地利地区的统治权。在接下来的三四百年间，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们通过王朝联姻的手段获得了大片领地，一度涵盖西班牙、勃艮第和意大利，又通过选举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到了1521年，其所要治理的领域是如此宽广，不得不在家族内部进行分割。现在的奥地利（加上部分的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地区）被当时的家长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当作安慰奖交给了家族的一个分支（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Ferdinand I，1503— 1564]）。这个分支相对专注于对中欧的统治，人们在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一般指的就是这个分支。

1526年，匈牙利国王（同时身兼波希米亚王国国王）路易二世（Louis II，1506 —1526）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由于其家与哈布斯堡有双重联姻关系与协议，费迪南宣布继承路易二世的两个王位。当时两国都面临土耳其的严重威胁，所以大部分贵族都心甘情愿接受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在之后的选举过程中确认了这两国的归属（按传统，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要得到贵族选举会议的认可）。

一开始，哈布斯堡在这两国的统治，几乎完全仰仗地方贵族的配合。哈布斯堡君主似乎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德语人群的君主，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干脆把首都迁到了布拉格（这多半是因为波希米亚是帝国中最富庶的地方）。使事情起变化的是中世纪末期在欧洲各地兴起的宗教冲突。波希米亚一方多信奉基督教新教，而哈布斯堡家族一方是天主教。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互相攻伐，哈布斯堡在西班牙的帮助下对波希米亚进行了一场征服战争，其结果是波希米亚一方彻底屈从于帝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从此这个君主国就从三头变成了两头。

请允许我暂时偏离叙事主线，对此讨论一二。一般认为，哈布斯堡君主国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奥地利本部，很多地方的地势跟瑞士差不多，阿尔卑斯山贯穿它的西部和南部。山地占国土面积的70%，唯一的一块平原盆地在东北部维也纳附近。这个地方可能是好的旅游胜地，但在古代条件下，养不了太多人。第二部分是波希米亚（今捷克）地区（包括摩拉维亚和部分西里西亚）。这个地方群山环抱，中间就是肥沃的丘陵盆地，加上河流纵横，自古就是北欧和南欧间的通商要道。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重要的经济基地（税赋之要在），甚至到了十九世纪，整个帝国80%的工业都集中在此地。第三个部分是匈牙利（包括斯洛伐克、部分罗马利亚和克罗地亚），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占地极广（到十八世纪约占整个帝国领土的45%）。在相当长时间内（直到十八世纪初），这个地方都是与奥斯曼土耳其直接冲突的军事前线，遍布边地尚武的军事贵族。日后（1741年）特蕾莎女王（Maria Theresia，1717—1780）遭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1712—1786）的猛击，险些失位，是怀抱婴儿逃到匈牙利（在匈牙利议会上上演了一出“哭秦廷”），向匈牙利贵族们恳求经济与军事支援才得以转危为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地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帝国里，假如本部十分强大，分支不过是可有可无，那自然用不着讲究平衡。但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例子里，情况却并非如此。对政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两元体制是不如多元体制稳定的。这是因为两元体制很容易陷入僵局与对抗之中，而多元则往往存在着动态均衡。但自从波希米亚被征服之后，哈布斯堡君主国就隐隐约约有两元对立的先兆，其弊病在十九世纪大众民族主义时代出现之后就越来越明显。

好，再回到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布斯堡对其君主国各领地的统治都是封建私人性质的（担任奥地利国王与匈牙利国王的只是恰好是同一个人，并不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有什么关系），直到十八世纪早期，人们才意识到帝国各部分的联合需要有一个法律基础，匈牙利最不情愿这么做，直到1722年，匈牙利议会才投票通过了一份文件（被称为《国是诏书》），承认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联合王国性质。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开明专制君主时代是特蕾莎女王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所开启的。他们的手段跟其他地方的绝对主义君主没有两样：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直接插手社会，普及教育，进行经济改革。地方贵族自然不满，在抵抗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地方的民族认同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在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一方，也相应推出了超民族的“祖国”概念。

德意志人自然是哈布斯堡帝国中最大的单一人群。到1910年，他们占总人口的23%。在帝国中，德意志文化发挥着首要影响力。德语是宫廷、军队高级军官和市镇人民的语言，各地的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通常也会讲德语。不过，英国学者克里山·库马尔（Krishan Kumar）在其《帝国雄图》（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义的（而非血缘、种族），谁能讲德语、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能归化为德意志人。而且，直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人在看待自己与其他人群差别的时候，通常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发展问题，而不是种族特性问题。正是由于德意志人这种“帝国民族”的特性，使得帝国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

匈牙利人在1910年占帝国总人口的19%，是第二大的民族。正如前所述，匈牙利贵族发达，他们对帝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贵族们有自己骄傲的历史传承，掌握着地方的治理，而这越来越受到维也纳中央集权和理性行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匈牙利的高层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哈布斯堡家族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与帝国宫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茜茜公主》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贵族对于宫廷的影响力），常常出任帝国高级官吏。1843年，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领导人韦塞莱尼·米克洛什（Wesselényi Miklós，1796— 1850）发表宣言，他的说法跟后来帕拉斯基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存在哈布斯堡帝国的话，就有迫切的需要马上创造一个。

帝国中剩下的58%的人口主要是其他斯拉夫人，包括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鲁塞尼亚人等等。大体来说，这些人群虽然分布不同，但并不生活在地理隔离状态中，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比他们的共性少多少。到十九世纪时，由于中央/地方冲突的刺激，它们也出现了各种地方民族主义（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捷克民族主义），但是在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心中，哈布斯堡帝国之外的选择并不多（他们对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持相当负面的态度，认为哈布斯堡帝国虽然是种束缚，但也是一种保护力量），因此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帝国认同之间都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前述帕拉斯基的言论可为一例。

在统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也有相当的超民族自觉。其中一位成员，阿尔伯特大公（Archduke Albrecht，1817—1895），他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经说道：“在一个由许多种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国中，王朝绝不允许将自己专门分配给其中一个。就像一个好母亲一样，它必须对所有孩子表现出同等的爱，不去疏离任何一方。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当然这句话说的比较晚，但我们比较有把握认为，这代表了哈布斯堡家族一以贯之的想法）

正是这几方面的合拍，使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使面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哈布斯堡帝国并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问题。

三、1848年革命的失败及其影响

但是，如果说各人群对帝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但是它们对王朝本身则有很多意见。这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结束后，奥地利力行的是保守主义政治，官僚绝对主义窒息着整个国家。1821年，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II，1768—1835）对一个教师说道：“周围的新观念是我不能，也绝不会赞同的。……任何为我服务的人都要按我的命令从事教育，任何不能这样做的人，或者与新观念有牵连的人，都可以离开，否则我就安排他离开。”政府虽然允许各地的“文化生活”继续存在，但却取缔和压制各种“政治生活”。著名外交家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担任奥地利首相的时代（1821—1848）是一个鸦雀无声的年代。

史蒂芬·贝莱尔指出，梅特涅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革命”，而自由主义革命的中心是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是最容易形成统一的、超民族的、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政治文化的。对他们进行打压的结果是，一个本来可以在文化层次上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的公民社会无法形成，而他们，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大众政治年代，本来是能起到一定统合作用的。

帝国浪费的另一个机会是1848年革命。1848年3月13日，一群学生在维也纳向政府提交改革请愿书，遭到军队镇压，抗议随即变成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又迅速蔓延到了帝国其他地方。帝国各人群对革命持相当欢迎态度，据贝莱尔描述：“当时弥漫着高涨的乐观主义，几乎所有的群体都期待着自己的解放，并认为这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各人群都主张革命兄弟情谊。一个波兰革命者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该年4月维也纳的各民族庆祝活动，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的旗帜并肩而立，“我们都仿佛活在一个美丽的梦里”。

当时帝国各地人群的目标是要把哈布斯堡君主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联邦国家，而不是要分解它（匈牙利除外）。革命后成立的第一届民选议会在制宪的时候，提出权力将由三个层次分享：中央政府、历史上形成的省，以及省内根据族裔原则划分出的区（Kreise）。这里要注意的是，制宪会议拒绝了按照语言标准将帝国分成八个自治区的建议，还是按照传统的地方划分来建立联邦单位。比方说摩拉维亚人虽然和波希米亚人同为捷克语族，但是摩拉维亚议会派出代表的时候，坚决反对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合并，而是要坚持自己独立行政州的地位。（摩拉维亚[Moravia]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东部地区。——编注）

奥地利1848年革命最终在保守势力（就是茜茜公主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反扑下失败了，联邦宪法被废弃。这对奥地利来说，真是不幸的时刻。因为奥地利因此错失了一个机会窗口——有些多民族国家在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人们投入大众政治的单位尚未定型。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实现民主政治，搞联邦分权，那么人们就不太会以民族为单位凝结起来彼此争斗，从而撕裂国家。

我们拿奥地利的邻居瑞士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道理。

瑞士，在历史和现状上，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信奉多种宗教教派（天主教与新教）。根据2000年的资料，德语人口占总其人口的63.7%，法语人口占20.4%，意大利语人口占6.5%，罗曼什语（Romansh，一种土著语言）人口占0.5%。持这四种语言和两种教派的族群分布在26个州（Canton）之内。在民族身份庞杂这一点上，瑞士其实也是中世纪遗产的残余。那为什么瑞士为什么能活过民族主义时代，没有被同时代在其他国家肆虐的种族民族主义撕裂呢？一个非常可能的答案是，它很幸运，在奥地利失败的1848年革命在这个国家成功了。

如果我们看瑞士的地图，我们会发现，瑞士各州的边界，有时是按照宗教划定，如瓦莱州（Valais）和弗里堡州（Fribourg）；有时候是按照语群划定，如提契诺州（Tessin）。同一个族群，会同时分布在好几个州里。这其实是中世纪的遗留。瑞士人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们就是以这么一种中世纪遗留的姿态直接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其国内较小、分散的多元成分还没来得及凝聚成以几个较大的语言、血缘划分的政治团体，就以地域认同为主（也就是各州）进入了公共政治，从而很幸运地避免了民主化过程中通常会发生的族群政治撕裂公共领域的倾向。人们常常说，瑞士人只有地区概念，而没有什么民族概念，就是这种政治过程的体现。

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时期在哈布斯堡帝国其实也有相似的形势，但是由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镇压了1848年革命，这就错过了这样一个历史窗口期。之后的帝国历史将说明，这种错过是非常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