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8上海市民生活记忆·口述｜中日合资的华钟

“如果说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上海是部连续剧，那么每位市民都是这部现实主义实景剧目的主人公。”

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策展的《1978-2018：上海市民的生活记忆》展览即将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展出，展览分为“亲历”、“亲见”和“亲笔”三个单元：“亲历”通过采访在上海 生活过的普通人，以口述回忆的方式讲述四十年亲历的重要历史事件；“亲见”通过展示摄影家陆元敏先生镜头中的街头巷尾，记录下日常生活所折射出的社会转型；“亲笔”通过整理四十年间百姓的真实信笺，展示平民心灵生活史中的代表性切片。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展览正式开幕之前将陆续刊发部分展出的口述回忆与私人书信。期待这些微小而真 实的证人、证言和证物，能部分再现四十年来上海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下文刊发的是一则关于1987年中日合资华钟袜子有限公司成立的口述回忆。

1987年中日合资华钟袜子有限公司成立

口述者：古林恒雄，生于1942年，日本籍，上海华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年获日本通商产业大臣颁发的海外经济协力贡献表彰。2003年获得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2007年获得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2009年取得中国永住许可。

笔录者：中村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讲师，日本籍）

历史背景：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我在东京大学学习了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对于从事大型化学成套设备相关的工作还没有很明确的规划。1965年从东京大学工学部产业机械工学科毕业后进入日本著名纺织、纤维公司钟纺株式会社就职。这样进入（日本）钟纺公司以后，开始做化学成套设备相关的工作，与研究室共同开发新的项目，进展相当顺利，成功开发了聚酯的新合成方法。该项目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中国政府决定推进聚酯工业化，吸引了十几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参与价格和技术的竞投。经过4个月的激烈交涉，我们钟纺公司成功中标。我代表钟纺株式会社向国家计划委员会、纺织工业部的有关部门推荐了“聚酯直接连续纺丝法”，这项先进技术被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采纳，并参与金山石化总厂的国家级涤纶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作为金山石化涤纶二厂项目日方驻现场总代表来到上海。上海金山石化1972年启动第一期工程，我们参与了第二期工程，从1978年到1984年间开展了成套设备的建设、运转和交付工作。1983年11月，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视察上海石化时，陪同参观的工厂领导把我介绍给了李主席：“这位是从事技术指导并协助成套设备建设的负责人。”李主席说：“辛苦了，拜托了，中国的发展需要你们的帮助。”国家主席亲自这样说，很令我激动。

当时（在参与该工程期间），我们都住在工厂招待所，星期六也是要上班的，所以公司安排了每周日去上海市区的班车，早上7点出发，晚上7点回来，想去的人可以去上海市内一日游，由工厂方面安排。不过我不怎么出门，一个月就去一次，其余几乎都待在金山的招待所了。与中国合作的这个成套设备项目，总金额大概200亿日元，因为我是主要开发人员，所以成套设备的建设也由我全权负责，包括前期的商谈、签订合同后的工程设计到施工建设、以及试运转和交付事项。该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深受中方的感谢。1984年，项目总体验收后，得到了中方无条件验收的待遇。该项目被授予“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后来（完成该工程项目后）就开始开办合资公司了。为什么要开始办合资呢？是因为大型成套设备的项目只是买卖合同,完工后交付给对方就结束了。假若想交付后也能继续做下去,那就要做成共同的事业吧。所以在1985年左右就想和中国开办合资公司，第一家是1987年8月22日成立的上海华钟袜子有限公司，经过了内部的多次讨论和谈判。这是日本大公司正式进入上海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是上海纺织工业史上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华钟生产的连裤袜、长筒袜一面市就受到上海女性的欢迎，当时都要排队才买得到，今天在淘宝上就可以买了。

此后，大约在1993年、1994年的时候，日本企业相继来到上海，从行业来说有很多是与纤维相关的，所以就来找我（咨询）。1993年已经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15个年头了，和政府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们表示想来上海开公司，我就一个一个地把他们介绍给政府。政府方面接待了之后，表示很欢迎日本企业来投资，但这些企业没有制作项目申请书，很难操作，就让我成立公司，协助制作来中国投资需要的各类文件，并表示政府也会出资。于是在1994年与国有企业合资成立了上海华钟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在2000年前，中日关系非常好，很多人给我介绍了各行各业的人，在这些中国人的帮助下，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合资过程中虽然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包括上海市政府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感觉也是受到了中国的特别照顾。对我来说，无论是成套设备的项目还是合资的事情都非常顺利，我很高兴。真的是有很多中国人帮助过我，我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作为日本人的我一个人是无法在中国进行工作的。

（2012年反日游行时）就我们这个层面来说，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没什么变化的。但是，由于日本媒体持续作了一些失实的报道，有位日本媒体记者从日本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您公司的（中国）员工有没有闹事？”一开始我完全不懂他在问什么，反复问了几次他想问什么。（记者说：）“贵公司有不少中国员工对吧？”我反问他，我的公司确实9成以上都是中国员工，那又怎么样呢？那么记者就问我，“（对这次的事件）他们说了什么？有没有闹事？”我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跟平时一样，忙于接待大量来访的日本客户。不过，那位日本记者不相信，他在电话那头认为的是，中国员工肯定闹事了，而我隐瞒了真相。

我公司的员工都会说日语，然后从事与日本相关的工作，公司的存在有赖于日本客户支付的费用。中国员工都明白这件事情（公司的情况与自己的立场）。如果有反日的情绪，无法工作。其实不仅仅是我公司的员工，对在日企工作的很多中国员工来说，“反日游行”这件事是让他们心里很不好受,可能会受到来自旁人的异样眼光，很无奈。不过，实际上并不像日本想的那样严重，对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在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来说，政治只是政治，与其它无关。现在常驻中国的日本人已经超过10万人，大家几乎都在中国深深扎根，过着平常的生活。所以，我想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就是邻国，要世世代代地携手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