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与网游｜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

【编者按】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的中涌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近年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以及网络游戏原罪论的争论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确理解、看待这些新问题，便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难题。且不说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的说法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撑，农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本身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把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罪于网络游戏，不仅有失偏颇，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数字生活已经成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视其为洪水猛兽、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废食。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网游 妖魔化网游不理性》中认为，沉迷游戏的危害不在于“游戏”，而来自于“沉迷”。我们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网游。对于网游成瘾，严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确的态度，社会、家庭、网游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尤其是尽快解决留守儿童背后的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办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现状、问题与引导”圆桌会议上，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对这一话题做了深度交流与研讨。现征得主办方同意，将专家们的发言精要刊发于此。以下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周勇的发言《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精要，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号。

教育理论界最初关注留守儿童在1993年，但当时提出留守儿童这个概念，跟今天讨论的留守儿童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讲留守儿童，是指在“出国潮”兴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父母都出国了，导致“出现一批留守儿童”，把小孩子留在国内由祖父母“隔代抚养”，进而引发“母爱缺乏症”等系列“心理卫生问题”（上官子木《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父母必读》1993年第11期）。

几年后“民工潮”兴起，一些教育管理学者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外出务工“造成一批‘新孤儿’”，这些儿童已显出“学习成绩普遍较差”、“极易走上犯罪”等问题，急需加以研究与治理（蒋忠等《“民工潮”下的农村家庭教育现状及思考》，《江西教育科研》1998年第3期）。

教育社会学者最初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是在1996年。这一年，明庆华老师公布了一项研究。她通过考察当时日益显著的“人口流动”，注意到农村社会出现“一部分进城暴富的工头、老板、经理”，他们在城里长期定居之后，时常“用金钱打发自己的妻子”，或者“另外再婚”，导致农村产生留守儿童，这类儿童容易染上“自卑、厌学、辍学、乃至犯罪”等问题（明庆华《我国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新世纪以来，教育理论界对于留守儿童达成了基本共识，好像专门指农村留守儿童。随之兴起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完成的一个大型调查，其分析框架由三大问题构成，分别为“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关注过少导致的学习问题”，“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的生活问题”，以及“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导致的心理问题”（课题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直到今天，教育理论界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时，仍在谈这三大问题，这可以说是主流分析框架。

同一时期，教育社会学界并没有沿着1996年提出的话题展开拓展与深化，从2002、2004年召开的两次年会主题来看，教育社会学皆关注的是整个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以及思想文化转型（如“后现代主义”兴起），主流教育社会学者觉得剧烈经济社会及文化转型使教育社会学这个学科发生了一些危机，所以必须讨论如何重建教育社会学，议题涉及视角、理论框架调整，以及教育社会学者在转型进程中能否作为“知识分子”推动教育公平及社会进步等等（杨昌勇《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公平——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综述》，《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庞守兴《学科使命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年会综述》，《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只有少数边缘教育社会学者一直在探索如何深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重庆教育学院的任运昌老师。进入新世纪以来，任老师不仅坚持做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而且发现了一些新事实和新问题，比如“留守儿童污名化”，一些学者及媒体将过多负面的想象及问题强加在农村留守儿童身上，有时廉价利用留守儿童完成公益项目。再如农村留守儿童自己会在逆境中积极向上，不管生活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会努力向上（任运昌《空巢乡村的守望：西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类个体自强行动过去关注不多，总是容易事先将留守儿童“问题化”。诸如此类的探讨均蕴含当初忽视的新事实及新问题。

近十年，教育社会学界有这两路深化努力值得关注。第一路便是开拓先锋尤其像任老师这样的教育社会学者一直在做农村留守儿童研究（任运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的进展与缺失》，《中国教育学刊》2007年第12期）。另一路来自青年学者的开拓尝试，一批社会学背景的青年学者加入了教育社会学阵营。两路分散在各处的努力使教育社会学界的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无论是外围的体制力量，还是留守儿童内部的生活世界，均有更深入的了解（任运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当前态势、应对模式与缓解策略——基于13年跟踪研究的判断与建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熊春文《“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

稍显遗憾的是，即使是最新的研究，也未专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所以很难从教育社会学界已有成果中找到相关的理论积累，可以为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活动直接提供支持。今年以来，两会、《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问题，但很奇怪教育社会学界对这个议题仍然没有积极回应。今年的教育社会学年会的主题是“新时期的教育公平与学校变革”。一直以来，教育社会学最关注的话题就是“教育公平”。对于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问题的重视还要等待。这次会议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推动，使更多的教育社会学者重视网络游戏及其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

虽然教育社会学界少有切中主题的相关研究，但教育社会学界十分熟悉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等诸多相关理论，如果主流教育社会学者也去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现状，可能会有两路贡献，一是发展专门面向留守儿童的媒体文化启蒙或者媒体文化批判教育，引导留守儿童科学认识网络游戏的生产体制、内容结构及种种影响。二是探索“社会教育合力”，叶老师的报告里也提到，农村留守儿童“除了游戏之外没有其他活动”，如果我们能给他提供其他的更有意义的活动，诸多因网络游戏产生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所以教育社会学界还可以探索怎么由政府牵头，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形成社会教育合力，致力于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提供更有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号，本文原题为《周勇 | 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专题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