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改革年代中的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

本文选摘自《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书“前言”，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则可视为（美国的）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代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过去65年里的改革运动，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Populism）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New Deal），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在这本书中，他“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新政’，则甚至在那之前的改革也呈现出了新的意义。从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可以看到我们从前未曾看到过的东西，并意识到一些从前我们认为并不重要的事件的重要性”。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我们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理解，实际上与我们在“新政”中的经历是紧密相关的。“平民主义—进步主义”的时代只是由于一战才结束，及至我们对那个时代开始进行一些严肃的历史学研究时，我们又被抛进了一个由“大萧条”催生出的新的改革时期。因此人们会发现，在“新政”时期，以及那之后不久撰写的历史学著作中，关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第二波改革浪潮的印迹。这还不仅仅是说这些观点对改革常常持同情态度，而是说它们普遍共享着一个预设，即“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平民主义—进步主义”传统的同类物和直系后代；尽管这个预设绝对是完全错误的，它仍然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看不到两波改革之间的一些根本性差异，从而严重地歪曲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其实关于这些差异，过去我已经颇费苦心地强调过了。

也许我应当解释一下，我是在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这两个术语的。就“平民主义”一词而言，我指的不仅仅是1890年代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或“平民党”[Populist Party]）；因为我认为平民党只是对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某种为美国政治文化所独有的大众心理冲动（popular impulse）的某种高调的表达。在1890年代造反运动之前很久，人们可以窥见一股更宏大的思想潮流，它可以远溯至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时代，内战后则具体表现为“绿背党运动”（Greenback）、“格兰其运动”（Granger），以及数次反垄断运动，这股思潮表达了19世纪末一大批农民和商人对于经济变迁的不满。

平民主义精神在1896年完全占据了民主党，接着在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平民主义与农业改革的具体联系虽然已经弱化了，但我相信它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存在，部分地已化为一股暗流，比如地方性的怨气，大众的或“民主的”反抗倾向（rebelliousness）和多疑性格（suspiciousness），以及本土主义情绪。

同样地，关于“进步主义”一词，我指的也要比“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或“雄驼党”[Bull Moose]）宽泛得多，该党由1912年支持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反叛者们组建而成。我指的毋宁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这条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正如所有那个时代的观察者认识到的，这一更为宽泛含义下的“进步主义”，很大程度上并非为“进步党”所专有，而是相当深刻地影响了所有大、小政党，乃至美国政治生活的整个基调。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颇为模糊的运动，其过程中也未能完全做到整齐划一和前后连贯，然而很可能这也正是它取得辉煌成就，以及遭遇失败的秘密。诚然，假如没有一些具体的社会不满做动力，“进步主义”便不可能发生，然而它绝不是某一个社会阶级，或者某几个阶级结成的联盟，针对某个特定阶级或群体所发起的运动，而更像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为了实现某种界定并不十分清晰的自我变革（self-reformation）而进行的一场范围甚广并且极为和善的努力。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

本书关注的中心问题，既不是政治竞选、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以及法院的判决，也不是各种监管委员会的工作，而是参与其中的那些人们的观念——他们认为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样的变革值得追求，什么样的技术迫在眉睫。因此，我关注的主题其实是运动参与者关于自身所作所为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我们更大的历史洪流中又占据何种位置。在此意义上，尽管我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一部政治思想和政治情感研究，它却并非着眼于上流文化，我所关注的这类思想，对那些具有一般政治意识的普通公民的影响才是最直接的。在《美国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一书中，莫顿·G.怀特（Morton G. White）已经分析过进步主义运动如何影响了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我的主要关切与这类著作不同，我关注的不是最深刻的思考，而是最具典型性的思考，我关注普通作者和各种大众议题，这些议题在大众杂志、黑幕揭发报道、竞选演说词，以及著名记者和重要政论家们的文章当中都有所体现。自然，上流文化和普通文化常有重叠和相互影响的地方，两个领域皆有所涉足者也不乏其人。并且在某些观点上，那些可以归为“进步派”的理论思想家们，本身就对我所称的进步主义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持批评态度。比如，当我提到大多数“进步派”的目标是完全个人主义的时候，我并没有忘记，那个时代的政治学、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中一些最重要的理论性著作根据同样的事件和问题，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也没打算忽略这一事实，即如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这样一些进步派，甚至是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派政治领导者，对于个人主义这一占主流的追求也有过尖锐的批评。知识分子——常常还有我们那些至为敏锐的政治家——总是与政治、社会运动保持一定距离，哪怕这些运动是他们所同情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既批评这些运动，也批评这些运动所直接针对的那些制度。世纪之交的改革者们面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之一便是，当他们尝试捍卫或重建他们一向思慕的那些个人主义价值，并为此奋斗不息之时，这奋斗本身却使得他们离组织化的技术越来越近，而后者正是他们所恐惧的。对于这一状况，这一时代那些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们，往往比一般的写作者们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平民党人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发生在一个迅疾的，有时甚至是狂暴的转型期内，即从一个农业社会的环境转型为现代城市生活。相比于我们前面的几代人，我们如今站在这一转型趋于完成的时刻，因此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清晰地审视它的意义，但却很可能注意不到前辈们经历这一转型时的那份苦涩。美国的民主传统是在农场和小村庄里形成的，其核心观念也建立在农民情感和与乡村有关的隐喻之上（我们至今还时时提到“草根民主”）。由于一些我行将展开考察的原因，美国人在整个19世纪以至20世纪一直被教导：乡村生活，以及作为一种志业（vocation）的农业，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既然人民的大多数最初都是农民，则作为一种相当广义的抽象概念，民主（democracy）也同样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于是，乡村思想中开始有了某种自我满足和自以为是，工业主义的攻城略地，则对那种自我满足感构成了一种粗暴的震撼。平民主义中大量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感，便源自美国乡村的迅速衰落。

尽管如此，人们远没有意识到的是，作为一个特殊利益群体的农民，当其数量众多、彼此竞争而缺乏组织时，其实是十分空乏虚弱的，可是当其数量上相对减少，彼此间更加协同一致，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并形成一定本位意识的时候，却变得更加强大了。平民主义的成见之一是，不论其他职业的功能是什么，农民这一职业的功能都是最重要的，因为农民养活了所有其他人，从而也支撑着所有其他职业。尽管这种说法近来已较少听到，甚至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也正在浮现——其间不乏城市人的不满——我国的民间风俗犹然带有这一观念的深深印迹。事实上，相反的说法已经成为现实了——即是说，是我们这些不是农民的人在支撑着农民；因为，由于在情感上和道德上仍然忠实于家庭农场这个理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美国已拿出大量生产剩余去支持更多农场主继续从事农业，尽管实际上由于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对农民的这种让步，之所以没有引起普遍的不满，部分地正是由于我们农民传统的持续性，相形之下，那些由于受到科技的威胁而建立起某种人为自我保存机制的其他群体——比如音乐家和建筑工人——激起的反感更多。本书开始的几个章节便致力于考察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心态，它上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民主制下的田园传说，下可延及错综复杂的现代美国生活。

促成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在美国兴起的另一个背景，在现代世界可谓独一无二。在这个国家，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发生的是人口相对同质性的瓦解。直到约1880年为止，美国的民主不单单是乡村的，其基本观念也带有扬基（Yankee）和新教色彩，到那时为止形成的移民聚居区，规模很小，分布也较零散，难以对国家公共生活的规划产生大规模的全国性影响。然而，工业化的兴起带来了当时人眼中的“移民入侵”，一场持续了四十年的大规模欧洲移民潮。这些移民主要是农民，其宗教、传统、语言的复杂度，甚至仅仅就人口数量而论，都决定了同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本土人口对这场移民大潮的反应，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它们的性质和相互影响我已进行过简要阐述。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心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和从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砥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行动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些，由于背井离乡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生发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体系之上。从很多方面来讲，上述两套规则之间的对立深深影响了进步主义时期的各种冲突，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众。这些冲突的根源，既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意见不合，而且是道德乃至宗教上的分歧，则这一时期的冲突尽管实质上如此温和，却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敌对态度和如此彻底的误解，也就不足为怪了。

扬基地区乡村社会形成的那些政治价值和关于政府的观念，深刻地受到了实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个人成功理想的影响。从相对意义上讲，美国政治史上的“左翼”——也就是支持民众事业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力量——一直得以不必涉及与封建传统和顽固贵族势力的斗争。这里既没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传统（美国革命其实是一个严守法规的、社会意义层面较为保守的事件），也不存在19世纪末西方所有大国内部那种常见的无产阶级运动（proletarianism）和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政治反抗传统的基础，在于经济、政治领域中的反垄断和反特权运动，以及各种反对社会分化，反对压抑才智和品格的发展，还包括反对窒塞个人上升渠道的活动。在美国，由于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并保证了一个较为可观的最低生活标准，反抗的目标往往不在于社会民主和社会平等，而是要求更多的机会。世纪之交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尚且属于个体实业却正在消逝之中的世界，这些实业普遍规模有限，那时的生活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或者说组织化程度不高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即便是在改革派中，多数人也都怀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进步主义时期的商业生活，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府生活，都已开始从一种个人主义的形式向一种严苛的企业规训转变，并且展现出了一种管理型的、官僚化的前景。改革者抗议时局的方式，常常是要求维持正在消逝的机会，而不是去增强业已存在的这种组织化趋势。大多数来自扬基新教背景的美国人，不论他们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希望经济上的成功更多地与个人品格挂钩，希望经济制度不仅仅是一套旨在提供丰富产品与服务的体制，而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刺激与奖励机制。然而，不论是大公司和粗鲁的财阀，还是诡计多端的政治大佬，似乎都对上述欲求不屑一顾。在大公司里，成功与品格和努力的关联度似乎是相当可疑的；至于财阀的行为方式，你会发现它与公民责任和个人自律简直是背道而驰。竞争的通道似乎正在被一步步关闭。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威胁——这威胁并非来自经济萧条，而是源于社会和道德的退化，以及民主制度的没落。这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完全陷入绝望；因为他们相信，正如罪人可以洗心革面并得到拯救，只要公民觉醒起来，担负起他们的责任，国家也是可以得到救赎的。这种满怀希望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步主义的种种变革便是在这一情绪下完成的。

改革史上的下一个阶段——新政，本身即是令进步派忧心忡忡的那个过度组织化的世界的产物。走向管理，迈向官僚制，以及无所不在的规模化发展的趋势，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改革事业本身都不得不与之保持一致。不仅如此，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的领导权不得不逐渐与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分享，其规模之大，已经足以提出重大的要求和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城市移民大众、政治大佬、劳工领袖，以及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们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如今与旧传统下的经济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一些社会阶层，和诸多不同类型的社群，对于进步主义时期程度相对有限的改革是持赞许态度的，现在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新处境，尤其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几年过去以后，身边无所不在的新事物越来越令他们心烦意乱。以往的美国社会，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是人的品格，以及这个国家得天独厚的创业自由和机遇；而新政，凭着其务实的气质和对结果的孜孜以求，似乎已经让美国人与从前那个社会拉开了前所未有的距离。

平民党人和进步派都试图去坚持乡村生活中的一些价值，去保存个人的实业精神和个体的机遇，以及在这一环境下培育出的品格类型，以便维系一种同质化的扬基文明；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很多是倒行逆施和虚妄之举，一小部分甚至是恶毒的，大多都是富于喜剧意味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本身是荒谬或不好的。一种亲近自然和土地的生活理想，对于深入体验乡土和村镇生活的向往，对独立自强的个人形象的推崇，甚至是维系一个伦理上更为同质化的国家的愿望（尽管它也激起了自命不凡和恶意仇外的各种情绪）——所有这些理念都不该受到轻视或鄙夷；并且，对于那些最为深切地依恋于这些理念的人们来说，它们的衰落是一场必须予以尊重的悲剧经历，即便是那些需要借助想象力才能感同身受的人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如此一来，我对这些古老的农业和实业理想的评论，目的便不在于将它们视为终极价值而加以贬抑，而是想建立某些防卫机制，以防止它们在政治上被滥用——这种滥用的现象到今天仍时有发生——从而或许间接地提供某种方法上的见解，对这些理想中直到今天仍不乏其意义的那部分加以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