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语的“文白之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一种古老的语言，现代希腊语广泛应用于希腊、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以及土耳其部分地区，是希腊的官方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希腊官方语言之前，也经历了类似中国近现代“文言白话之争”的阶段。从历史角度来看，希腊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希腊语、迈锡尼希腊语、古典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中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虽然按照时间顺序切割并不能精准地反映希腊语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是分阶段讨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希腊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进而理解将现代希腊语定为官方语言对希腊民族国家建立的深刻意义。 

从原始希腊语到通用希腊语

原始希腊语是后来所有希腊语的祖先，与原始印欧语一样，并不存在文本遗存，而是按照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根据现有语言和音变规律重构出来的，其语言学意义高于历史研究的意义。迈锡尼希腊语是原始希腊语的方言之一，其书写形式是线形文字B，为目前已破译的最古老的希腊语。迈锡尼希腊语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之间广泛地使用于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上，散落在克诺索斯、迈锡尼、皮洛斯和梯林斯等古城的泥板文书见证了这一古老语言的应用。而米诺斯人使用的线形文字A，是现存最早的希腊语书写形式，尽管历史语言学家们屡屡尝试，但目前线性文字A仍未获破译 。

迈锡尼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泥板

迈锡尼文明的衰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希腊语书写形式，我们目前再难获悉，但可以肯定的是，希腊语并没有伴随着文明的衰落而式微。随着族群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同地区之间的方言得以发展融合。直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借用腓尼基字母，重新造就了一套适用于自身语言的书写系统，沿用至今。彼时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不同地区的方言有明显差异，同时期主要的方言类型有：伊奥尼亚方言；爱奥利亚方言；多利亚方言；阿卡迪亚-塞浦路斯方言和潘菲利亚方言等等，各个方言下又有不同的分支。其中阿卡迪亚-塞浦路斯方言可能就是迈锡尼希腊语的直系后裔。到了古典时期，波奥提亚、色萨利、莱斯博斯岛等地区仍使用爱奥利亚方言，萨福和米提列涅的阿尔卡埃乌斯皆以此写作。与此同时，阿提卡方言从伊奥尼亚方言中独立，成为古典时期希腊灿烂文明的见证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都使用阿提卡方言写作，阿提卡希腊语伴随着雅典的强盛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机会。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取道赫勒斯滂，率军前往小亚细亚，大军由来自希腊不同地区的雇佣兵、马其顿部队、以及色雷斯、伊利里亚等部族的部队组成。在这场征途中，伴随着士兵之间的日常交流，以及对地方词汇的吸纳，通用希腊语在阿提卡方言和伊奥尼亚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随着亚历山大在亚洲战场的成功，辅以通用希腊语本身的通俗易懂的特征，其渐渐流行于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成为了后古典时期希腊文学的重要载体。此外，基督教早期发展阶段的各类文本比如《新约全书》、《七十子译本》和早期教父书信等都是以通用希腊语写成，所以通用希腊语也被称为圣经希腊语、新约希腊语、教会希腊语。

到了公元1世纪，部分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法学家们认为通用希腊语是阿提卡方言的堕落形式。他们在抄录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雅典作家作品时，发现在文学作品中使用通用希腊语并不能深刻地反映出希腊人的精神，希腊内部遂开展了一场“阿提卡主义”运动，旨在模仿阿提卡的文学传统，以对抗现有的通用希腊语。公元 200 年左右的埃利乌斯·莫里斯，编写了一本名为λέξεις Αττικών και Ελλήνων κατά στοιχείον（阿提卡语和希腊语初级词汇）的词典，其中包括同一个词在“阿提卡语”、和“通用语”中的不同形态和用法。比如骚乱一词的书写形式，ἐξίλλειν（阿提卡）；ἐκβάλλειν（通用希腊语）。就这样，区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双层语言（diglossia）也被有意识地引入了希腊地区。这与19世纪希腊的“纯净希腊语”和“大众希腊语”之争颇为相似。

拜占庭希腊语与“罗马人的语言”

罗马征服希腊之后，通用希腊语就被确立为罗马帝国与希腊语占据主导地位的行省之间的标准沟通语言。拉丁语是罗马人的母语，在帝国西部，希腊语是贵族教育的重要一环，但他们学习的是古典希腊语而非通用希腊语。由于帝国疆域广袤，大量生活在帝国东部的公民，尤其是乡野之民，在日常生活中仍旧以希腊语为主，整个罗马帝国实行着拉丁-希腊双语制（Bilingual）。到了东罗马帝国初期，即现在常说的拜占庭帝国初期，尽管希腊语已经在社会层面占据主导优势，但拉丁语仍然是官方语言。查士丁尼颁布的民法大全第四部《新律》是以希腊语写成，开篇提到为了使这一法律易于理解，法律并没有用“祖先的语言”（οὐ τῇ πατρίῳ φωνῇ），而是以通用希腊语（ἀλλὰ ταύτῃ δὴ τῇ κοινῇ τε καὶ ἑλλάδι）书写。直到公元7世纪，希拉克略将希腊语设置为帝国的官方语言，通用希腊语在当时被冠以“罗马人的语言”（ρωμαϊκή γλώσσα）之名，为免歧义，后世的研究者多称之为拜占庭希腊语而非罗马语。随着希腊小体对安色尔字体的取代，书写变得日益方便，越来越多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随着希腊语成为拜占庭的官方语言，第二次智者运动之后引入的双层语言现象死灰复燃。一部分精英阶层认为，未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说的罗马语（通用希腊语）跟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希腊语有很大区别。拜占庭历史学家狄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在其作品中对高级的书面语（εὐγενίδος Ἑλλάδος φωνῆς）和通俗的口语（ἰδιώτιδος φωνῆς）做出了区分，前者是古典希腊语，即他用来书写《历史》的阿提卡方言，后者是通用希腊语，即罗马人的语言。到了公元11世纪，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在其作品《阿莱克修斯传》中再次强调，她受到了良好的希腊式教育，使用的是高雅的希腊语，而非通俗白话。在这一阶段，尽管有作家提到了语言上的“希腊化”一词，但这时希腊语的内部分层现象与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并未产生清晰的联系，用阿提卡风格书写仅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为不论是高级的书面语还是通俗的口语，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罗马人的语言。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生活在欧洲西部的作家们开始提及希腊人的共同语言（η κοινή γλώσσα των Γραικών）以对应罗马人的共同语言一词（η κοινή γλώσσα των Ρωμαίω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从通用希腊语发展而来的拜占庭希腊语仍被视为罗马人的语言，只有带有阿提卡古文之风的希腊语才被视为希腊人的共同语言。比如编年史家内库克在描写摩尔多瓦人尼古拉斯·斯帕塔里奥斯时，说他懂得多种语言：希腊人的希腊语（elineşte）、斯拉夫语（slavoneşte）、罗马人的希腊语（greceşte）和土耳其语（turceşte）。经历了12个世纪的中断，希腊作为一个民族再度萌芽。

现代希腊语与希腊民族国家的建立

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图画

独立战争之前，希腊人明白想要获得亲“古典希腊”的西方人的帮助，“东正教罗马人”就必须成为“天主教希腊人”。就希腊民族而言，在帕多瓦学习并说自己是“希腊人”的法纳尔人从1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不过他们绝对无意脱离奥斯曼帝国，创建独立的希腊民族国家，因为他们在奥斯曼体系中生活得十分“安逸”，不愿意与下层“同胞”分享特权。通过接触18世纪崇拜古希腊的亲希腊西方国家，希腊城市商人阶层在18世纪出现，但他们分散在现代希腊国家建立的领土之外：在爱奥尼亚群岛，在西欧，在俄罗斯城镇，在多瑙河地区，在巴尔干腹地的商业城市等地区。现有的奥斯曼制度不允许这个商人阶层参与权力，不允许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通过贸易积累了大量资本，但无法将这些资本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于是他们资助了一批学生到西欧大学深造，在那里他们接触到了欧洲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浪漫民族主义的激进思想。一场现代希腊启蒙运动（Διαφωτισμός）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受启蒙运动思想影响，希腊语言学家考拉伊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4) 指出，现代希腊语言长期受到外来影响，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应该对希腊语加以净化，祛除掺入其中的外来元素，在此基础上仿照阿提卡方言重构了一种“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1834年，纯正希腊语被确立为希腊官方语言。自此，希腊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文言白话之争”。

依托于古典希腊语重构的纯正希腊语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古希腊文明的憧憬，但是却给希腊社会内部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是语言学内部，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尊重语言的自然发展，人为干预反而破坏了希腊语言的传承。到了20世纪初，这种争议蔓延至文学乃至社会层面。作家开始抱怨纯正希腊语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桎梏，未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也开始抱怨，由于缺少学习纯正希腊语的机会，他们仍然读不懂被译成纯正希腊语的古典作品，日常仍旧使用自然发展而来的“通俗希腊语”（Demotic Greek）。在这一背景下，希腊奥尔嘉王后尝试并推动将马太福音翻译为通俗希腊语，旨在让不谙古希腊语的普罗大众能读懂福音书。然而，福音翻译运动的后果背离了其初衷，引发了保守派的愤怒，最终演变成福音暴动。自此，语言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相连，不使用纯正希腊语被视为对教会和政府的亵渎，任何滥用词汇的人都有可能面临前途尽毁的风险。二战后，希腊共产党组织领导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成为希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最终合法化，语言与政治的关系被逐渐淡化。直至1976年，希腊语言问题得以解决，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长乔治斯·拉利下定决心放弃纯正希腊语，将更受民众欢迎的通俗希腊语定为官方语言，即现在的现代标准希腊语。 

当时福音派反对“简化”的暴力运动

从古至今，语言都是希腊人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准。在古代，他们将说不同语言的人称为蛮族，在现代，语言问题的争论伴随并促进了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建立。尽管近现代希腊内部的身份认同随着政治、宗教信仰和领土范围的变迁有多元化趋势，但同一种语言的使用维系了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