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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诺尔墓墓主人考

徐弛

2023-12-20 13:44

巴彦诺尔墓没有出土墓志。关于此墓的族属问题，中外学者间存在较多争议。墓葬的发掘者敖其尔教授以及最早较为全面研究该墓的东潮等学者，根据死者为火葬等理由，认为巴彦诺尔墓墓主为突厥人，而林英、李丹婕、史书仁等人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依据汉文史料以及附近的仆固乙突墓，判断墓葬是墓主人接受唐制的结果，是唐朝在铁勒故地建立“六府七州”体制以后的产物，但受突厥葬俗影响极大。目前，巴彦诺尔墓墓主属于铁勒部落，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但是否有可能更进一步确认墓主人是谁呢？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和最近的蒙古国考察，对此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巴彦诺尔墓性质的新定义——唐墓外壳下的铁勒祭祀场所

唐代羁縻统治时期，漠北局势变化显著。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完全按唐代制度建造，无论是从墓葬形制还是从壁画、随葬明器等看，都体现了唐朝的风格。但根据巴彦诺尔墓发掘者勒·额尔敦宝力道的最新检测结果，之前学者们在文章中提到的丝绸袋内墓主人遗骸火化后的骨殖，其实并非人骨，而是羊骨（图1）。此非孤例，根据检测，仆固乙突墓内的骨骸亦为羊骨。而骨骸和金制品用小木箱盛放，内置在棺椁里，也绝非唐朝葬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不同？

图1 巴彦诺尔墓丝绸袋内发现的羊骨

我们猜想，墓主死亡时间与葬礼时间相隔太久，可能会导致遗骸不在墓室中。铁勒人传统葬俗为土葬。《隋书·铁勒传》记载：“其俗大抵与突厥同……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可见，按照唐朝的礼俗埋葬铁勒部落的贵族，理论上并不违背传统铁勒葬俗。但由于长安与漠北间路途遥远，墓主死亡的消息需要数十天才能传递到长安，而朝廷对此做出反应后，派来主持葬礼的大臣和随行人员也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漠北。为了防止墓主尸体腐败，当地人可能会先行埋葬墓主人，再以唐代礼俗举行墓主人的葬礼。仆固乙突墓志记载：

仪凤三年（678）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春秋卌有四……凡厥丧葬，并令官给，并为立碑。即以其年岁次戊寅（678）八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永窆于缬碖原，礼也。

仆固乙突二月廿九日去世，直到将近半年后的八月十八日才举行葬礼，这半年的时间足以使遗体腐烂，这可能是仆固乙突墓中没有发现其遗骸的原因之一。因此，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也可能基于同样原因先行按照本民族葬俗埋葬。

关于铁勒的葬俗，考古发现可以印证汉文文献的记载。在巴彦诺尔墓西北部约30公里处发现的额布根图布拉西墓葬中发现了一具骸骨，陪葬一匹马、一只狗以及仿制拜占庭金币等物品。巴图宝力道依据《隋书·铁勒传》对铁勒葬俗的记载，认为此为铁勒贵族的墓葬。他据此推测，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和仆固乙突有可能采取上述方式安葬。

但巴彦诺尔墓中的骨骸有火化痕迹，说明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遗骨应该也已经被火化，不可能拥有类似这些墓葬中的完整骸骨。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目前所知采用火葬的高级铁勒贵族，均为最高级别的铁勒各部首领。如薛延陀可汗夷男去世后，即采用火葬：“夷男之卒，皆来会葬，焚尸卒哭。”又如《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719）二月丁未，“投降突厥延陀磨览死，赠中郎将，依蕃法葬”，所谓“蕃法葬”即为火葬，根据李思摩墓志中记载的“仍任蕃法烧讫，然后葬”可知。再如《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提到“九月九日，（仆固怀恩）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可见同为金微都督的仆固怀恩亦为火葬。这么多来自不同部落的铁勒贵族葬俗告诉我们，考古学家发现的这种土葬习俗不适用于仆固乙突和巴彦诺尔墓墓主人。

从草原族群的习俗来看，仆固乙突“以仪凤三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但在半年以后，“以其年岁次戊寅八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永窆于缬碖原，礼也”。这即所谓“待时而葬”，让人想到《周书·突厥传》记载的突厥葬俗：

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

巴彦诺尔墓中的骨殖是火葬后放入丝绸袋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巴彦诺尔墓受到了突厥火葬葬俗的影响。而火葬的原因可能与突厥贵族一样，是认为火焰可以清洁他们的身体：“突厥巫师使罗马使臣行逾火焰，谓此清净其身。”“待时而葬”与火葬这两种葬俗均与突厥葬俗不谋而合。巴彦诺尔墓墓主人死亡后，其宗属完全可以先行火葬，将剩下的骨殖保存半年，在行葬礼时再放入唐廷为其营建的陵墓中，不需要担心因等待葬礼举行而导致尸体腐烂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宗属并未选择这种做法，而是用焚烧过的羊骨代替遗骸，放入唐廷为其修建的大墓中。

图2 疑似铁勒人墓地墓中遗骸

那么，为何要把墓主人的随身物品和宝物埋在巴彦诺尔墓中呢？既然墓主人没有葬于此处，铁勒人究竟是怎样看待这座大墓的呢？在蒙古国中部的Vaart和Naima-Tolgoi等地发现的突厥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参照系。在这两个遗址中，同样没有发现人类埋葬痕迹，但在Vaart遗址的墓坑内，有一个不大的木箱，里面有黄金制品和丝绸碎片。在Naima-Tolgoi遗址中，封土堆的下面发现了马的骨头、马具和皮带残片，斯热金认为，这类带封土的遗存可能是一个祭祀-墓葬复合体。可见，封土下面埋葬宝物，不埋葬死者骸骨，是这一时期突厥贵族的习惯。与之类似，毗伽可汗宝藏埋在陵园献殿附近的百宝箱中。毗伽可汗陵园的宗庙（献殿）中放置着毗伽可汗和其可敦的石像，是后人祭拜他们的场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漠北突厥贵族的埋宝处并非逝者的埋葬处，而是逝者的祭祀地。

从草原族群的视角看，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后代可能依照突厥习俗，将此墓的封土堆视作突厥葬俗里进行祭祀仪式的祭祀堆，将逝者的贵重物品放置在其下，如草原风格的金罐、仿制拜占庭金币等，起到祭祀死者的作用。仆固乙突墓旁发现的带有突厥如尼文的银罐证实了笔者的这一猜想。仆固乙突的后人在这里祭祀时，在仆固乙突墓的封土处埋入了一个银罐，但在墓中并未发现仆固乙突的骸骨，而是另行安葬。因此，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更可能是按照与突厥贵族类似的习俗，将贵重物品埋在封土这种草原族群的祭祀中心的下面。

此外，我们将这两座墓跟突厥贵族墓葬进行比较，会发现有如下相同点。

火葬仪式。据《周书·突厥传》，突厥“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反映出了火葬习俗，仆固乙突墓志中反映出了“待时而葬”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巴彦诺尔墓墓主人和仆固乙突在死亡时均经过了这样一组火葬仪式，并待时而葬，与突厥贵族类似。

封堆。封堆被林俊雄称为“精英的封堆”，他认为大型封堆多见于前斯基泰和斯基泰时期，至匈奴-萨尔马特时期之后，突厥-蒙古君主们不再建造大型的封堆了。但这种传统其实并未断绝，在第一突厥汗国可汗陵寝——佗钵可汗陵（布古特遗址）和伊德尔遗址又出现了封堆。因此，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的封堆可能同样被突厥和铁勒人看作“精英的封堆”。笔者在2019年夏天拜访了图瓦的阿尔然1号墓，目测其规模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尺寸，根据格里雅兹诺夫（M. P.Gryaznov）的研究，其直径宽达110米，在葬礼中大约有300匹马被屠宰，可能有超过1万人参与。但到了唐时，封堆的规模显然不可与早期墓葬同日而语，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的封堆分别为直径36米和直径20米，远小于阿尔然大墓，但均大于前述第一突厥汗国贵族墓葬。从草原族群的视角来看，封堆无疑成为其权力的象征，同样也是祭祀的地点，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后代可能依照突厥习俗，将此墓的封土堆视作突厥葬俗里进行祭祀仪式的祭祀堆，将逝者的贵重物品放置在其下，起到祭祀死者的作用。第二突厥汗国的贵族就不再建造祭祀封堆，而是将祭祀封堆改成唐朝风格的献殿，后人在献殿中祭祀逝者。

方形墓园。巴彦诺尔墓墓园规模达到200米×180米，仆固乙突墓墓园规模为108米×87米，均大于第一突厥汗国可汗的规模。虽然为唐朝所修，亦可成为仆固部统治者权力的展示。

汉式石碑。两种墓葬形式均有汉式石碑，虽然巴彦诺尔墓的墓碑暂未找到，但仆固乙突墓墓碑的残块已被找到。与前述两突厥墓相比，仆固乙突墓墓碑采用了汉文，不再是粟特文与婆罗谜文。其实在上面刻写何种文字其效果可能没有太大区别，在当时的漠北地区，大部分游牧民识字的可能性不会太高。但竖立墓碑在草原早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从草原族群的视角来看，巴彦诺尔墓与仆固乙突墓竖立墓碑，起到的是树立权威的作用。

壁画与陶俑。在唐人眼中，在第二突厥汗国的可汗陵寝中要“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虽然壁画中并未出现任何战阵场景，但巴彦诺尔墓内两侧龛随葬的陶俑很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墓中按照唐墓规制放置的符合正三品丧葬礼仪的陶俑，正好是按照一定的阵型排列。其中出土了骑士俑，还有唐墓内极为罕见的甲骑具装马，上面无人乘骑。唐墓中的甲骑骑士俑应该均为仪仗功能，在草原贵族看来，这些壁龛中的无人乘骑的马，可能代表的是死者在战争时的坐骑。而墓中身穿胡锦的木俑以及四神木俑、胡人木俑等，在他们看来代表的是异域的文化和奢侈品，是权力的象征。

宝物。主墓室中的木棺和木箱中放置着墓主人收藏的宝物，但未放置遗骸。“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对于这一时期突厥和铁勒贵族来说，木头是火的源泉，需要崇敬。正因如此，木箱可以存放逝者生前的重要物品。从草原族群的视角来看，该地作为祭祀地，祭祀地的下面正是草原贵族贮存宝物的场所。火焰可以清净身体，故使用火葬。但火葬后的遗骸放置在哪里，我们并不清楚。

可见，虽然唐朝在此为巴彦诺尔墓墓主人修建了大型墓葬，但铁勒上层贵族的葬俗并未彻底唐朝化，而是在唐朝墓葬的外壳下，坚守了与突厥相似的旧俗。对唐朝来说，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是唐朝皇帝赏赐给官员的灵魂安居之地，更是唐朝在漠北统治的象征；对墓主人及其后人来说，这两座隆起的封堆在草原上足够引人注目，易于辨识，方便后人祭祀。与突厥汗国的贵族墓葬布古特陵、毗伽可汗陵、阙特勤墓等类似，墓葬高大的封堆或地表可见的汉式石碑、园墙、碑亭等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是其权力的展示。通过这些事物证明本部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来向周围的各个部落彰显他们的权威；而墓中的唐朝壁画、明器对墓主人及其后代来说，相当于他们从中原获得的奢侈品，同样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除了遗骸的葬式之外，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中还有一些与突厥墓葬相似的地方，也暗示了突厥对铁勒贵族的深刻影响。

墓主人的族属——铁勒仆固部

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为唐代羁縻体系下铁勒部落的首领，已经是中外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属于铁勒的哪个部落？纽约大学教授史书仁根据附近的仆固乙突墓，推测巴彦诺尔墓墓主属于铁勒仆固部，是其贵族阶层的另一名成员。笔者认同他的观点，原因如下。

首先，仆固乙突墓与此墓相隔不远，两墓隔图勒河相望，直线距离仅有14公里左右。由于仆固乙突墓的发现，蒙古国学者认为在乙突墓附近的契丹时期城址——和日木·登吉古城即为唐代羁縻统治时期的金微都督府。与仆固乙突墓相比，和日木·登吉古城与巴彦诺尔墓之间的距离更近。因此，巴彦诺尔墓为仆固部都督的墓葬是很有可能的。

其次，在蒙古国考察中，我们通过无人机航拍图像，发现巴彦诺尔墓的周围疑似还有多座与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形制相近的墓葬，疑为唐墓，巴彦诺尔墓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座。鉴于巴彦诺尔墓发现了大量壁画，其附近的疑似墓葬遗迹也可能存在壁画。蒙古国考古学家考虑到该国现在尚无妥善保存出土壁画的条件，所以没有进行挖掘。虽然蒙古国考古学家认为这类遗迹为突厥时期带墓道的大中型墓葬，但笔者认为，巴彦诺尔墓所在之处，很有可能是仆固部落贵族的墓葬群。

值得注意的是，图勒河作为蒙古国的三大河流之一，很容易被想象为部落间的天然边界。东潮在论文中写道：“巴彦诺尔墓位于乙突墓以南约30公里（实际为乙突墓西南14公里左右——引者注），图勒河的南岸，巴彦诺尔苏木的东北部。《旧唐书》中提到的‘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中的瀚海（瀚海都督府，羁縻府州时期铁勒回纥部的治所——引者注）很可能最初设置于此。这里很可能就是安北都护府统治的中心地带，即瀚海和燕然两都督府的所在。巴彦诺尔墓的墓主应该同乙突墓墓主一样，是唐羁縻府州制度下的都督。”东潮错误地估计了两座墓葬间的距离，也低估了当时铁勒仆固部、回纥部的规模，因此得出两墓分属不同都督府的结论。但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巴彦诺尔并非瀚海和燕然两都督府的所在，而是仍属金微都督府管辖范围，依然属于仆固部。虽然巴彦诺尔墓与仆固乙突墓分别位于图勒河两岸，但图勒河的水量随季节变化有较大差异，在不同年份水量大小也有很大区别。除某些降水特别丰沛年份的夏季之外，在一年内的大部分时间，牧民骑马都可以轻易渡过图勒河。漠北还有漫长的冬季，河水会封冻结冰。因此，图勒河很难作为部落间的天然边界。图勒河两岸均属仆固部，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同为唐朝羁縻府州时期的思结部卢山都督墓园，形制更接近突厥墓葬，和金微都督仆固乙突墓及巴彦诺尔墓的墓葬风格完全不同。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同属一种墓葬风格系统，说明两座墓葬的墓主人同属一个部落的可能性很大。

巴彦诺尔壁画墓墓主人——仆固歌滥拔延

东潮根据巴彦诺尔墓与乙突墓在墓葬形制上的共同点，推断出巴彦诺尔墓墓主当是和仆固乙突一样的部落都督，又结合墓葬天井数量、壁画题材、随葬物品等因素，认为该墓主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比乙突更高。根据仆固乙突墓志，乙突南征北战，西讨西突厥，平叛阿史那贺鲁，又东征靺鞨，西讨吐蕃，凭借战功，被封为“右骁卫大将军，依旧都督，加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唐置“左右骁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在讨伐阿史那贺鲁后，仆固乙突的职事官已为左武卫大将军，根据《唐六典》，左武卫大将军已经是正三品，为将军的最高级别。所以在乙突“东征靺鞨，西讨吐蕃”之后，只能平级调动，转为担任同为正三品的右骁卫大将军。仆固乙突已经官居高位，巴彦诺尔墓比乙突的墓葬等级还要高，墓主可能是一位为唐朝立下更为卓著功勋的人物。

我们再从墓葬的时间来看。耶申科根据现有墓葬中出土的唐官员形象的陶俑以及马匹所佩鞍带的类型，判断该墓入葬时间大致为7世纪中期之后，也就是东突厥汗国正式被纳入唐朝之后。根据蒙古国考古学家对陶俑的检测，巴彦诺尔墓陶俑的制作时间在670年前后70年之内。郭云艳通过墓葬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中具有明确时间信息的两枚希拉克略统治早期的金币索里得（Solidus），将墓葬的时间限定在620年之后。东潮详细地研究了墓葬的形制、壁画、随葬品，认为此墓应该建于唐在漠北实行羁縻府州制度时期（630-682）。李丹婕将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的时间纠正为自贞观二十一年（647）灭铁勒诸部确立“六府七州”体制起，到仪凤四年（679）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纠集二十四州首领起兵反叛为止。这两位学者的说法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陈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记载：

龙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盖署其君长，以郡县畜之，荒服赖宁，古所莫记。是岁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

丙戌年，即垂拱二年（686），“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说明唐朝官方认定的羁縻统治时间自630年始。贞观四年（630）唐朝出兵平突厥，当时，“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但在东突厥灭亡之后，漠北又迎来了新的统治者薛延陀。因此，将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的起始时间定为贞观二十一年在铁勒诸部确立“六府七州”体制更为恰当。

关于结束时间，笔者不赞同李丹婕的观点，因为在仪凤四年随阿史那泥熟匐造反的二十四州首领属漠南单于都护府，与漠北无关。直到开耀元年（681），漠北连年大旱，饥馑和灾荒导致铁勒部互相劫掠，引起大乱，同罗、仆固等部叛唐，唐朝在漠北的统治才开始动摇。而前引文中“龙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说明唐朝认定的漠北羁縻统治结束时间应为垂拱二年，即该墓之时代下限。但仆固乙突（635-678）死后不久，漠北很快就陷入动荡，因此该墓属于乙突之子的概率较小，墓主人更有可能是仆固乙突的祖父或父亲，即歌滥拔延或思匐。

我们先来分析仆固歌滥拔延。经巴图宝力道考证，“思匐”一词源于官号“娑匐”，即突厥语中的“Säbig”，仆固乙突之父思匐之名来自他的官号。而思匐因之得名的北族官号“Säbig”却源于其父歌滥拔延，《通典》中有“大酋婆匐俟利发歌蓝伏延”，《新唐书》中有“延陀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之记载。在仆固乙突墓新发现的刻有如尼文的银碗上，也有“Säbig”一词，巴图将银碗上的话考释为“娑匐乙德思：愿幸福、安宁，祝吉祥”，他认为，银碗上出现的“娑匐乙德思”这一名称，与墓志上的“仆固乙突”的读音非常接近，让人很容易联想该银碗是给墓主仆固乙突的献祭品。所以，仆固乙突和其父的北族官号“娑匐”均继承于歌滥拔延。此外，护雅夫认为，在漠北地区，实力强大的部族首领用“俟利发”的官称，而实力较弱的部族首领只能用“俟斤”的官称。根据前文，歌滥拔延的官号即为俟利发，说明在歌滥拔延的统治下，仆固部十分强盛。可见歌滥拔延在唐朝羁縻统治漠北之前，就是一代枭雄。

而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两个官帽，可以分别对应歌滥拔延的大将军与娑匐俟利发两个身份。其中，图3中所示三梁冠，被研究者认为与李墓出土的三梁进德冠类似。《旧唐书·舆服志》记载：

亲王，远游三梁冠，金附蝉，犀簪导，白笔……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

图3 三梁冠

在唐朝的官制体系下，巴彦诺尔墓发现的三梁冠意味着墓主人为三品以上高级官员。而歌滥拔延为左武卫大将军，恰为正三品。

另外一个则为金冠（图4）。巴彦诺尔墓出土的金冠重449.5克，装饰有忍冬花草纹。笔者认为，金冠代表了墓主人在部落中的地位与权势。毗伽可汗墓中出土的金冠能反映出与巴彦诺尔墓金冠之间的等级差异。毗伽可汗金冠有五个立板，每板分别镶嵌1-3颗红宝石，总数在12颗以上。王冠上的基本纹样，是锤鍱出的忍冬花草纹，最值得注意的是正中梁上锤鍱出一只展翅鸟的形象，鸟尾上方为葵花状日轮。阙特勤头像上冠帽正中也有一只与毗伽可汗王冠上完全一样的鸟，只是冠的外形接近中原的幞头而与毗伽可汗王冠略有不同。两人一为可汗，一为特勤，身份地位有高下之别，两件王冠外形的差别应该是两人身份地位不同的反映。

图4 金冠

毗伽可汗陵金冠与巴彦诺尔墓金冠的共同点是均有忍冬花草纹装饰，但毗伽可汗的金冠正面多了一只鸟，相较巴彦诺尔墓金冠，其形制更为华丽，可能是因为毗伽可汗的地位高于巴彦诺尔墓墓主人。如前所述，歌滥拔延在漠北地区的身份为仆固部落的娑匐俟利发，通过两个金冠的对比，反映出歌滥拔延作为娑匐俟利发，在草原世界的地位较高，但仍低于可汗。因此，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三梁冠与金冠，恰可分别对应歌滥拔延的大将军与娑匐俟利发两个身份。

与歌滥拔延相比，巴彦诺尔墓为仆固思匐之墓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根据墓志和史料记载，在薛延陀被灭之后，歌滥拔延率仆固部内附唐朝，思匐和乙突相继继承了歌滥拔延金微都督一职。在汉文史料中，有多处提到歌滥拔延，但竟没有一处提到乙突的父亲思匐。乙突墓志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祖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督，并志识开敏，早归皇化”。歌滥拔延为左武卫大将军，官居正三品，在乙突墓志中被详细记载。而仆固乙突的父亲、第二任金微都督仆固思匐，仅仅是在青年时期随歌滥拔延“早归皇化”，墓志中没有提到他的功绩。此外，墓志中也没有提到他受封过大将军等三品官职，其身份与墓中出土的三梁冠不符。

石见清裕认为，思匐与铁勒叛乱有关。他整理了此时关于铁勒叛乱的史料发现，显庆五年（660）十月，郑仁泰讨思结、拔野古、仆固、同罗四部并斩其首领；龙朔二年（662）三月，郑仁泰在天山破铁勒，契苾何力安抚铁勒诸部，诛伪叶护、设、特勤等。石见清裕据此认为，此时仆固部的首领应为思匐，思匐在担任金微都督时造反，在显庆五年或龙朔二年被诛杀。根据《旧唐书》的记载，龙朔（661-663）年间铁勒回纥、同罗、仆固部造反：

龙朔中，婆闰死，侄比粟毒主领回鹘，与同罗、仆固犯边，高宗命郑仁泰讨平仆固等，比粟毒败走，因以铁勒本部为天山县。

龙朔三年（663），铁勒叛乱平息。但赵靖、杨富学认为，郑仁泰所斩的这支仆固并非仆固部主体，而是被安置于灵州都督府的一支。原因是其首领被称为“渠首”，而非都督；最关键的是，赵靖、杨富学根据仆固乙突墓志“及父殁传嗣，还授本部都督。……俄以贺鲁背诞，方事长羁，爰命熊罴之军，克剿犬羊之众。公乃先鸣制胜，直践寇庭，无劳拔帜之谋，即取搴旗之效”分析，乙突继位后，征讨阿史那贺鲁叛乱时为657年，在此之前思匐就已去世，而叛乱最早发生于660年，因此叛乱者并非思匐。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此外，前引《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记载：“龙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丙戌年，即垂拱二年，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始”字说明，垂拱二年这次叛乱，是唐朝统治漠北以来金微都督的首次造反。这一任金微都督应是仆固乙突之后的第四代金微都督。因此，石见清裕的推测值得商榷，657年之前就去世的第二任金微都督思匐并未造反。通过分析时间线我们发现，唐朝于贞观二十一年正月设置金微都督府，歌滥拔延始任金微都督，思匐于657年或之前就已去世，自歌滥拔延担任都督至思匐去世，不足十年，说明思匐担任都督至多仅有几年时间，通过可能属于歌滥拔延的巴彦诺尔墓反映的时代特征来看，思匐甚至有可能担任都督不足一年就去世。思匐在这一极短的时间内没有获得功劳，这很可能是他在史书中阙载，也未担任大将军的原因。从史料、墓葬规格、墓中出土的三梁冠等来判断，巴彦诺尔墓为仆固思匐之墓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巴彦诺尔墓主墓室中还出土一只栩栩如生的木鸟，这个木鸟可能是鸠杖的杖头。鸠杖，也叫王杖，是古代朝廷为老人特制的一种拐杖，因拐杖上端有一木雕的鸠鸟而得名，在甘肃武威地区墓葬中多次发现。鸠鸟是古代的“不噎之鸟”，朝廷以此来表达对老人们饮食正常、身体健康的良好祝愿，是政府以立法的形式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生活权益的一种养老尊老制度。玄宗曾在宫殿赐杖赐宴，以示敬老。《新唐书》记载，开元二年（714）九月，“丁酉，（玄宗）宴京师侍老于含元殿庭，赐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鸠杖，妇人亦如之，赐于其家”。可见在唐朝官员的墓中发现鸠杖，是很有可能的。巴彦诺尔墓墓室发现的鸟型木俑与武威磨嘴子汉墓中的鸠杖非常相似，中间底部断裂，断裂处可见一个弧形凹槽，很可能是拐杖的插口。根据杨富学的研究，我们得知歌滥拔延在647年始任首任金微都督，而其孙仆固乙突在657年就已经接任，说明思匐在任时间很短，只有率众归唐的歌滥拔延年龄有可能超过80岁。同理，乙突死于44岁，其后继者担任都督的时间过短，也不可能超过80岁。鸠杖的出现说明巴彦诺尔墓墓主人年龄可能已经高达80岁，这为巴彦诺尔墓属仆固歌滥拔延而非其他金微都督又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巴彦诺尔墓墓主人最有可能是仆固乙突的祖父——仆固歌滥拔延。

巴彦诺尔壁画墓为唐朝羁縻府州时期的墓葬，墓主人为铁勒部落首领，墓中同时显示出了唐朝与突厥的文化特征。最新的检测结果显示，墓中本来被认为是墓主人的骨骸，实际上是羊骨，墓主人的骨骸不知去向。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遗骸可能被另行安葬。更重要的是，巴彦诺尔墓的性质需要被重新审视。从该墓表现出的特点来看，铁勒上层贵族的葬俗并未彻底唐朝化，而是在唐朝墓葬的外壳下，坚守了与突厥相似的旧俗。对唐朝来说，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是唐朝皇帝赏赐给官员的陵墓，更是唐朝在漠北统治的象征；但对墓主人及其后人来说，这两座墓葬相当于毗伽可汗陵的献殿，是后人祭奠墓主的场所，而非墓葬。

通过与卢山都督的墓葬进行对比，从考古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与仆固乙突墓形制相近的巴彦诺尔墓，其墓主与乙突同属铁勒仆固部。巴彦诺尔墓等级高于仆固乙突墓，因此墓主只可能是比乙突功劳更大的金微都督。由于仆固乙突去世后一年，即发生了漠北各部落反叛之事，唐朝在漠北的羁縻统治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巴彦诺尔墓只可能是乙突之前两任金微都督的墓葬。

歌滥拔延的官号为娑匐俟利发，虽不像可汗那样尊贵，但由于其率部归降之功，获得朝廷的重视，因此得以在唐廷的帮助和许可下修建一座规格如此之高的墓葬。巴彦诺尔墓中反映出墓主身份的两个不同形制的金冠，可以与仆固歌滥拔延大将军和娑匐俟利发的二重身份相对应。从乙突继任年代推算，思匐在任时间极短即去世；另外，在墓室中发现的鸠杖说明墓主去世时超过80岁，在几任金微都督中，只有率众归唐的歌滥拔延最有可能符合这一条件。因此，级别比乙突墓还高的巴彦诺尔壁画墓，最有可能是在漠北地区与唐朝均有重要地位的首任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之墓，而非史书阙载的第二任金微都督仆固思匐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