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世界的人与物：突破边界的城市史研究

自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空间距离不再能限制人们对于远方的涉足。除了人之外，整个世界，包括人、物、信息、关系、货币等都在不断地运动与变化，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伴随着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各个领域的研究范式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专家们开始呼吁关注移动性。较早关注移动性的理论家当属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他在《桥与门》中提出，人类有一种联结的意志与渴望，人会为了联结而移动，桥梁、道路等亦因此而产生。他看到了移动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关联。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正式提出移动性的概念——mobility，这一理论旨在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将社会关系纳入交通运输领域，并将不同形式的交通运输与远程通信的复杂社会经验联系起来。基于此，厄里提出将人员、信息、物质的流动都纳入研究范围之中的新流动范式。这种研究方法在人文学科的运用使得有关城市、国家、人口的传统定义在跨学科的语境中持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

《桥与门》

而现代城市的基础特征就是流动性，流动塑造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特质。全球史的盛行也是城市史乘风而起的一个绝佳时机。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城市史，突破过往传统国家的边界已经成为城市史绕不开的需求与挑战。2023年11月19日，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举办学术圆桌，以“流动世界的人与物：突破民族国家边界的城市史研究”为题，邀请学者共同座谈，与会学者有厦门大学王旭、韩宇、李莉、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上海师范大学陆伟芳、李文硕、刘晓卉、西南大学李晶、太原师范大学王宇翔、宁波诺丁汉大学谢林君和上海大学张勇安。圆桌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杨长云主持。

杨长云：城市研究的各种城市元素具有流动性特征，包括人口（移民）、资本、信息等，甚至物理空间。如何突破民族国家边界书写城市史研究？如何从跨国史的角度重新思考世界城市化的转型？今天我们以“流动世界的人与物”为题邀请各位老师分享观点。

王旭：“流动世界的人与物”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流动性并不仅局限于城市中的人口，在城市史的范围内，食物、动物、植物等都能够突破原先传统的城市以及国家边界，并适应当地城市环境生存下来。研究城市发展，仅仅研究一个国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视野投向世界，充分具备全球化视野。我以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城市化”现象为切入点，对20世纪美国城市化转型与中国城市化主题予以阐释。

世界城市发展可大致分为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两大阶段。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传统城市化完成的标志。此后，随着传统城市生产成本、生活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的增加，传统城市的内在动力——聚集效益下降，城市发展模式逐渐由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转变。由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转型的问题成为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对象。传统城市化大致相当于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核或单中心为主；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且往往是城市兼并、扩充辖区的预留空间。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发展阶段，因此可称之为“传统城市化”，它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这个传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的助推力量来自农业变革和工业化。制造业、服务业与居住等功能在城市中心及其附近高度集中，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由此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带动美国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在新城市化转型阶段，城市化发展重心转向郊区，城市布局从高度集中到相对分散；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形成新的区域资源配置；城市与郊区的区别被淡化，两者从分离到统筹，形成新的一体化地域实体——大都市区。这个走向标志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重心的转变，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从城市的集中型发展转向城乡统筹发展，可视为城市化的高级发展阶段。例如中国目前的典型案例如长三角工业区、大湾区、闽南金三角等区域的繁荣发展充分表明了跨区域发展的有效性。

不过，要注意美国城市化的转型是否具有世界性意义，要找到美国城市化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的共通性，这样才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史研究跨国别的发展。空间上的流动性是城市史研究转型的重要路径，除此之外也要重视人口流动在城市化中起到的作用。在学术史研究以外，实际工作包括城市规划也应该向突破城市的行政区划方向进行发展。

梁茂信：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从封闭走向融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时期各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物质与人口流动不断加深。以1820年到1920年的全球人口流动为例，这100年间全球人口流动总和达到6000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衍生利益是不可预估的。我近来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理工科国际留学生的归留趋势及其原因，以及对美国和全球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凭借颇具竞争力的高等教育资源，不断扩招国际留学生，其在校注册人数从1980年的近29万人增至2000年的近50万人。尽管“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给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教育造成剧烈冲击，但其国际留学生规模在2010年后再度骤增，从2010年的70万人增至2015年的100万人和2017年的12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大多数最终作为移民定居美国。

从数据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特征。其一，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接近的欧盟、加拿大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和伊朗等与美国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赴美留学生的滞留率超过回国率的过程。其二，滞留率主要集中在理工科和部分实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商学等）专业，反映了美国就业市场对专业技术人才的结构性需求，那些实用性较强且美国国内人才短缺的专业的国际留学生因就业相对容易，其滞留比例相对较高，说明市场规律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技术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中一直在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一个学科的滞留率高与低，还取决于美国政府相关预算的变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专业的国际留学生回国率较高，但到2000年却成为回国率最低的专业之一。这种变化就与美国联邦政府对生命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减有关。其三，国际留学生作为含金量较高的技术人才，一直是美国人才吸引政策的重点，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才吸引政策在实践上的写照。例如选择性实践培训（OPT）就是美国吸引国际高级人才滞留的一种有效方式。该项培训计划是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授权的一项福利。它可延长学生身份，让国际学生在美国企业打工，获得自己所学主要学科领域的实践培训。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高校周围企业输送创造知识生产力的科技劳动力。

西摩·马丁·李普赛特

韩宇：目前跨国史转向很火热，不论是在今天所讨论的城市史，经济史、学术史以外，诸多其他学科也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有句名言“One country, no country”，他强调如若你不了解其他国家，就不能对你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出判断。在学术史研究中，要拥有比较的视野去看待你的考察对象，考虑所研究的现象是否是局限于单一地域还是一种广泛性的情况。同时此处强调的比较包括纵向的比较，比如对比各个阶段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还包括横向的比较，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各个国家的比较，或者跳出欧洲的范围，与亚洲、非洲的国家进行对比。我最后强调一句，低年级学生一定要勤读书、广读书，不要过快地进入一个专门领域，这样能够更好地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史学基础。

陆伟芳：我结合我最近的研究谈一下想法，18至20世纪大西洋都市文明互动，是属于一种英美同源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以英美为代表的大西洋都市文明属于全球主要文明，是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相对的都市文明，是自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来建立起来的都市文明。因此，我这里说的“都市文明”指以工业城市为主导的现代都市文明。全球主要文明发展交流可以在异质文明间进行，也可以在同质文明中进行。英美文明同种同源。“同源文明”发展间的交流互鉴有着天然的有利条件，不仅容易为双方所接受，而且也容易交流与借鉴。虽然此处的英美文明比较并不属于今天讨论的两个城市之间的情况，但也可以选择英美之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研究。自工业革命开始，英美两国纷纷向工业化社会迈进，在这个阶段进行比较，英国的物质进步居多，城市形态较美国而言更为完整，所以19世纪属于英国的支配阶段。其发展主要是在原先城市的基础上进行无序的自由扩张。而美国由于其地广人稀的特性，其后续的城市发展更加具有规划。除此之外，英美两国在城市规划上的不同方面也存在诸多交流。包括下水道的技术、排水方式等。

张勇安：城市对于现当代史研究的必要性，除了传统城市史所研究的对象诸如人口、物质、饮食、经济交流以外，其实思想、犯罪、政治等因素也能被纳入跨国传播交流的范围之内。但做跨国史研究有难度，包括资料文献的多元化、语言的不互动性，还有不同国家之间概念的不同含义都会阻碍跨国史的发展。此外在考虑流动性这样的词语时，要回到其英文语境中去理解它，去反思它的内涵与外延。流动性可以被多个英文单词所指代，比如trans-world、mobility、fluid等。而此处的“流动世界”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流动性”，用“beyond mobility”来表示更为精准，因为今天所探讨的是城市人口流动所带来超脱出城市化以外的问题。2017年出版的书籍Making Cities Global，就探讨了城市化和全球化相互交织的发展，采用历史方法，展示了跨国主义所采取的多种形式，每种形式都受到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环境的影响。作者还强调，全球化并不是持久的或自动的——许多人既可能抵制或拒绝外部联系，也可能建立或接受它们。这本书围绕着三个基本主题。首先是强调美国与东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南亚之间的联系。其次，作者将全球化的研究建立在建筑环境和城市日常互动的基础上，因为即使是跨越世界的实践，也必须通过人们在社区、工作场所、商店和街道上的体验来理解。最后是对强大帝国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基本关注。这本书强调将城市历史与跨国方法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对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理解。为了在现在和未来实现大都市地区的繁荣、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历史起源和发展。

杨长云：“流动世界”这个概念是向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致敬，来自他的著作“liquid modernity”，已译成中文《流动的现代性》出版。他认为，流动的状态体现在“重塑”而非“取代”既定秩序和旧有结构上。像液体一般流动和变形，它无法建立起一套权威的秩序体系，只是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否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流动性的应用范围可以包含世间万物。

李莉：我结合公共住房问题谈谈这个流动性。我们在进行有跨度的研究之时，还是不能忽略过程中人的作用。以美国住房政策形成为例，在此过程之中改革群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政策建构、草案写作以及最后的提案推动立法等等。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这个群体在不同的时期都在被不同的建筑理论所影响，因此所产生的美国关于公共住房的法律也不尽相同。

首先美国公共住房政策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先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20年代，公共住房政策从民间倡议到实际建造的初步发展阶段；再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正统住房阶段，在大萧条与二战带来的住房短缺、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改革、正统公共住房计划对增加住房供应的快速高效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统公共住房计划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占据着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核心位置；60年代中后期，房租补贴计划与补贴住房建设计划的先后出现与短暂实施，城市种族骚乱与自由主义改革无力阻止城市衰退的尴尬局面使得联邦政府必须去寻求城市治理的新办法；70年代，进入以房租补贴为主的阶段。除了阶段性特征之外，美国公共住房政策涉及的社会群体众多，不仅包括城市劳工阶层、移民群体、贫困人口、少数族裔及妇女群体等政策惠及对象，也包含住房改革倡导群体、地方官员及城市规划群体、工会、社会福利工作者、城市选民集团与自由民主党派人士等政策支持者，当然也不乏房地产经纪人、开发商以及财政、工业及商业利益集团、保守共和党派人士等政策反对者。与此同时，美国公共住房政策也是一项联邦政府干预地方事务，政府直接干预城市住房市场，并借助外力让社会一部分人获得经济生活改善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特点与个人主义、市场优先、维护地方自治等美国传统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矛盾。此外，随着美国城市化、郊区化与大都市区化发展，集中在公共住房政策领域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和文化分歧又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城市史景象，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选题。在研究城市史时，文明互鉴之初，究竟是国家与国家相对比，还是城与城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所研究的单位城市的统一标准是什么？这都是我们研究城市史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李文硕：目前的跨国史对于研究者而言更侧重于一种跨国现象的描述，而不是一种机制分析。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描述已经压倒了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本身的因果分析。以罗杰斯《山巅之城：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俗人布道》（As a city on a Hill: 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Lay Sermon）为例，跨越大西洋的物质已经不是过往我们所主要关注的经济因素，他更加重视社会政治思想传播。

《山巅之城：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俗人布道》（As a city on a Hill: 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Lay Sermon）

再以目前城市中所流行的“撸猫”行为为例，表示猫咪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到城市中安顿下来，这对于猫来说也是新的城市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在看待跨国史之时，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区域都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对象。而目前的跨国史研究还是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某一种跨国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去分析一种跨国现象为何能够跨越边界。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人与非人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区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而“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也不可靠。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跨地区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从而使得一个具体的人群所属的“地理”边界受到严重质疑，曾经作为人类学标志的共时、单一场所、单一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少见，而“一个社会或民族”享有“共同的文化”的观念也因此被“彻底摧毁”。在这样一种理论困境下，布鲁诺·拉图尔的理论——源于对科学实践研究的理论——受到了一些人类学者的关注，也成为人类学之于全球化研究的有力工具。因此以先前提到的猫咪为例，当猫咪习得“被撸”的这样一种技能之时，同样是它在与人类社会共生的一种历史继承。我们可以超越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将其余物种放到与人类相对中心的位置来进行重构，进而书写更加具有流动性、跨越性的历史。

李晶：我近年比较多关注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在公共卫生历史框架下，社会边缘群体的健康研究，体现了重建宏观历史结构中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拓宽了美国史研究的范围，增强了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例如，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移民、妇女、儿童以及职业人群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在政治权利、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文化几大方面，而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群体健康成为被忽视的内容。从大众健康的视角出发，对上述传统研究主题开展研究既可以实现老题新做，又拓展了研究范围。以少数族裔研究为例，瓦内萨·甘布尔对历史上黑人社区医院的研究；埃里克·贝利以底特律和休斯敦为案例，就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给黑人医疗带来影响所展开的深入讨论等等，都拓展了原有的研究路径。另外，针对边缘群体健康的研究，经常会涉及医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学科领域。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为群体健康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数据的同时，一些哲学和社会理论成果使承载健康的“身体”超越了医学知识体系下的“自然存在”，成为文化、经济与政治的客体，从而为更深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 总之，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流动，在公共卫生史研究中得到显著体现。这也为城市史研究提供相关启发与经验。

王宇翔：人作为城市中的主要活动者，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群体在城市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可以将美国出生量不足的现象置于全球范围内进行分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生产力转移、资本以及生产红利的跨国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现象。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考虑不同时代的跨国移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超过了进入国的规模限制等问题，这都是以后跨国史研究所要注意的问题。

刘晓卉：就这个主题而言，美国食物也有其流动史。饮食与社会变迁、饮食的文化意义和功能、饮食与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关系，饮食中的政治问题以及饮食文化潮流等都可以成为跨国史研究的主题。在今后的美国饮食历史研究中，社会史和文化史无疑还是主流，学者们还会继续关注饮食与身份认同，饮食与社会潮流等传统议题，而环境史和经济史领域未来也将有更多的著作出现，饮食环境史和饮食经济史是未来会逐步兴起的领域。作为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饮食的研究得到人文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多的著作也将在此领域出现。对美国饮食的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潮流，挖掘被忽视和淹没的人类经验。研究美国饮食历史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美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对以往被忽视的问题给予关注。所谓“见微知著”便是如此, 从如食物般平凡、不起眼的日常文化存在着手，既能从微观层面分析细小的文化现象，展示那些未曾被人知晓的历史细节，又能够反映出宏大深刻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重要问题。比如以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从中餐来看移民在美国的融入和变迁。通过在不同城市的田野调查、档案回溯，以及在实地上关于餐厅内部的装潢设计来考察在华人移民社会内部，中餐文化是否能够帮助华人移民在社会阶层上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有中餐文化是如何体现民族特性的、中餐文化如何影响华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中餐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区的被接受是否影响到整个大都市的身份文化的认同等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饮食研究风起云涌，而国内美国历史学界对于此方面的关注较少，鲜有此方面的学术作品问世。在流动的城市史研究中，关注这些过去冷门的、鲜少有人关注的事件，也有利于我们见微知著，更好地把握跨国史的研究。

谢林君：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治理和智慧生态城市案例研究。听完各位的讲述，我认为城市史研究与城市规划研究之间具有太多共通性。城市之间的食物流动就表明城市不仅是一个容器，其内部更有着有机功能。城市规划学科很少涉及长历史维度的回顾，在针对某一具体的治理问题时，城市规划者没有足够的知识支撑去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进行国内外的城市区域对比研究中，将上海作为中国的代表失之偏颇，因为上海自身的经济地位、治理理念以及城市资源都是中国其他城市所无可比拟的。就中国城市来说，上海不具有典型性。这次有关流动世界的城市史研究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流动”不仅仅是在政治地域等实体边界之间跨越，学科之间更要走出以往的孤立性，打破壁垒，共同协调发展，探索更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