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声良：回忆池田温先生

池田温先生（1931-2023），日本知名敦煌学专家、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创价大学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等职。出版敦煌学、中国历史研究著作十数种，其中《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于1983年荣获日本学士院奖。

12月11日，92岁的池田温先生辞世。澎湃艺术经授权，刊发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赵声良的纪念文章。

池田温先生（1931-2023）

池田温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敦煌学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常常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会有很多外国学者前来参会，那时就曾聆听过池田温先生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发表，因此了解到池田温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随着《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等著作先后被译成中文出版，池田温先生在中国的敦煌学界可以说广为人知。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池田温 著，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名作。

敦煌研究院由于平山郁夫先生的支持，自1985年后，每年都派遣研究人员到东京艺术大学研修。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前往东京的研究人员或多或少都曾得到过池田温先生的关照。施萍亭老师跟我讲过，她到日本期间，曾发愿要调查全日本公私收藏的敦煌文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去各家收藏单位调查，谈何容易。幸而有池田温先生的大力帮助，才终于顺利进行。有些博物馆或收藏家，都是由池田先生直接出面联系，才得以进行调查。施萍亭老师调查了除书道博物馆以外日本公私收藏的所有敦煌文献，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日本公私收藏敦煌文献叙录》，是上个世纪中国对海外藏敦煌文献调查的重大收获。

1996年我有机会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到东京艺术大学研修。去日本之前，施萍亭老师早就嘱咐过我，让我们去拜访池田温先生，并且施老师还给池田先生写了信。刚到日本时，我觉得池田先生是著名学者，我们没有特别的事也不便去打扰他。没想到池田先生热情地给我打电话了，使我非常惭愧。池田先生约了我们敦煌研究院来的几个同事见面，亲切地给我们介绍东京的相关情况，并邀请我们参加由他主持的“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活动。

那时，在池田温先生的倡导下，东京一批研究敦煌学、中国历史等相关专业的学者们组成了“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依托东洋文库定期举行学术讨论活动，研究重点主要是敦煌吐鲁番文献。大体上是每个月或两个月搞一次活动，每次有一个学者报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活动不仅仅是最初发起的学者们积极参加，还不断地吸引了一些大学的师生前来听讲，甚至东京以外的学者有时还会专程来参加学术活动。

我尽量参加研究会的每次会议，感受这种纯粹民间性质的学术活动，并不断从学术交流中获得快乐和收获。每次学术讨论会结束时，都会有部分学者还想继续进行交流，就在东洋文库附近的一个餐厅进行聚会，通常都是AA制，在简单的餐饮时，大家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交流。这个不定期的小型的学术活动中，时常会遇到一些日本著名的学者，如美术史专家秋山光和先生、吉村怜先生、中野徹先生；历史学专家荒川正晴先生、土肥义和先生、妹尾达彦先生；佛学专家京户慈光先生等等，中青年的专家如石松日奈子、久野美树等等都时常能见到，也有不少与我们同辈或者更年轻学生，如胜木言一郎、山崎淑子、滨田瑞美等。因为参加学会活动的人不多，最多时也就二十来个人，特别利于学术讨论。大家听了主讲者的发言，都会各抒己见，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特别是平常不容易见到，即使见到了也不一定有机会交谈的那些在学术界十分有名的学者，在这个场合都亲切地与你交流，你会感到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学者们小聚（左1池田温先生、左2石塚晴通先生、左3土肥义和先生）

后来我自费在成城大学读研究生，池田先生知道我学习不易，常常关照我，鼓励我把新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上发表。后来陆续到东京访学的敦煌研究院不少学者都曾在池田先生的鼓励支持下，先后在“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上发表研究成果。我记得王惠民、殷光明、张先堂、杨秀清等同事都有过发表，我也有幸为他们担当过翻译。

记得在1999年5月，池田温先生让我作一个发表。那时我正在研究榆林窟壁画中的山水画，我就把当时的一些研究情况整理了，在“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上发表，这次发表时，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给我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使我能够在后来不断完善，最后写成论文《榆林窟第3窟的山水画》。那一年，由于池田温先生的推荐，我得以在当年度的“东方学会”年会作学术报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日本学术界最权威的会议。东方学会的年会跟国内的学术研讨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学会上作报告的学者并非由学会广泛征集、学者自己报名，而是由学会的委员们根据各学科发展的情况，选择那些代表学术新成果的作者。在每一次学会之前由各学科的学术委员推荐，最后决定发表者，然后由学会分别给要作报告的学者发出邀请。我的印象中每个人作报告的时间大约有半小时，然后有半小时左右回答听者提问，因此可以对学术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可以说每年“东方学会”学术会议的成果大体代表了学会涉及的各学科最新成果。

榆林窟第3窟壁画局部

那些年，池田温先生在东方学会主持敦煌学这个主题的会场。因为我报告的是敦煌艺术研究的成果，池田温先生特别邀请了东京大学秋山光和先生来主持我那场报告。能够在东方学会上作报告当然是很自豪的事，但令我更感温暖的是池田先生对一个年轻学者的关爱和帮助。在日本的那些年，因为能够常常参加“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倾听各方面学者们的报告，使我在学术研究上受益良多，尤其是近距离与池田先生接触，感受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慈祥宽厚的待人作风，令人终身难忘。

莫高窟壁画

敦煌 莫高窟

敦煌 254窟 中心柱窟结构

一次，与池田先生见面时，他照例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说在研究“圣树”的问题，敦煌壁画中有很多树下说法图，这些树因为与佛有关，被看作是“圣树”，那么这些树到底是什么树呢？我当时做过一些调查，也有了一点结果。池田先生听了很感兴趣，于是建议我在“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作一次报告。于是在后来的例会中，我报告了《敦煌壁画中的圣树》，当时也引起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很多老师也给我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使我收获很大。几天以后，池田温先生托人带给我一个大纸袋，里面是很厚一叠复印资料，打开来看，原来都是关于我讲过那些树木（如菩提树、芒果树等）的植物学方面资料。这正是那天发表时有学者向我提出的问题，我之前虽然也考虑到这方面问题，但因为没有植物学的知识，也找不到这样深入的植物学资料，而池田先生复印的这一批资料无疑是雪中送炭。想到池田先生这样大的学问家，每天的工作那么忙，却还惦记着一个年轻人的研究，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真让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003年春，我如期在成城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准备要回国，向池田温先生报告我的行程。先生跟我说：“你在日本读了七年书，现在已取得了博士学位，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呢？”于是，我就选取了博士论文中一个重要问题，在“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上作《榆林窟山水画中的亭、草堂、园石》的报告。这次报告会除了池田温先生外，中野徹先生、妹尾达彦先生、京户慈光先生等也参加了会议，分别给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

由池田先生介绍，在这次会上还认识了菊池克美先生。菊池先生说，他对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希望能读到博士论文的全文。于是我就把博士论文的副本送了他一份。一个星期之后，菊池先生约我见面，开门见山地跟我说：“你的博士论文是否考虑在日本出版呢？”我吓了一跳，说：“能出版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我知道日本出版学术著作是要花很多钱的，我是一个穷学生，哪儿有钱呢？”他说：“是呀，学术著作的出版因为不能赚钱，总是要给出版社补贴才行。不过如果你愿意出版，我可以帮你申请出版基金，你不用交钱。”我半信半疑，总感觉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

最后，菊池先生告诉我按出版的要求进行如何的修改等等。我回到宿舍开始修改论文，但还是不放心，就忍不住打电话向池田温先生打听这位菊池先生的来历。池田先生笑了，他让我放心，说这位菊池先生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同时还在一个出版单位做编辑。他正在筹划出版一套敦煌学丛书，也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丛书的第一本呢。接着池田先生告诉我，菊池先生还负责一个基金会的事务，主要就是用于出版学术著作的，所以，出版费用是不成问题的。听了池田先生一席话，我就完全放心了。就这样，按照菊池先生的要求修改了博士论文，又得到菊池先生在文字方面的编辑修正，第二年，我的博士论文《敦煌壁画风景の研究》由“菊池ふさ记念风树基金”的赞助，作为比较文化研究所编的“敦煌学丛书”第一本在日本正式出版了。

《敦煌文书的世界》池田温 著。这是作者历年来著述中有关敦煌文书的概说、讲座论文的合集，都是一些学术性很强、高水平的论文。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池田温 编。
该书内收各类题记录文二千余条，以年代为序排列.每条之后附有参考文献，前人的刊布、整理、研究工作一一举出，以备参阅。此书无论辑集题记的数量还是整理水平，都超过以往同类著作，乃集大成者。

每想这本书的出版，就想到池田先生对我的关怀。在日本留学的七年间，由于池田温先生对我的大力帮助，我得以在日本的学术界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结识了一大批敦煌学、历史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使我在留学期间有了特别的收获，并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池田温先生为学与为人，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