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糖水现实主义

《宝贝儿》的戏外之音有点烦人。

杨幂演文艺片了，演技又吃瘪了，流量明星的信誉是否透支了。

这位发际线偏高，采访中妙语连珠，演技仅有三板斧的女演员，不但是《宝贝儿》戏内的女主角，也是戏外的主角。

咱们把戏外的嘈杂关起来，说说这部电影吧。

我有一个很私人的看法，陈可辛的《亲爱的》为近几年的现实题材电影，树立了一个标杆。

标杆没有褒贬，是中性词。《亲爱的》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可靠的成熟套路：把一个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题材的故事，放在一个苦情的故事里，触及到了社会中个人的疼痛和共情，但稳稳地停留在消费苦难的浅层面上。

这种疼痛感是恰当的，保守的，它需要用有说服力的现实氛围来制造观众的共情，但又不能，或不愿意把血淋淋的真相撕裂给你看。

于是乎，《亲爱的》一个拐卖儿童的惨烈刑事案件，最终落在了一个亲情伦理的故事上。《找到你》有一个经济不平衡的阶层做背景，但也只是苦情的伦理故事。《宝贝儿》关注的是弃婴题材，但落地方式只是一个护工拯救弃婴未果的个体案例。

我并无贬低此类影片的意思，只是它们很沉重，很有戏，但不现实。

拍什么不拍什么，这是创作上的取舍，并无可指摘的地方，我们需要警惕的只是，似乎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约而同在回避现实主义的真问题。

有意思的是，近几年频出口碑作品的印度现实题材电影，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摔跤吧！爸爸》们深究一下，与国产现实题材异曲同工。女性权利、贫富分化、阶层冲突等等，最终都会落在一个类型的大团圆套路里。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不是药神》在现实感的制作层面上， 已经非常的努力了。即便如此，这仍然是把医药制度，落在一个个人英雄抗争的故事上。

这些电影触碰现实，但不敢揭开现实的黑盒，把它们装在了类型故事里。我管这种电影，叫做“糖水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它的背景，是共情点，但疼痛感就像是黄渤、张译、姚晨和马伊琍们的眼泪，他们是精确的、可控范围内的，又或者像乐观的印度电影，把它喜剧化。所有现实主义的指向，都仅限于一种情绪化的表达。

在情绪化表达下，沉重的社会问题，其实都被技巧地回避了。

社会问题的沉重，在于它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呈现疼痛固然能唤起观众的情绪，但在情绪泛滥之后，也只是给到了加分的生活细节，而无法给出坚实的、没有答案的真相。

《宝贝儿》就是这样一部“糖水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刘杰说，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然而，表达的意愿和表达的能力是两回事，我一点都不怀疑刘杰“不煽情不卖惨”的诚意，但这部电影仍然在呈现情绪而已。

导演刘杰实现“真实”的方式是纪录式的，在《宝贝儿》这部电影里，所有的实现手段都是为“呈现式的真实”服务的。演员集体均使用方言表演，极其克制背景音乐，高还原度的环境音，镜头多是跟随和中景等等。在警察登门与患儿的母亲确认是否放弃治疗的段落，直接模拟了警方的执法摄像头。

假如说陈可辛在《亲爱的》里，用三番四抖的故事转折制造冲突，那么刘杰在《宝贝儿》是想用真实呈现的方式，去制造现实感去引起共情，为此他不惜放弃激烈的冲突，生怕陷入“狗血”的表达。

问题是，拍一期好的《今日说法》，并不见得是一部好电影。真实感只是手段，电影最终指向的问题在哪里，才是现实主义要解决的真问题。

《宝贝儿》在制作上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为了真实感质感，导演在细节上花了不少功夫。杨幂发现郭京飞弃婴后的寻找，背景音用救护车的警报声放大人物焦急的情绪；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心神俱疲的郭京飞伴随着病人绝望的呻吟声出现；在杨幂和李鸿其前去偷婴的段落，货车松动车窗发出的声音，一下子就把紧张感传递出来。

在表演上，包括杨幂在内的演员也很重视细节的真实。杨幂从出租车上下来，一个功能性的转场镜头里，杨幂怀里抱着包手里捏着找回的零钱；郭京飞是用不睡觉的外在状态，而不是技巧华丽的表演“父亲”角色的疲惫和痛苦。戏份不重的李鸿其，最大限度地建立了一个可信的残疾青年的形象。

你看，我不认为《宝贝儿》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手持写实的拍摄、演员的表演或者其他。《宝贝儿》的问题只是，它是典型糖水现实主义，它所有的技巧都指向了一个苦情的故事，仅此而已。

《宝贝儿》的票房和口碑遭遇滑铁卢，相较于《我不是药神》等成功案例，我并没有生出乐观的情绪。在我看来，刘杰平铺直叙地展示式现实主义，在剧力上难免是弱势的，不动人的，说到底，仍然是技术手段的问题。

现实主义不现实，只提供一点糖水，这才是当下国产电影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