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不久前，日本京都大学免疫学家本庶佑与美国免疫学家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共同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医学奖，本庶佑成为京都大学第8位获奖者，京都大学也成为日本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最多的院校，其次是有5位获奖者的东京大学，而京都大学的科研经费仅为东京大学的三分之二。至此，获诺奖的日本科学家已有26人，日本成为近十年来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诺奖出产国”。

中国国内不少人把这种诺奖井喷现象归功于日本2001年出台的“第二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提出，“50年内要拿30个诺贝尔奖”，并且集中投资在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环保和纳米材料四个领域，以竞争性的研究资金吸引和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等。

但在日本，几乎没有人把诺奖的大量产生归功于这一计划。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本庶佑教授和京都大学校长山极寿一都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近年来日本政府出台的包括这一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科学技术政策。本庶佑教授特意强调对基础科研就应该大面积撒钱，对科研人员应该给予充分的自由，不要追求课题的短期成果，因为他自己的获奖成果也是在做其他基础科研当中偶然发现的。他把获奖的奖金全部赠给大学，作为年轻研究人员的研究基金，实际上也是对当下日本教育制度和科技政策的批判和揶揄。

而从上表可以看出，诺奖得主从出成果到得奖的整个过程，平均下来，1990年以后需要25至30年，而2000年以后日本获奖的15个成果中，1960年代出的成果有2个，1970年代的有5个，1980、1990年代的各有4个。因此，日本2000年以后诺贝尔奖的井喷现象，实际上靠的是25至30年前也就是1990年代的研究结果，和2001年出台的“第二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没有多少关系。

自由宽松的京都大学

2000年以前的日本大学在教学和科研管理上普遍十分自由。二战后在《教育基本法》的框架下，日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教育自主，对各种思潮都十分包容。1897年设立、以“自由豁达”为校训的京都大学，原本就是为了专注于纯学术领域的自由探索而选址在远离权力中心东京之外的京都的。在自由的氛围下，京大一直有许多自由到出奇的逸事。

比如1960年代以前，知名经济学教授懒得回学校上课，经常召集学生在京都祇园的青楼里研习《资本论》。1991至1996年间，笔者在京大本部读研，记忆中教授经常是上课打盹，下课到了居酒屋，三杯清酒下肚后才开始精彩讲评。对经济学的学习和对学术江湖各个流派恩怨的了解，我们其实是在居酒屋里接受到的。长期在京都大学任教的本庶佑教授就认为，没有教务督导，教授不拘一格，自由教学和科研，科研极少有课题和结项的压力和时间限制，这是自己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笔者就读的1990年代，当时的京都大学是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地方。进入校园，几乎天天有左翼学生团体在校园搞活动，他们头顶钢盔手持标语，时而抗议学校当局，时而批判日本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因为校园实行自治，警察没有校方允许不能进校园，所以经常有警察机动队在校门口和学生对峙。除此之外，其他团体也在校园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奥姆真理教。各种思潮各种诉求只要不影响学生正常上课，不冲击影响基本的社会和校园秩序，都被允许存在，校园充满激情又井然有序。日后京都大学井喷出诺贝尔奖成果，基础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

在2004年大学教改以前，日本大学的教员一经录用全是终身雇佣，国立大学的教学工作相对轻松，教员更多的时间是用在自己喜欢的科研上，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基盘研究经费的长期资助，这是一种“研究者基于内在动机的课题研究”。由于不必急于出成果，可以动辄十年二十年持续对同一课题进行研究，日本几个诺奖得主的获奖成果几乎都是这个阶段的研究。这些制度安排使得“青椒”学者有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研究环境，不必疲于奔命地应付课题申报和短期课题结项，也就容易出成果。

在京都大学任教的山中伸弥教授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与英国学者约翰•格登[John Bertrand Gurdon]共享），以下是他的个人研究历程和各阶段的经费关系图，从中可以看出大学年轻学者先得到基盘科研经费的长期支持、到了科研成果较为成熟后才参与国家课题或实用研究的成长历程。

散养的研讨班制度

那么这种宽松和自由的科研环境又是如何保障和激励科研动力和培养研究能力的呢？

实际上日本大学从本科时代就开始通过学术训练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学习的兴趣，这种训练体现在大学教学体系的安排上，那就是理工科的讲座制度和文科的研讨班（seminar）制度。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设计有两个流派：东京大学实行以培养官僚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京都大学则采用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德国洪堡教育模式，后一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研讨班（seminar）制度，后来普及到全日本的大学。大学生低年级课程加入美国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内容，专业课则实行教授带研习班的学习制度，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本科生在三年级之后自主选择教授，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理工科叫讲座，文科称研讨班。由于日本大学没有辅导员，带班教授需要身兼教学、生活、就业指导等多项职责，当然，指导教学和科研是主要的，内容方法则完全自主。

记得当年，笔者的教授告诫我们，这种制度在京大基本上是属于放羊式的散养，好的学生能跟上教授的研究，跟不上的学生就只能自求多福。学习期间很少进行闭卷考试，以期末写一些学习报告为主。有的学生在同一个时间段登记了不同的科目，基本没上课，但最后还都能拿到学分。也有一些学生跟不上进度，所以京都大学的留级率是日本最高的。

在来京都大学之前，笔者从国内大学插班到日本福井大学读本科，最感到不同也是最开心的就是期末考试极少，多是写研究报告的科目。报告可自由发挥，留有大量时间让学生阅读各种书籍，许多科目读得轻松又饶有兴趣。最近中国正在考虑对大学生加负，增加课业和作业，避免他们有太多空闲时间沉溺于电玩，实际上更应该想办法设置能够引导学生参与研究和参与讨论的这种研习班，开拓视野，引导他们对学术课题或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兴趣，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探求心和阅读习惯。

文科的研习班制度虽然有种旧徒弟制的封闭性，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知识的传承上是一种有效的特色训练。理科的讲座则各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同一大学同一专业，不同讲座也是百家争鸣，互相竞争。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好处是：学生在本科阶段有两三年跟随同一个教授、同一批同学或师兄弟一起学习，如果再上研究生阶段的话，加起来对某一个专业课题就有5年以上的追踪和研究时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已经有相当的积累。而团队内部的互相竞争互相帮助，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比如京都大学几个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教授，年轻时就同在一个研究室前后辈合作过。医学奖的两个获奖者更是经常在一起交流。

除了理工科的诺贝尔奖得主之外，京都大学的文科也涌现出不少大师级人物，佛学敦煌研究方面前后产生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吉川中夫等一大批对世界汉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权威人物。在经济学领域，从战前的河上肇、松井清到战后的森嶋通夫，以及后来加入京大的青木昌彦，这一大批自由派学者在注重日本社会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把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巅峰，对战后日本的均富理念、劳资和谐、福利社会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危机感和对中国的启示

科研是要追求诺贝尔奖还是经济效益？日本正面临这一艰难的选择。

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应用研究，然后才是产品开发研究，基础研究一般不马上带来任何的利益或者新产品，但是对革命性产业的诞生或全新领域的开创而言，这是最基础的部分。没有基础性的发现和理论，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就不可能形成，比如没有130年前发现的液晶基本材料的不同融点，以及通电会变色的特性，就没有1970年代的液晶产品和今天的彩色液晶显示屏产业。

而新物质或者新功能的发现，没有办法马上应用或者盈利，它提升的是整个人类的科学水平，真正是科学无国界，并不一定能直接造福自己的国家和产业，因此国家和研究人员都需要有决心和耐心，以及大量的投资和长时间的忍耐。

2000年以后，日本在国家财政比较紧张、企业界急于寻找新技术和新产品应对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开始对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预算进行删减，转向鼓励大学竞争各种国家课题或者横向的企业应用研发。年轻学者身份随短期项目而定，成果评价和大学的考核让科研人员穷于应付，这样的设置干扰了科研工作。京大校长山极寿一直言大学是社会公器，不应配合个别企业搞研发，抨击的就是这种现象。

因为诺奖主要是表彰基础研究，日本目前做法的恶果若干年后就会体现出来。不过日本近年被推荐提名的候补成果仍然有数十项，不断有人获奖的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近年来日本进入高龄社会，又遇到国际产业格局的急剧变化，科技政策的转变因此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日本也明白，没有自己的基础研究理论和技术做支撑，所谓的原创产品和产业只不过是在别人设计架设的公路上参加赛车，诺贝尔奖量级的基础研究才是真正的产业发展方向。因此，日本的新策略是集中资源在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环保和纳米材料四大领域，但由于国际竞争加剧，能否保持势头并不乐观。对于日本基础研究的现状，这两年学界舆论界的危机感十分强烈，不断有诺奖获奖者对此发出微词。估计下一期的科技基本计划应该会重新做出评估和调整。

中国人一直有诺奖情结，每年颁奖时节媒体都在探讨何时会有下一个中国人获奖。而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研究人员的自由和稳定等方面就需要早做规划，避免研究人员待遇不如一般企业人员、身份不稳定、对项目干预过多等现象的发生。

（本文由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