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谢滨妍：《钢的琴》：一曲荒诞的挽歌

《钢的琴》：一曲荒诞的挽歌

作者：谢滨妍

《钢的琴》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政策的推行与落地，国有企业的改制在东北掀起了一股工人下岗潮。40年后，这群工人的模样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主动回忆这份创伤。当2011年电影《钢的琴》横空出世，导演张猛用独特的荒诞喜剧手法将人们不流于悲情的带回那个年代。本文通过分析该影片内容与表现形式，进一步探寻其背后的时代色彩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浮沉。

电影《钢的琴》2011年上映，它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群下岗工人的故事，以极低的制作成本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戴锦华称这部电影是那个时期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吴晓波则专门写7了篇文章向这部电影的主创致意。同时，《钢的琴》也是一部成功跳出思维定式的文艺片，凭借它独特的叙述风格，让观众看得热闹、也看得严肃，看得心酸，也看得畅快。打破了观众长期对文艺片“孤芳自赏”的观感，获得了不同评价体系的一致好评。

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继承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在进一步的深化中社会结构体系出现了较为深刻持续的改变，可概括为“转型与断裂”[1]。打破了自50、60年代以来相对固化的社会阶层，并引入市场化资本等新发展手段对此进行重构。《钢的琴》正是触达了日益分化和重整的社会阶层这一议题。爬满枯藤的老墙，塌陷的厂房屋顶，堆满废料的建筑角落和颓败杂乱的工厂车间，电影一帧一幕间，再现了那个旧工业时代没落的全貌。“工人阶级”曾经代表着先进发达的工业文明。作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阶级，工人群体曾被人们亲切的唤为“老大哥”。然而，在此后的三四十年的发展中，工人阶级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老大哥”的专属称呼也几乎不再被提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文艺作品愿意碰触这个话题，即使有所涉及，更多是一种定型化的想象：对他们的苦难历程充满了无奈的感慨，对其被时代拨弄的命运而哀伤[2]（贾樟柯，《二十四城记》，2008年）。而在《钢的琴》中，它走出了悲情化的叙事逻辑——“这个影片最为成功的是，不让它流于怀旧、流于犬儒、流于悲情。它以一个饱满的、昂扬的方式，给我们讲了一个有情有趣的故事。”（戴锦华 2011）以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手法触碰了那个群体；让那段曾被压抑、遗忘的历史，自此开始被书写。

一、工人阶级的挽歌：缅怀精神的荣光

（一）个人：被放逐与短暂的重现

在改革的浪潮中，工人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其中，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成市场化的劳动者。[3] 工人阶级由一个聚合性的庞大集体逐渐分化、瓦解为个体性的独立而存在。《钢的琴》中，以陈桂林代表，讲述了一群下岗工人的故事。这群下岗工人展示出来的集体寻求生存的状态，正是对工人阶级被变革瓦解、 在失去集体的庇护后个体逐渐走向没落、在新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被遗弃、被淡忘的命运的诠释。他们成为一个个被社会高速发展的轨道丢下的个体，无法再找到一个可以凝聚、认同的集体。影片中，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陈桂林需要造一架钢琴，于是他带着“落魄大哥”季哥、“退役小偷”快手“全职混混”胖头等一帮下岗的兄弟们再次回到铸造了工厂的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让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作为被历史抛弃的工人个体以这样“荒谬”的理由被重新聚拢，回到了集体之中。然而，这不过是电影中陈桂林们短暂的幻梦，钢的琴最终被成功造出，陈贵林却仍旧无法夺回女儿的抚养权；工人们再次回到了往日的时光，重新体认工人的身份，但这些愿景最终都会像那两根轰然倒塌的烟囱般，沦为一段心有不甘的记忆。

（二）家庭：“父亲”的符号性死亡

对于导演张猛来说，《钢的琴》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他曾经亲历的两个历史光影的场景，而非基于现实体系逻辑的个人化想象延伸。第一个场景是张猛父亲回忆中铁岭评剧团里的一台造型奇特的旧钢琴，是70年代工人们自己动手造的。另一个场景则是1999年铁岭某钢材市场中原公有制企业的下岗工人重新聚集、在此组成一个个小作坊谋生的事件。《钢的琴》正是对这两个事物与两个时代的联结的重构。聚焦当时的时代语境，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市场化进入公有制社会主义体系，在共和国“长子”东北的空间背景下，家庭被指认成为一种可以凝聚认同的符号。在更深层次意义上隐喻了国家的共同体：当整个家庭要向前发展时，总有习惯于旧发展方式的个体被抛弃。服务于大局意识，这种遗弃是被默许、被认可、被合理化的。

在影片中，“父亲”的意识十分突出又隐晦，其背后的消解与转变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也是电影中最为主线的所在，即陈桂林之于其女儿的父亲角色。吴晓波在评论《钢的琴》时，引用了一个铁西区的老故事——一户夫妻都是下岗工人的家庭，丈夫在无法拿出给儿子参加运动会的鞋钱与遭受妻子的抱怨后沉默的选择了跳楼自杀。[4]（吴晓波，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故事从工人阶级困窘的物质条件生活出发，看上去这位父亲的死亡发生于坠楼之后，然而，实际上他作为一个父亲的精神意识早在那之前就已被瓦解。也许是消失于买不起儿子所需的运动鞋、也许是消失于某一次妻子的抱怨中。“新社会”剥夺了他做父亲的资格。[5]（刘岩，2012）同样，在影片中，当女儿提出谁能够给她买钢琴的人她就选择跟谁时，无法负担钢琴高昂费用的下岗工人陈桂林面对的也是这样一种符号性的死亡。

《钢的琴》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第二层父亲意识是陈桂林与其父亲之间的。影片中，陈桂林的父亲出现的总数不多，但总和来看，父亲这一角色基本都是出现在陈桂林失意后。陈桂林与其父亲的关系沉默而含蓄，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家庭最为典型的父子关系。虽然沉默，但是如山般可靠。但每次，往往都是陈桂林在狂欢式的倾诉，而戴着口罩的父亲沉默不语。二者的身份关系也是一种传承与隔阂，父子仿佛共同置身于时代的落幕经验之中，父亲却无法参与到儿子的表演中。随着影片中陈桂林的摩托翻倒在地，下一幕他与姐姐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出现在画面中。父亲的死亡最终揭示着工人阶级已缄默无声，消散在时代的变革中。

第三层父亲意识，是将工人阶级视为中国社会的“父亲”。工人阶级作为劳动的领导者与生产的主体，这种厚重深沉的身份意识恰好是中国人对于父亲的抽象化意识的体现。张猛出身文艺世家，一直把工人阶级视作自己的父辈。然而，90年代经济变革，市场化机制的入侵带来了公有制企业的溃散，工人阶级曾引以为傲的工厂生活瞬间坍缩，“父亲”的角色走下神坛。工人阶级的身份从最初建国的领导地位，到50、60年代成为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地位走向巅峰；又在70、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逐渐丧失话语权，最后90年代下岗潮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现如今，我们的社会中工薪阶层仍面临着很多问题：“996”、“中年危机”、收入不高等，我们或许可以在影片的工人记忆中追寻自己的答案，追寻那种对抗生活庸碌的挫折的工人精神。

（一）社会：未被书写的历史——颠覆与重构

张猛在很多次谈起《钢的琴》时，他对电影的表述是: “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6]这里提到的失落的阶级具有多重含义：包括工人阶级在变革中身份的转变与地位的下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历史对这段回忆的淡忘。单位体制机制下成长的一代人长期生活在稳定合作的框架内，然而当有一日所依靠的大厦倾覆，工人阶级曾经的“老大哥”领导地位不复，他们显得是那样无所适从。他们像被丢弃的婴孩，自身迷茫无助，更没有他人指引帮助追赶社会快速发展的脚步。最后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建设中，人们也不再提及这段伤痛的过往，将困于历史洪流中的他们遗忘。社会体系结构的被颠覆与再造，于国家是蓬勃向前的新发展历程，于他们确实被抛弃的事实，“这个共同体正在为变革付出必要的代价，因而需要每个成员体谅和分担它的困难。”（戴锦华，1999）

二、现实与超现实：荒诞的电影叙述

《钢的琴》的背景是90年代社会变迁下承受改革之痛的工人们，这本是一段悲情的故事，但是导演张猛却选择了一种自我嘲讽的荒诞派叙述方式，让影片不只是流于悲情而饱含了另一种高昂的精神。导演主要采用了水平移动的摄影机位，主角无法无法主宰摄影机、更无法主宰自己身处的环境。镜头中大量的墙和窗强化了“被阻挡、无景深”的环境，向观众展示了空间的逼仄与工人阶级被困于一隅的生存境况。

影片的开头是一个固定镜头：一个简陋的灵棚，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母亲”，原本奏起的悲情《三套车》却被逝者亲属叫停，更换为欢快的《步步高》。两根巨大的烟囱，一座肃穆的灵堂，还有一曲欢快的民歌，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荒谬话语中的悲剧再现；同时也向观众传达了这部影片将要讲述的对象——传统国有企业工人和没落工人阶级的葬礼。

在影片中，除了造钢琴的主线之外，还有一条暗线——烟囱的命运。影片开头，葬礼的全景中，是两根冒着滚滚浓烟的大烟囱，指向了以工业集体化生产的工人阶级。当得知烟囱将要被炸掉时，陈桂林向退休工程师汪工提出，只有将它们改造成有欣赏价值的景观才能得以保存。现如今北京的798正是这种提议的现实化结果。可惜的是，《钢的琴》中，“亮丽的风景”无法与“美好的记忆”共存，在陈桂林彻底丧失女儿抚养权后，两根烟囱也被轰然炸毁。这个凝聚着几代工厂工人回忆的所在，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没落，一同消失在尘土中。这一幕止于陈桂林为工厂奏响的《山楂树》中，紧接着画面一转，转为一场西班牙斗牛舞的张扬与热烈，影片进入了真正的高潮：不再为了争夺哺养权而造琴，而是回归了生产最本质的所在——工人们为自己劳动尊严的努力。一架“钢的琴”在他们手上灌注、打磨,逐渐成形。沉滞的现实向着理想的方向飞跃，尽管工人的命运已经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走向悲情的终章，但他们仍然坚信着作为工人、作为集体劳动生产者的荣光，坚信着在劳动才能获得尊严。脱了了现实功利目的，只是为了竭尽全力证明他们存在过的痕迹。最终那架被造出来的钢的琴，琴身笨重，音色浑浊粗粝，但它依旧流淌着温润的底色，那是由下岗工人们的坚韧与柔情凝聚而成的浪漫。他们以这种浪漫，演绎时代更迭之际最后的激情。也以这份激情，肆意地防抗着社会的颠覆与裹挟。他们用钢琴的声音来发出自己的呐喊，高声唱响了属于工人阶级的挽歌。

影片以一种后现代式的喜剧性叙事，消费着历史距离的同时消解着历史的权威。也许这个关于工人的故事看起来是荒谬的，但它却指向一段真实的记忆；历史看起来虽然是真实的，但却显得十分荒诞。

三、饱满昂扬的叙述：时代影像化的意义

在一个时代被影像化为一段回忆时，工人阶级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身份符号。工人阶级曾是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工人却拥有社会 “主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并非仅仅依靠政治权利的认可与赋权，而同时更是诉诸 “道德的、情感的乃至美学的形式”，由此达成社会的 “普遍认同”，而其前提则是 “劳动的神圣性” 的确立。[7] 工人阶级身份的第二层符号内容———劳动者。工人阶级作为劳动群体的典型代表，一直奉行着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互助协作的传统精神，他们对劳动的光荣的信念早已深深融入血脉。当遭遇20世纪市场化变革，资本的地位开始上升，工人下岗后逐渐在社会浪潮迷失了自身的价值意义。当一个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习惯性地以 “曾经的工人阶级”来称呼电影中的主人公们时，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慢慢消逝了。那个曾经领导着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的“老大哥”，那个以劳动作为最光荣的价值意义的群体，已经在新时代的高速发展中逐渐远去。

在时代影像化的意义中，将时代记录下来只是其最基本的一项。影像的意义不只于记录本身，更在于创作的主体赋予了作品关于时代的认知和情感。 《钢的琴》是导演张猛以自己的方式，对于已故时代的浪漫化再诠释。故事触及的历史现实虽然是哀伤的，但这种表现形式并没有因此显得突兀，反而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史实之外动人的人文情怀。影片中，陈桂林两次弹奏起《献给爱丽丝》，一次是在纸板上、另一次是在舞台布景下的雪夜。前者是现实生活中对于困境的自我开解，后者是导演对人物内心的浪漫化处理与表现。正是这样一幕幕浪漫化的表达，共同形塑了整部电影 “拒绝悲情”“高昂饱满”的独特表达方式。记忆的再现之外，是导演对于工厂与工人、人与劳动、劳动的权力、生存的权力、荣誉与尊严等诸多议题的思考。时代的影像化，不仅让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那段历史，更是看到了一个经由导演诠释的更加鲜活的时代。

四、总结

电影的艺术不仅凝结着多种复杂的技术，其创作更承载着创作者浓重的个人情感。二者的结合通过影像化的表达方式最终呈现给公众。当我们跟随电影，重新回到某一段时间、某处空间以及其丰富的延伸世界中时，时代的记忆就变得越发深刻和动人。没落的工人阶级、荣耀不再的共和国长子、倒置的父权......《钢的琴》为我们描绘的那个工人阶级连同着他们的代表的精神已经消逝了。在如今这个物欲膨胀、娱乐至上的时代，这样一群工人形象的回归，对于今日的我们，也许正如戴锦华教授在解读《钢的琴》 时所做出的总结: “已逝之事，勾勒并召唤的也许正是未来之人。”

【参考文献】

[1]刘建状.(2018).时间的“神话”与空间的“寓言”——电影《钢的琴》与《二十四城记》中国经济转型期(90年代国企改革)的影像化表达. 电影文学(10),49-51.

[2]戴锦华，(2012).光影之忆：电影工作坊20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3]郝朝帅.(2012).论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认同”建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

[4]张慧瑜.(2021).认同传播与中国主流电影的流变. 艺术评论(07),74-86. doi:10.16364/j.cnki.cn11-4907/j.2021.07.010.

[5]孙立平.(200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01),5-12.

[6]李锦峰.(2013).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社会(03),204-241.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3.03.013.

[7]吴晓波.(2011).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中国市场(38),56-58.

[8]赵涵漠(2011-08-03).失落的阶级.中国青年报,012.

[9]刘岩.(2012).价值生产与再造穷人——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变迁为线索. 中国图书评论(04),33-38.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锐评 | 谢滨妍：《钢的琴》：一曲荒诞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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