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霍布斯鲍姆在印度与巴西的回声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想象过自己是全球共同体的一员。马克思主义比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更坚信自己是跨地区、国家、大洲联结的。20世纪以来，宣称马克思主义是其信仰的行动者、思考者、政治家、学术、工人、游击队员们，尽管很少能在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去向哪里上产生共识，但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独。在高峰时，马克思主义的确创造了一个全球联结的共同体。

历史来看，这种发展全球共同体的冲动最早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许多概念——比如“资本主义”和“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跨国的。他们最有名的一些政治口号——比如《共产党宣言》（1848）的最后一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明显是召唤全球集结的。马、恩当然不是19世纪唯一试图在全球图景上描绘政治野心的思想家，但他们的确是最有影响力的。

对铁杆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扩张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资本主义成为了全球现象，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必须呼应资本主义的跨国现实。然而对思想史家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全球语言的创造和传播却绝不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人能解释，在1970年代，为什么一个乌拉圭工会支持者，一个法国哲学家和一个印度共产主义者会享用同一套描述世界的语词、图像和隐喻。这种令人惊异的趋同绝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在本质上有多正确，它更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政治领袖们的实践如何将其传播开来。

在20世纪许多有全球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可能是其中最出人意料的一位。尽管很多人知晓他的写作，但他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初看起来，在他高产的七十年，从1940年代初到2000年代末，他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太多。作为一名终生的共产主义者，少有人会反对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从1960年早期开始，人们就很少能在他的书里找到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年轻人如果第一次读他关于20世纪的历史著作《极端的年代》，可能都很难发现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当谈到国际影响力时，鲜有马克思主义者能跟他媲美。到2012年去世时，他可能是英语世界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书广为流传，关键是，读者群包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生到大众，一些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投票给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也可能从来不阅读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阿尔杜塞或葛兰西）的人。所以霍布斯鲍姆正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特定历史阶段如何全球传播的理想案例。

本文主要关注两个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家：印度和巴西，关注霍布斯鲍姆的作品如何落地到这些国家并和本地方兴未艾的政治观点互动。虽然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微小注脚，但它们为印度公仆和巴西家庭主妇的书架上为何会出现这个聪明、有点书呆气的英国学院派的书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洞察。

印度的回声：从转型辩论到庶民研究

霍布斯鲍姆和南亚的牵连最早要追溯到他1930年代末在剑桥读本科的时候。他在剑桥认识了一些皇室子女，他们中很多人都被马克思主义吸引，认为它可能是治疗他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落后”的良药。受二战期间和之后政治变化的激励，这些学生在1940年代回到印度，加入了本地的共产党。多亏了他们家庭的关系，也多亏了印度在50和60年代对共产主义者相对宽厚的对待（尤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聪明人儿迅速在地方和中央政府获得要职。所以当霍布斯鲍姆1968年第一次到印度旅行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一连串响当当的人物——Mohan Kumaramangalam, Parvati Krishnan, Renu Chakravarty 和 Indrajit Gupta.

如果与印度精英的友谊让霍布斯鲍姆感受到好客的话，他们并没有给年轻的学者他想要的学术刺激。通过所谓的“转型辩论”，在50和60年代，霍布斯鲍姆的思想才传达到了更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上。这场辩论讨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问题，即封建主义将何时、如何转型成资本主义。辩论开始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的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1946）的出版，紧接着是多布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如保罗·斯威齐，H K 高桥和乔治·勒费弗尔的大量讨论。霍布斯鲍姆给这场辩论贡献了两篇长文，他认为“17世纪危机”是封建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前的最后阶段。

最早，这场辩论仅局限于英国历史，毕竟英国是在欧洲讨论“转型”的原型案例，但辩论很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注意。对于印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关于“转型”的讨论正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充满了有意义的知识分歧，同时又不损害事业的团结或引发地方共产党的愤怒。印度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借用转型辩论提出了一些1950年代早期被忽视的问题——印度曾经封建过吗？如果是，现在还是封建制吗？殖民主义如何挑战了多布和斯威齐的欧洲中心主义预设？对于非欧洲国家，比如印度，它们也必要走转型之路吗？历史学家有可能改变转型的顺序吗？尽管历史轨迹迥异，让印度融入转型讨论的核心是为了证明印度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正是这一场转型辩论让霍布斯鲍姆第一次进入了印度知识分子的视野。在1960年代初，他受英国共产主义出版商Lawrence & Wishart的邀请，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首版英译写作了序言，后来题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1964年出版的这本便宜的小册子第一次向英文世界的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和宏观历史社会变迁的反思。对于印度历史学家来说，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这是马克思少有讨论到“亚细亚”或“东方”生产方式的地方，在这种生产方式里，专制主义政府从乡村经济中攫取剩余价值的。

霍布斯鲍姆为本书写序言使他跻身了马克思在这些议题上最出名的辩论者行列，也让他的解读迅速得到关注。1969年，由历史学家Bipan Chandra在1959年创办的德里声名远播的杂志《问询（Enquiry）》几乎用一整期重印了霍布斯鲍姆的序言和哈比卜非常详尽的回复，哈比卜在回复中控诉霍布斯鲍姆淡化了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样的辩争事实上极大地提高了霍布斯鲍姆的声望。 鉴于欧洲出版物过于昂贵，非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论只能通过当地出版的期刊，廉价的印度杂志，非法复印件，口口相传以及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少数马克思主义书店传播。

整个70年代，霍布斯鲍姆在印度的声誉冉冉升起。这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尽管他在60年代和70年代末拜访了印度两次，而是他的著作开始吸引更广泛的学者。到7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印度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成长。 他们厌倦了讨论“转型”和“生产方式”，他们想要的是革命行动指南。 随着世界在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鼓动下爆发了大规模的游击叛乱，印度在其唯一的非民主统治时期，1975-77年的“紧急状态”中挣扎，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压倒性的农村社会，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对于解放工业无产阶级的痴迷显得过于狭隘了。

年轻的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主体的追求突显了霍布斯鲍姆作品的另一部分——他对叛乱分子和土匪的研究——的重要性。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他一直在这个领域写作。70年代，年轻的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阅读了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1959）和续集《匪徒》（1969），以及其他文本如E.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对黑手党和土匪等被忽视的形象进行的严肃历史分析为印度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寻找离家较近的各种革命主体的线索。 例如，参照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7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记者走进了北方邦尘土飞扬的平原，写下了印度版的土匪，《dacoit》。

虽然许多人欣赏这种扩大革命画布的尝试，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它的做法。尤其是霍布斯鲍姆自己的正统共产主义信仰坚持认为农民和强盗运动是“前政治的”，也就是说，在革命意义上没有政治意识——这引起了许多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殖民地印度农民叛乱的基本方面》（1983）中最清楚地阐述了这种批评，此书后来成为所谓的“庶民研究”史学派的基础文本。古哈的书的核心前提之一是霍布斯鲍姆对农民运动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农民起义代表了殖民地印度的全部政治活动，而这些政治活动被右翼和左翼的“精英主义”历史学家集体忽视了。庶民研究的工作正是要纠正这种偏见，比如霍布斯鲍姆式的将农民视为“前政治”。

某种程度上，庶民研究学派的成功标志着霍布斯鲍姆对印度知识界直接影响的终结，古哈及其追随者发展的“后殖民批评”使得年轻学者在80和90年代逐步远离霍布斯鲍姆的论点。尽管仍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使他看起来越来越没用。不过霍布斯鲍姆仍然在一个领域继续施加影响：大学课程表。20世纪70年代横扫印度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浪潮在该国最负盛名的高校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建于1922年的德里大学，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新教员的压力，历史课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场大变动。这项改革的遗产之一是一个名为“现代西方的崛起”的核心课程，教授学生从1500年到1800年左右的欧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这门今天仍然存在的课程其实是20世纪50和60年代内部马克思主义史学争论的概述，包括转型辩论，17世纪的危机，重商主义和贸易，工业革命的起源，以及其他不那么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如文艺复兴和早期的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可想见的是，教学大纲上堆满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包括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业革命的教科书《工业与帝国》（1968）和其关于欧洲19世纪的论述《革命的年代》（1962），以及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佩里·安德森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书籍。

霍布斯鲍姆也影响了印度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德里的尼赫鲁大学。这座成立于1969年，随后以培养马克思主义风格的学术人才为代表而闻名的学校正是霍布斯鲍姆作品被详细讨论的地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数百名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攻读学位的硕士和博士们在课程中仔细研读了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关于劳工史，历史学和民族主义的著作。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印度经济在90年代以来自由化，印度民族主义权利在2000年代取得了成功，左翼的思想遗产仍岿然不动。 近年来，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都发现自己受到了政府的严峻压力，这些政府想要在印度大学中铲除所谓的“左翼”，“煽动性”和“反国家”思想。 自70年代以来，学者首次成为暴徒暴力和行政谴责的目标，这些杰出研究场所的未来岌岌可危。

然而，我们很难夸大近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学的影响。 数以千计的德里大学历史系学生，包括今天印度几乎所有的专业历史学家，大量的上层公务员，都在转型辩论的课程中挣扎过，这一事实证明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争论超越原始情境的卓绝能量，霍布斯鲍姆正是其直接受益者。他的著作的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今天，年轻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动家仍然知晓他的名字，并将他的散文或书作为他们政治通论的一部分。

巴西的回声：匪徒研究与劳工运动

霍布斯鲍姆在巴西取得成功的故事与印度类似。在巴西，他也从个人交往，学术赞助和好运中受益。但有一个因素在巴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出版政治。与在印度作品以英文传播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和其他外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在拉丁美洲接触到广泛的受众，这主要取决于翻译。

霍布斯鲍姆第一次造访拉美是1962年底，他当时获得了为期三个月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旅行的目的是“研究该地区早期社会的反叛形式”，事实上，他利用这笔资金从一个首都跳到另一个首都，与各地聪明的学者会谈。回来后他写了一些关于巴西贫民窟的贫困和“波萨诺瓦”新派爵士乐的新闻文章，没有留下明显的学术痕迹。

霍布斯鲍姆在巴西的声誉得到巩固是因为他参与了两场重要的政治和知识界辩论：第一次与土匪和反叛分子有关，第二次与劳工运动的新兴历史有关。和印度同行一样，巴西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想要寻找本土形式的阶级斗争和非传统的（前）革命主体，他们对霍布斯鲍姆60年代匪徒和反叛者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模式延伸到与现代欧洲几乎没有关系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去，具体来说，巴西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探索中奴隶和早期殖民者等边缘群体中的抵抗模式。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直接谈到了这些问题，他关于土匪和反叛者的文章展示了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第一个看到它的潜力的是一群人类学家，包括OtávioVelho和Moacir Palmeira，他们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欧洲读完了博士。这些年轻的学者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他们还发表了对巴西东北部“坎加索”农民土匪的研究，这些研究直接讨论了强盗是否是“前政治的”这类核心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同意霍布斯鲍姆的解释，但他们对他的著作的大量讨论使得《原始的叛乱》和《土匪》成为了每个人类学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了人类学学科内的激辩外，霍布斯鲍姆还处于劳工运动史讨论的核心。直到70年代，巴西的大多数劳工史要么是前活动家的口述，要么是在严格制度框架如工会内写成的。对于新一代沉浸在马克思主义辩论中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方法没有承认“欠发达”的拉丁美洲经济的具体情况，且不适合巴西的绝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其中许多人没有参加工会）。为了捕捉这种复杂的历史结构，巴西劳工史学家将研究重点从制度转移到工人本身，他们开始撰写有关工人“能动性”的文章，并将工人的定义扩大，囊括从奴隶到种植园工人的所有人。

因此，霍布斯鲍姆再次成为必要的参考。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资深历史学家开始向研究生们推荐他的劳工史论文，这些文本不一定是学术最前沿，有些最早是50年代中期出版的，但它们通过一系列葡萄牙语的翻译获得了新生。霍氏声誉的拔高也受益于机构。1975年，他受邀在圣保罗州新成立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举行的一次高端历史会议上发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当军事独裁统治的铁拳松动时，巴西作为学术活动中心的潜力。这个会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霍布斯鲍姆和著名学者Arno Mayer，Juan Linz和Guillermo O’Donnell一起出席。国家级媒体报道了这次会议，图片显示大学演讲厅人满到快爆炸，观察员们想知道这是否标志着军事统治从此将变得更加开放。

到70年代末，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已成为巴西进步精英的必读书。由备受尊敬的进步新闻出版社Paz e Terra出版，他们提高了翻译质量，传播更广。他的影响力在充斥着6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论的政治环境中经久不衰。80年代初，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 PT）的出现为新一代年轻的左翼活动家提供了将他们的想法带到政治舞台前线的可能。最初仅限于秘密出版物和黑暗研讨室的知识分歧开始真实地影响政治战略。随着巴西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寻找英美作家以反对自4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思想在巴西的长期统治，这种政治战略上的转变得到了知识眼界上转变的支持。

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霍布斯鲍姆成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声音。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占据这样角色的外国学者，汤普森和米歇尔·福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更有影响力。但毫无疑问，霍布斯鲍姆影响贯穿了80和90年代。 他对世界历史的宏大综合（以葡萄牙语为主）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完美的历史图卷。他在70年代后期与一群法国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共同编辑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历史成为任何进步书籍收藏的重要部分，尽管巴西版甚至在12卷以上。 他关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写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一个更新巴西工人阶级历史的模板。

虽然在印度，霍布斯鲍姆对工业工人阶级历史的依恋被证明是革命的障碍，但在巴西这不成问题，巴西是一个由工人主导的政党（即PT）正在成为现实的国家。讽刺的是，当霍布斯鲍姆在演讲“劳工的前进停止了吗？”（1978年）宣布劳工运动的终结而引起英国左派的愤怒的那一刻，他同时在庆祝巴西以劳工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这种矛盾完美地体现了80年代全球马克思主义辩论的大分裂，为了跨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霍布斯鲍姆最好有一个分裂的人格。

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霍布斯鲍姆在巴西声誉的巅峰。 他结识了1995年到2003年执政的中间派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和他的继任者、前工会主义者、劳工党的传奇领袖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卢拉称自己深受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影响。2003年，霍布斯鲍姆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州帕拉蒂新推出的FLIP文学节的头条新闻中，他的书持续上架，在2018年初的一次计数中，巴西版《极端的时代》已累计59次重印。

随着巴西终于迎来后殖民批评，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减弱。他的作品节选仍出现在巴西的教科书中，但新一代更了解种族冲突的左翼活动家和学者对他的工人主义持怀疑态度。由于劳工党失去了权力并进入了长期危机，霍布斯鲍姆与该党的关系已开始对他不利。此外，他对身份政治根深蒂固的敌意使他的分析与巴西及其他地区基于身份议题的社会运动的暴增无法调节。霍布斯鲍姆已在2010年初的最后一些文章和采访中庆祝过马克思的“回归”，但对于正在卷土重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他对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则表示怀疑。

跨国影响力与资本主义图书市场

即使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在印度和巴西开始减弱，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各方面来看，他已经获得了大多数非小说作家梦寐以求的接受度。重要的是要记住，他只能在非常特定的情境下接触到如此广泛的受众。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80年代后期，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越来越多关于资本主义过去和未来，以及最有可能的革命主体大讨论。霍布斯鲍姆在这些讨论中扮演了主角，偶尔也设定议程。

霍氏的成功并非只是因为想法上杰出，局面也确实对他有利。他之所以能如此深度地参加全球辩论，是战后一小群英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部分，也是拉丁美洲和后殖民地南亚对欧洲思想赋予特权地位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架构极大地促进了霍氏对本地的渗透，但自80年代以来，非西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去中心化的努力正在使它分崩离析。

霍布斯鲍姆知道如何利用出版业的政治优势也助长了他的全球影响——在印度可以获得价格实惠的企鹅文本，巴西高质量翻译的涌现。书的内容当然重要，霍布斯鲍姆的确也是赶上了在60和70年代的印度，80和90年代的巴西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兴趣的浪潮。但还有许多人写了相同主题，介入了相同的辩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书并不那么易得。最后，是折角的平装本和褪色的非法复印件使得霍氏声名远扬。吊诡的是，他对寰宇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他精明地掌握了资本主义图书市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