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快速成“历史”，需要“积极记录”

当“现实”快速成“历史”，需要“积极记录”

高明勇 | 政邦智库理事长

临近年终，事务一下子多了起来，更兼出差不断，静下心来，就会将很多事情联系起来思考。

12月9日，在北京凤凰国际传媒中心，我参加了华人国学大典《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生态报告》专家评审会。与会嘉宾感慨，没想到国学大典已经十年了。大家都建议将这段“历史”写下来，各种细节，个中体悟，都有必要做个记录。

12月4日下午，在广东肇庆，我应邀参加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北岭大讲坛”，与该校教师做了题为《调研如何有效:从“发现事实”到“表达观点”》的专题报告。交流时了解到，该校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王敏教授从肇庆学院退休后，转眼也已经第十个年头，她过去九年多的时间都在致力于打造富有特色的文传院。我当时建议她，这十年的经历可以好好记录下来，做好口述史整理，既是纪念，更是借鉴。

12月3日，我再次来到广州，参加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期间参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之湾区实践”研讨会并发言。无独有偶，这也是“读懂中国”十周年。

结合在一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作为一个见证者，看着“现实”一点点成为“历史”，黯淡了点滴日常，远去了鸡毛蒜皮，确实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十年，相比于日常，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试问，人生几多十年？

无论是“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的物是人非之感，还是“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踌躇满志之情，无论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孤寂静思之意，还是“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的初心不改之志，一切都在时间的河床上展开。

“面壁十年图破壁”，“十年”之后的“结果”是一种意义，“过程”是另一种意义，而“过程”是需要被“记录”下来，才被赋予意义。作为调研来说，“记录”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的报告产出，也依赖于记录的真实与细致。

当然，“记录”的形态，也有多种，很多是事后整理记录，也有即时性的记录。我一直提倡一种“档案意识”，比如，对于媒体而言，在时事访谈中，每一次都尽可能保存访谈的采访提纲、现场录音、采写初稿、专家的修改版本、分管领导的修改意见或修改版本、最终的见报终稿，以及读者反馈。因为，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媒体人无法预料新闻的走向，大多是“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去操作，这样事后的归纳、分类，有利于梳理出一条脉络，媒体秉持的价值观、方法论跃然纸上。（《档案意识：随时激活的职业库存》，高明勇，《青年记者》，2013年6月上）

当“现实”快速成为“历史”，需要“积极记录”，具体何为？我想有三个方法可以借鉴。

——主动记录，事先确立档案意识。前段时间，受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邀请，我参加“寄情人文山水 名家抒写贵州：全国文化名家走进多彩贵州”采风活动。到贵州时，突然想到当年的“湘黔滇旅行团”。可以说，之所以到今天西南联大仍被人津津乐道，“湘黔滇旅行团”的事迹，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而事迹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当时的“主动记录”。

结合当年参与者的记录，有一些细节非常值得思考。有人预言：“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三省，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在“旅行团”组建时就专程指派丁则良、高亚伟、杨桂和担任日记参谋，负责全程记录旅行日记。据载，三位同学非常认真，沿途不断到各县政府、行政专员公署及一些机关进行访问、搜集资料。到昆明后，他们又经过几个星期的整理，完成了约20万字的“湘黔滇旅行团日记”。当然，后来因故遗失，另当别论。

在某一事件、活动之初，就主动记录，事先确立档案意识，有利于整体上把握全貌，同步记录进度，做好档案给管理。

——细致记录，随时秉持档案思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马少华老师致力于评论教学与评论研究多年，近年来先后出版了《新闻评论写作教学：开放的评论课堂》第一辑，第二辑。这两本书，几乎来自他对课堂上师生教学互动的细致记录。

“在课堂上，在与同学的问答之间，我往往会产生自己从未产生过的想法。而当下课铃声响起，那一幕师生共同达到的境界，就逐渐黯淡下来，似乎永远消失在那个时空中了，仿佛它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这是非常可惜的，是教学活动的损失。因为，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过程，它本身就是认识过程，是知识的拓展。课堂上产生的认识拓展，需要收集、积累和分享，哪怕只是星星点点。”所以，在课堂上，马老师会做好录音，下课后，尽快回顾和记录教学过程的细节，“就是披沙拣金一般地收集两个教学主体之间的思想创造”。

及时记录，即时记录，细致记录那些随时迸发的灵感，可能转瞬即逝的观点火花，都是一种档案思维的体现。

——系统记录，科学有效档案管理。这些年，我一直推崇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主张。简单的说，布罗代尔的理论体系，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长时段（地理环境演变史）、中时段（社会史，经济史）、短时段（事件史，人物史）。在具体的记录中，涉及一个系统化记录与思考的问题，既要看到表层的激荡，也要看到潜层的暗流涌动，还要看到那些流逝近乎停滞的变化。记录的“档案管理”，对于事件的“复盘”，对于整体的“扫描”，都是不无裨益的。

把握好“现实”的记录，方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置身“历史”的洪流，那些主动记录、细致记录、系统记录，也才能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真实而有生命力的“现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