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读｜卢锋：促消费应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有一些转移收入的支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

此次会议传递出了哪些重要信息和政策信号？较之前的会议，有哪些新重点、新提法？新部署新要求将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还需要哪些具体政策措施？

11月13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他指出，相比于往年习惯高度概括困难和问题，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困难和问题的表述更加具体，这说明中央层面对当前经济形势与挑战是有共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将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方针和政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将非经济性政策也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说明未来对行业的监管政策会趋于更加温和，更加常态化。

此外，卢锋还分析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还有潜力，仍有政策空间。房地产“三条红线”可能很难放弃或者直接宣布取消，而会在实际执行中采取一些变通的方式来减小“三条红线”对房地产企业的冲击。对于促消费，他建议财政政策应加力转移收入的支持，同时也要尽量让宏观经济增长更稳健，推动就业、居民收入等方面实现增长。

以下为采访实录：

宏观经济“供强需弱”，中央对困难挑战有共识

澎湃新闻：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中，您看到了哪些亮点？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卢锋：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明年经济工作原则进行定调。今年是后疫情时期的第一年，经济恢复性增长如期而至，但从宏观指标看，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和内生增长动力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人预计2023年中国的GDP增速或会达到6%，而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是5.2%，从高频数据看，宏观增长不够强劲。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特点可以用“供强需弱”四个字来概括，这种情况并不是今年一年的特点，也不止是疫情以来，至少从2018年就开始了，至今已持续了六年。

可以发现，相比于往年习惯高度概括困难和问题，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困难和问题的表述更加具体，包括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这说明中央层面对当前经济形势与挑战是有共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将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方针和政策。

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其中“以进促稳”是在强调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界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经济运行就像骑自行车，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平稳运行”。而“先立后破”则指出了解决中国当下问题需要先有替代方案，要注意一些过于急迫的政策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影响。

会议还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长期以来，国家在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都会评估政策是否可能导致宏观领域出现哪些问题，避免重大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在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这个极为特殊的窗口期中，在对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等行业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没有特别强调对宏观政策一致性的评估。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将非经济性政策也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说明未来对行业出台重大监管政策会更重视审慎，下一步会努力朝常态化方向调整。

澎湃新闻：当前，很多国外市场机构相继发布了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速的预期，摩根士丹利给出的预测是4.2%，世界银行和瑞银是4.4%，IMF是4.6%。您对此怎么看？

卢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但怎么理解这个“进”？能实现什么程度的增长？什么又是合理的增长速度？关于这个问题当前还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

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合理的增长速度要尽量达到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往往是一个数值区间，目前业界基本认为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在5%至6%左右。从我国供给端产业升级和演进活力角度看，目前仍具有6%上下的潜在增长率。

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宏观经济的形势特点来说，对明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并不能太过乐观，我认为能到5%左右就不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只能增长这么快。

需要看到，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依然客观存在，近几年经济表现在需求侧呈现偏弱态势，此外还有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监管政策也需要消化期等等，综合这些因素看，国外市场机构给出的预测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还有潜力，仍有政策空间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政策做了哪些部署？您怎么看宏观政策将如何显效发力？还有政策空间么？

卢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方面的政策应对，我觉得还是符合预期的，特别是关于宏观政策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有积极的表述，这两个方面也很有潜力，特别是财政政策。

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

从今年前十个月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显著高于支出增速。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降。这些显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方针其实面临不少困难，也可以说实际上未能真正落地。我认为在总量上财政政策还需要更加积极，在结构上可以更多去支持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领域，比如加强对家庭部门的支持。

我认为当前财政政策还是有空间的，需要加大力度。但有些人又会认为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可能会引发债务率上升危机。考虑使用结转结余、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项债后的实际赤字率确实早已突破3%，2020-2022年分别达到10.9%、6.9%和7.7%；考虑到准财政活动的债务融资后，广义财政赤字率可能会更高。但中国公共财政的脆弱性并不是主要就是经济体里面最高的，与此同时也要考虑有些财政政策有没有必要用，什么时候用，能否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特点表现为，在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中较为重视采用结构性工具，在价格和数量性干预手段中主要采用数量性手段。货币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经济规律，或需更充分利用总量工具和价格手段尤其是利率工具。我觉得明年在货币政策领域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当前美国通胀回落快于预期，从最新的数据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可能稳中有降。这样对于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中降息、降准或者使用公开市场操作都会提供较大空间。

或会采取变通方式减小“三条红线”对房企的冲击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三条红线”自此放开？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整已经结束了么？下一步您怎么看房地产行业发展走势？

卢锋：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也是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关键。2020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三条红线”，在2022年就已经开始有了调整，我相信这个调整力度会越来越大。对于“三条红线”，我个人觉得官方可能很难表示放弃或者直接宣布取消，而是会在实际执行中采取一些变通的方式来减小“三条红线”对房地产企业的冲击，这个还是很有余地的，比如一些定向的资金支持，比如对面临危机的房地产企业是否给予救助等。

与此同时，会议也要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同过去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一样，对保障房加大投资力度同样也可能面临一些困难，但如果中央政府愿意出钱，通过一些融资渠道与地方政府形成合作，这也将对房地产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此外，我也希望能够趁着当前机会，对普通商品房过去供给侧的一些管制进行改革和调整，比如容积率的管制、70/90比例的管制等等。这些管制措施推出时都有一定的考虑，但实际上对于城市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也不一定都是有利的影响，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更多期待。

宏观经济疲弱对青年人的冲击甚至超过对整体影响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您怎么看青年人失业率高企这个问题？

卢锋：近几年，宏观经济增长形势波动导致劳动力市场包括失业率等指标变化，逻辑上与经济学所谓奥肯定律存在联系。奥肯定律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这个理论关系在不同国家、或特定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经验表现。例如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可能上升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

疫情期我国经济环境变动比较集中体现上述关系。近年就业领域的主要指标，无论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是劳动力转移人口、农民工新增就业，其数据的波动都跟宏观经济表现出显著联系。疫情流行冲击宏观经济并影响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一个观察宏观经济涨落导致就业形势变动的经验案例。

而由于宏观经济不及预期以及背后一些结构性原因，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困难更多体现在青年人就业方面。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从区域上看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从行业上看是服务业，这两方面相互联系非常紧密。很多年轻人前往一线城市工作，更多从事服务业领域的工作，因此受到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是青年人。

这也与青年人在劳动力市场所呈现出来的特点相关，一旦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本能地就会收缩扩张计划，招工会更加谨慎，而如果涉及裁员，则会裁掉那些还没有融入团队、经验不足的青年人，这些就是青年就业的摩擦因素。

需求一旦不足，青年人受影响最大。所以要改善就业形势必须改善宏观经济状况，这就好比一条河流灌溉农田，上游的水量要充足，才能够完整覆盖下游，如果总量不足、力度不够，下游还是没有水。年轻人就处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下游，年轻人可能受到的影响甚至会超出宏观经济相对疲弱的整体影响，并不完全是成比例的。

财政政策或应加力转移支持促消费

澎湃新闻：激发消费潜能还会有什么新招？您认为政策层面可能会有怎样的部署？

卢锋：当前谈总需求不足要区分是内需还是外需。过去几年里，我国的贸易顺差总体大幅增加，今年在发生变化然而及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总体看当前需求不足主要还是指内需不足，也就是投资与消费不足。

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当前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还面临一些阻碍，今年消费确实在复苏，但恢复的程度与速度还不够，比如今年国内旅游预计恢复至疫情前九成。

与此同时，疫情对消费的限制并没有随着疫情结束而立刻完全消除，还存在一些滞后性的影响。特别是资产价格下降导致财富缩水，居民就会倾向更多储蓄。

促消费的政策已经有很多了，在我看来还是应当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有一些转移收入的支持，同时也要尽量让宏观经济增长更稳健，这样会推动就业、居民收入等方面实现增长。此外，今后也可能会在消费品领域给予一定的直接补贴，这也是促消费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