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的交流：文本、图像中的医学

2023年12月2-3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文本、图像中的医学”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京都大学、首都医科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宁夏医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医院、上海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等不同地区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分享了医学文本、图像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多种学科领域和丰富的研究视角。在现场活跃的学术氛围中，现场嘉宾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索医学研究的更多可能。

与会者合影

会议开始前，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吴志新教授向各位嘉宾致欢迎辞。陈引驰教授回顾了中心创办以来进行的各类学术工作和在国际上的访问合作，并对在此平台上进行的跨学科、跨国界交流表示衷心欢迎。随后吴志新教授表示，文本和图像是医学的载体，而医学又是文本、图像所表达的内容，不同院校、专业的学者对这一主题的诠释体现了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无疑是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会议开始，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主持第一场主旨发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副院长杨震教授作主旨发言，主题为“三十一个抽屉——近代医疗卫生的文本展示路径”。杨教授从国内各大医院院史馆建设的现状得失分析，过渡到对医学文本性史料高效展示方式的思考。杨教授通过图片展示了施种牛痘局石碑、中国红十字会热水瓶、各式医疗仪器等实物史料，并提到在收藏近现代医学史料的过程中，他对医学产生了新的认识，获得了新的灵感。

杨震

接着，杨教授分享了他在复旦大学“近代医学人文历史巡礼”课程上带领学生们在上海各处医学历史遗迹中上课的经历。他提出，虽然专家学者的不断贡献和研究为近代医学历史的教学提供了充足的内容，但正如医院需考虑如何满足患者的需求，教学中也应思考如何满足学生的需求、吸引社会的关注。杨教授分享了他对收藏的文本性史料进行展示的思考和创新尝试。回顾2018年他办的两场展览，杨教授认为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就需要展示实物史料而非展板，并注重政治的表达。杨教授还强调，展示文本性史料的同时，图像史料同样不可偏废，教学中需要将两者结合，向大众展示历史的整体概貌。

策划展览要在有限空间中尽量展示时间跨度更大的史料，让听众迅速对这段历史产生概念和兴趣。杨教授介绍，他将收藏的文本医学史料分门别类地放入两个橱柜，共计31个抽屉中进行展示，时间跨度约为100年。这些史料涉及《协医年刊》《约翰年刊》以及南满医学堂、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近代中国医学院校的毕业年刊；《同济》《海关医报》《中国医界指南》等杂志期刊以及清朝西医古籍、医政管理类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所创办卫生学校的课本、新四军创办的医学学术期刊等红色医疗史料，另有1952年各医学院教职工名录、上海滩私立医院公私合营时期的资产登记情况，以及1953年医生换发证书的申请表格等等，记录了这段时期我国医学教育、医院管理的发展脉络。

另有一部分中华医学会的相关史料、中西医医案及照片档案、新中国医疗卫生成果及援建国外医院的记录、防疫报告，以及护士、台湾省和红十字会的专门文献。除了使用常规的抽屉作为展柜，杨教授还设置了一个来自满洲医科大学冰箱作为最后两个抽屉，一方面展示现代的资料和书籍，一方面加强了观展者和展品的互动性。报告的最后，杨教授对医学文本的展示思路进行了总结，强调了展览的基本策展逻辑和史料的选材、展品的观赏性，以及充分考虑受众群体、强化展示效果的重要性。

与谈嘉宾马伯庸、复旦大学高晞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裘陈江博士就主旨发言内容进行对话。马伯庸展现了对医学展览和文物收藏中蕴藏的历史故事的兴趣和关注。他认为医学展品中蕴含着的大量历史故事对大众来说更有吸引力，并强调了在展览中编布这些故事，以增加观众兴趣和提升宣传效果的重要性。高晞教授认为，杨震教授在中山医院任整形外科主任的经历赋予了他展示史料的审美，并从医生而非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医院展馆及医学史研究提出了建议。他的研究和展览不仅提供了对医学史的全貌和真相的思考，更为医学史研究者和医学生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指导。裘陈江认为，要理解医学史的变迁，必须要接触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史料，丰富的医学史料又可以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材料。同时，裘陈江指出，杨震教授的图文展示为专于文本研究的学者进行了立体化的拓展，而近代史的研究可以由此发散，对文本本身及其载体同时进行追溯。最后还提出了对展示的宣传目的和研究者求真的目的之间矛盾的思考。

本次学术工作坊共分为六场，第一场讨论的主题为“文人的医学知识”，由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主持。

二松学舍大学町泉寿郎教授作“从医学圣人肖像、日本名医肖像看医学知识传播”报告。德川幕府在1638年开设的北御药园中首次设置了神农像，对神农像的祭祀则可追溯到1765年江户医学馆的成立，同时祭祀的还有伏羲、黄帝及历代名医。町教授介绍，被认为是医家用于祭祀的神农肖像存世极多，其他医神肖像如伏羲、张仲景、希波克拉底等也有留存。从日本的历代名医肖像集来看，日本绘画经历了至平安时代理想化概念化画法、受中国宋朝影响的写实画法以及近世受东西多种画法影响的三个阶段。町教授指出，医者在肖像画中的衣着反映着其职位及家世继承，流行的医家扮相也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一些医者如华冈青洲、吉益东洞等有大量肖像传世，这些中、日医者画像是研究江户时代日本和中国医学文化差异以及医学和医疗在日本传播的重要信息来源。

京都大学成高雅的报告主题是“浅论多纪元简《栎荫草堂文集》”。成高雅首先介绍了清代考证学派在中、日两国的发展情况，并指出日本幕府官医家族多纪氏是医学考证学派的中心人物，在幕府的支持下，他们在收集文献方面有极大优势。《栎荫草堂文集》收录多纪元简序、跋、书论等各类作品，涉及大量医学内容，共存世4个版本及一个稿本残本，稿本起稿最早、内容差异最大，收录的跋文较少；杏雨书屋本文本较精确、编排精致，适宜作为研究参考；冈氏本保留了初稿本的内容，反映了杏雨书屋本的修改、编辑痕迹；山田氏本结构、文本均与杏雨书屋本相对一致，有部分增补；冈田文库本则是时间上最新的本子。多纪家重视文献的收集和保藏，不仅涉及医学，也有大量集部文献。成高雅认为，多纪家的学术特征除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关系网络、幕府背景带来的对中国学术的高度关心、积极摄取与深入理解以外，其自身的身份地位、学术倾向和手法也是重要构成部分。

复旦大学许蔚教授“一个明代军功世家：《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的初刻、重刊与人生情境”从万氏三代的生平志趣、著述与信仰对该书的刊刻和修订进行了详述。万表编纂初本资料来源广博，其子万达甫对原本进行了批注，孙子万邦孚又进行增补。许教授提到，万历三十年吕祖乩笔及万邦孚的人生境遇影响了他对万表原本的删修。

复旦大学高晞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张净秋教授及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对第一场发言进行点评。高晞教授指出日本医学史和图像在医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比了中日在医学史研究和医生地位上的不同，并强调了对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变化的观察和思考。张净秋教授描述了版本研究的复杂性，并探讨了古籍版本的传统及演变。王家葵教授认为，部分画像元素能反映造像者的历史观、医学史观及政治观。他指出，相对同时代的中国来说，多纪元简及其他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土医学文献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处于领先状态。此外，万氏医书删减缘由的考证与推测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第二场主旨发言由复旦大学高晞教授主持开场，知名作家马伯庸以“从医学史料到文学素材的生发”为题，作主旨发言。

马伯庸

马伯庸以自己创作《大医》的经历为例子，谈及作为文学创作者，他对如何将医学学术资料转化为文学文本方法论的思考。他认为历史研究学者追求严谨性和真实性，而文学创作者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创作，需要艺术性高于历史真实性。因而，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文学家需要从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汲取营养，但又要在其研究基础上虚构杜撰。

对于虚构的过程，马伯庸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史学原则——三明治原则。此原则将历史分为三个层面，最上层为历史大事，要严格尊重历史，不做改变；最底层为社会规则与生活细节，要尽量保证细节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处于中层的则是创作空间，即创作者可以在历史逻辑下进行想象创作。“大小不虚，中间不拘”，是马伯庸老师对三明治理论的精辟概括。

接着，马伯庸重点就文学创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从史料的搜集、选择、解读和化用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对于史料的搜集，他认为图像史料能提供直观感受，激发灵感；文本史料的梳理和挖掘，有助于感受当时的社会认知与氛围，以及个体心态和生活状态；学术研究为文学创造者提供专业知识，节省调研工作。以《大医》为例，马伯庸谈到图像赋予直观感受，文本帮助丰富血肉，学术研究确保严谨精准，三个途径的史料搜集，让自己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粗浅认识，才能创作既符合事实又较为精彩的文学作品。

如何进行史料选择，对浩如烟海的近代医学史料进行取舍，马伯庸认为先从社会层面的宏观概括入手，再寻找年代、城市、身份的切入点，最后进行个例与细节描摹。他以自己在《解放日报》找到的案例展示了这个选择的方法论，即从陕甘宁地区的整体医疗工作，聚焦到延安川口镇的卫生防疫体系，再落脚到吐黄水病的个案研究，完成写作素材资料的选择。

在第三方面史料的解读上，马伯庸讲述了自己如何从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对民国时期苏沪地区疫灾情况的统计图表中，选择徐州作为江淮地区整体疫病情况的代表性地方。他认为史料的解读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揭示历史真实性，而是选择代表性的东西为创作所用。对于史料的化用，马伯庸认为一个完美的历史文学作品，既要符合历史，又要有自己的发挥。他举例自己将一张红十字会前往日本志愿救援的照片，编写成《大医》中的故事情节，以此表现历史史料的真实性和故事细节的虚构性。

最后，马伯庸再次总结了文艺创作中的史学方法论，即以“三明治原则”为基础，确保史料搜集的严谨性和全面性，选择与提炼代表性历史材料，在遵循历史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解读，并将其戏剧化创作与化用。他表示与今天从文本中寻找医疗元素的议题不同，自己是从医疗元素中生发文本。文学创作者与历史学家是相辅相成。他希望自己以及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能成为桥梁，联通大众与冷僻的医疗史，让更多人看到历史学家的研究调研，看到医学与医护人员的历史以及医学精神的赓续。

随后，与谈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杨东方教授、复旦大学王宏图教授和复旦大学张怡微教授就讲座内容进行谈话。

杨东方教授称赞马伯庸的史料搜集做到了近乎“竭泽而渔”，并对其谈论文学创作中的史学方法论表示认同，肯定文学创作要遵循社会规则和生活细节的真实性，认为其创作的《大医》也成为研究医学史的重要素材。同时，他也对会议议题抒发观点，文学与医学皆为人学，前者解决精神痛苦，后者解决肉体痛苦，二者密切关联。

王宏图教授从荷马史诗列举到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小说，梳理了历史叙述的发展流变，认为历史背景与人物的真实、主角的虚构等特征与马伯庸的方法论相似。此外，王教授也肯定了马伯庸处理史料的严谨态度与发掘历史细节的功力，但也认为其对医生的内部世界的图示描绘不够，文学在包含历史的性质之外，于精神气质和内涵上也应有更多更广的追求。

张怡微教授以自己参与王安忆小说写作实践课程的经历为证，谈论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不易，史料解读与化用的困难。她也就处理小说的虚构性和逻辑性、材料与现实生活细节的矛盾等问题与马伯庸展开交流。

主持人高晞教授指出历史史料，除了人物是真实的，很多史料是后人虚构的。而历史小说中人物是虚构的，但很多史料是真实的。历史小说利用了历史文本，也是重新创造了历史文本。此外，现场的其他嘉宾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刘镁硒、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孙灵芝，也就小说创作中历史细节与当代价值、历史小说再创造在未来的延伸方向等问题，与马伯庸进行讨论与交流。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为“小说中的疾病与医疗”，由南京师范大学杨剑霄教授担任主持人。

张怡微

复旦大学张怡微教授的报告主题是“《西游记》及其续书文本医疗问题的文化观察”，梳理并总结了《大唐西域记》记述的西域国家医疗卫生与医药疾病的情况，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行医与宋代医药中心的南移、医学的迅速发展相关，而朱紫国揭皇榜治病与孙悟空言“庸医杀人”等都一定程度反映明代当时的社会风潮，具有讽刺意味。此外，张教授也就《续西游记》中的医药叙述展开谈论，她认为麝香妖精、病魔等妖怪的出现，以及灵芝等药材描写的增加值得注意，与当时治疗方式与疾病观的变化相关联，并对董说《西游补》的精神幻觉问题，与对《西游记》文本研究方法论的开拓性进行了论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杨东方教授就“《荡寇志》与俞万春的医学修养”进行报告。杨教授以《荡寇志》中为恩师陈念义立传、为治刘慧娘取参仙血、借孔厚口反对寒凉派、孙婆儿子大光病亡、神医安道全医案，张将军畏惧大量温补等情节为例，认为此书中的人物设置、情节描写与性格塑造反映了俞万春扶阳抑阴、重温补的医学主张。并从俞万春偏执温补导致两儿死亡、鲁迅先生对其师陈念义专温补的质疑着手，表示“医学必须审证而行，不能偏执”。

首都医科大学张净秋教授在“红楼世界的疾病防疫概说”报告中，提出红楼的医药文化和名物制度，反映了当时上层官宦人家的日常医疗制度与疾病谱系，也是理解小说情节与人物的重要途径，同时呈现了清前中期文化审美情趣中，对现实与创设世界融合、真假参半的艺术追求，这是此红楼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将红楼的疾病防疫与现代疾病防疫相对照，二者都具有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的相似措施。张净秋老师由此对红楼中晴雯养病、贾宝玉到袭人家等情节以及角门、仆从约束等规矩以疾病防范的视角重新解读，也引出撞花神、女儿痨等疾病民俗与疾病污名化等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于业礼的报告主题是“蒋竹山：一个牺牲于人情社会的地方医生”。他以《金瓶梅》中的医生人物蒋竹山为线索，梳理了其由出身寒微到成为清河县医生或太医的身份转变，并探讨了清河县由医学训科、医生和冠带医士构成的官医系统，在对比各等级的诊金后得出蒋竹山并非如书中描写的穷困。而蒋竹山对自身收入、职业、能力等条件的衡量，以及对西门庆、李瓶儿与自身能力的错误判断，造成其野心大而力不足，沦落为人情社会中的牺牲品。

马伯庸评论道，每一个故事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文本中的医学不只是医学本身，也衍生出故事情节和桥段。研究者从文本里寻找当时社会对医学的认知，而创作者是将自身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应用到文本当中。这是一个创作——研究——创作的闭环。复旦大学许蔚认为明代小说没有特定作者，而清代小说有固定作者，因此《荡寇志》可以作为文本来挖掘其作者的背后经历和知识构成。但对于其中的医学记述，从知识层面的探讨是与从文学层面的探讨不全相通的。复旦大学王启元肯定张净秋教授从防疫视角解读《红楼梦》让大家对熟悉的情节材料产生新的理解，提升此文本的医学价值，这种防疫视角对研究清前中期的医药观念、满蒙贵族的医学知识与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上海大学出版社邹西礼先生评论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宗教与医学的密切关系、不同时代的医学思想以及中国医师负面形象等话题，文学作品的挖掘有助于医学史的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张苇航教授认为对医学文本的解读，无论是从文学还是医学视角，都要具有内在逻辑性，并就社会医学知识的应用，中下层知识分子对医学的了解与看法等问题与诸位报告人进行交流讨论。

第三场会议的主题为“图像中的药物与传播”，由上海大学出版社邹西礼主持。

北京大学陈明教授“《西药大成》的文本与图像”展示转型期的医药知识生成及知识迁移。该书以多卷本、多版本为特征，是当时西方药物学的代表作，详究分化取材、考质辨性、因病处方诸方面，为梁启超等诸多学者所称赞。陈教授从历代版本、译本及其影响入手，重点介绍了傅兰雅、赵元益等翻译馆成员。他指出，书中记载了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学者、旅行家、军事人员、商人等在亚、非、美洲等地区活动中的药物，以及近代欧美植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们对药用植物进行的异地栽培、成分分析、临床应用等不同情况，分析书中的人物网络及药物流动网络有助于回溯古代东方的医学成就。陈教授还以阿魏为例，指出本草图例科学化、具象化的演变。《西药大成》中的东西医药知识与文献如帝释珠网，具有多时、多极、多元的特点。

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本草阿魏图像解说”。王教授首先介绍了阿魏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和认知情况，它在隋代进入中国，唐初《新修本草》首次记载其功效和来源。阿魏属于伞形科植物，但不同文献对其描述有出入。王教授引用《新修本草》《酉阳杂俎》等文献及诗歌，揭示了阿魏的种植情况及相关史学文献对其真实情况的争议。接着，王教授讨论了《本草图经》中关于阿魏植物的描述和图像，认为这些图像是“示意图”，而非完全反映真实物种，并提到了后续文献对阿魏图像照搬与重绘两种处理方式的具体情况。最后，王教授指出，《本草纲目》中的阿魏图像源于“羊射脂”传说，其上源可能为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大唐西域记》白檀香传说，该传说在后续《植物名实图考》中又发生了新的变迁。

上海中医药大学张苇航教授在“画笔下的本草世界——文俶与《金石昆虫草木状》”中，从苏州文氏家族传统到其文俶夫家赵宧光的成就开始，对《金石昆虫草木状》现存版本及作者生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从底本《内府本草》的获得、文人自娱的绘制目的以及图像改造三个方面对《金石昆虫草木状》的艺术性与科学性进行评价。张教授强调，“画”虽与“图”“像”相比有更强的艺术性，但能兼具生动与科学，作为文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反映医学文献形成的特点。

宁夏医科大学罗彦慧教授作“石榴入药史考述”报告，讨论了石榴在中国的起源、传播路线以及在中医药中的应用史。罗教授提到，对石榴传入中原后的入药史进行研究旨在为现代医学家丰富的石榴研究成果、开发其新的药用价值提供借鉴。从历代本草、中医古籍对石榴的记载中看，其入药部位、功效及治疗范围从汉唐至宋元再至明清不断实现了扩展，从明清至今则不断趋于完善。从石榴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如可用以抗氧化、抑菌、抗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结肠炎、抗肿瘤等等。然而，罗教授认为现代医学对石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和成分分析上，而忽略了对其历史变化脉络的梳理，厘清石榴入药的历史脉络有利于为研发及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

中国海洋大学武倩在“《本草和名》版本研究”报告中，通过对不同版本内容、校记等信息的比较，梳理了《本草和名》现存版本与散佚诸本的流变体系。武老师分别介绍了红叶山文库古写本、医学馆影写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无穷会本以及岩濑本等版本，重点关注了森立之、约之父子和小岛尚质、尚真父子对《本草和名》的校订与影写。随后，武倩从文本构成、成书年代、抄录者及关联书目四个方面对小岛氏旧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庆长五年抄录本《本草和名》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展示了此抄录本与影写本以及其他诸本之间的比较案例。

《本草和名》

北京中医药大学杨东方教授、二松学舍大学町泉寿郎教授、京都大学成高雅、四川大学王大伟教授及北京中医药大学孙灵芝对第三场发言进行点评。杨东方教授提出，历史典籍里的图像不是附庸，它们与书面文字一样能传达重要信息，且具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町泉寿郎教授提出，本草格物文献中有许多异域相关的记载，他认为小说和诗歌一样，应能反映现实的根基，并强调了对未知领域进行分析和考量的研究意识的重要性。王大伟教授认为，石榴在中国文化意象及其传入和入药史中具体的实践，如入药范围和功能的变化，反映了谶纬之说进入中医领域的过程。建构石榴的形象变化也是具有其研究意义的。孙灵芝老师指出，中国学术界对《本草和名》研究的关注度不高，中国文献中可能有与其版本相关的内容。此外，《本草和名》的研究可以引起更多对域外文本的思考。

第四场会议的主题为“医学的观念史”，由上海师范大学崔红芬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潘大为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林琳首先进行“生命叙事的四种声音——以一个分娩案例为中心”为题的报告。林琳首先讨论了生命叙事在叙事医学中的意义和应用。生命叙事与传统叙事有所不同，是围绕医疗、疾病与疾痛、生命、衰老与死亡等议题的叙事话语，其素材主要来源于患者自述、医护人员记录和文字创作。林琳整合了从新闻报道、叙事医学文章及真实病历记录三种素材，从不同角度对一例双胎分娩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发布在医院公众号上的新闻稿类似于一般新闻报道，同时具有医学推广的功能，通过客观呈现医疗事件的细节，达到软性科普的目的。以医生第一人称角度撰写的医学文章着重通过详细的感官描写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增强对医疗救助过程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真实的病历记录则区别于前两种素材，更加注重客观的时间和医疗操作记录，去除了感性描述，呈现出医学写作中的非人性化特点。林琳认为，医生可以借助加强沟通与反思等方法，提升写作技巧，淡化这种非人性化，以提升医疗观念和质量，改善沟通后获得的患者家属的正面反馈可以增强医务工作者的成就感。同时，细节性和反思性描述有助于读者理解疾病、提高配合度，创造更和谐的工作环境。

复旦大学尹洁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康德论精神疾病的当代意蕴”。尹教授首先强调了疾病和健康的定义对于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当前的两种主要路径：生物统计理论和规范主义，但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即缺乏准确定义的依据：对精神疾病的判断主要基于症状或神经生物系统，两者的诊断标准从哲学角度及医者实践角度来看都较为模糊，这种看似主观的分类和物理主义观点之间的矛盾亟待调和。尹教授提到康德《实用人类学》中体现出的对道德实践的重视，他的实用人类学方式实际就是道德实践方式。康德所谓的“实用”区别于“实践”和“实验”，其面向是人类为了成为应当成为的人所作的努力，具有目的论的导向。最后，尹教授总结了康德论精神疾病的当代意蕴。康德将精神疾病分为“不足（weakness）”和“紊乱（illness）”，尹教授认为，这种分类对当代精神医学的意义在于强调了精神疾病是无法完全治愈的，人类需要与之共存。

四川大学王大伟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宋元时期，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成为佛教文学研究的重要题材之一。由于许多僧人参与社会医疗活动，一些文人以诗词形式对医僧表达赞叹和感谢，如苏辙、沈括的作品中就包括了与医僧鉴清、善正之间交往酬唱的记录。王教授认为，这些诗文互动中可以发掘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并能从特殊的观察视角对这种交流进行建构。他强调，文人的赞赏并非出于功利或攀附，而是建立在真挚的友情基础上，这也体现了医僧的社会性和比普通僧人更强的入世属性。

北京中医药大学熊益亮教授、复旦大学徐波教授及南京师范大学杨剑霄教授对第四场发言进行点评。熊益亮教授提出了 叙事医学写作或病历书写后的反馈和后续跟进的重要性，他认为叙事医学对解决医患关系和医生内心反馈具有重要意义。徐波教授认为，医学、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都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康德的哲学中，精神疾病与道德挂钩，强调道德实践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强调 “学以成仁”“克己复礼”及性善论的思想。杨剑霄教授从论文的层次结构和情感模式的差异分类、文学文本中对具体医疗知识的扩展、地域性和文化差异对交往模式和情感表达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以及对佛教医疗在社会中的变化和作用的补充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早期中国的医学与实践”，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杨东方教授担任主持人。

天津中医药大学刘镁硒在“从伊尹身份考辨看先秦医学叙事特点”报告中，梳理了有关伊尹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文本叙述中伊尹身份变化的考辨，体现了先秦时期“王”由于政治需求，剥离于“巫”“医”的过程，以及“医”有意识剥离于“巫”却因相似知识体系而不彻底的特征。“王”“巫”“医”相互剥离又相互统一是先秦时期医学叙事的主要特点。此外，以“天文”为底色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疾病观，在医学叙事中则体现为时序与祭祀两大范畴。因而，疾病与灾异的同质，禳灾与禳病的统一，是早期中国医学叙事的另一特征，这也表明了“巫”“医”为何难以剥离。

北京中医药大学熊益亮教授的报告 “汉画像中‘玉兔捣药’文化意蕴”，以时间为线，整理与总结了自战国至东汉以后有关兔与蟾蜍的文本与图像。“玉兔捣药”源于月中有兔和蟾蜍的传说以及祝由术中兔和蟾蜍的治疗方术，而随后西王母神仙世界的构建，又将兔和蟾蜍化身为西王母制作长生不老药的“药工”。西汉中后期黄老之学转向长生之道，祝由之术为神仙思想所吸收，道教由此奠定基础，兔和蟾蜍也逐渐褪去祝由色彩，成为现实医学中具有实际功效的药材。这种形象意蕴的变化反映了巫医分离的历史进程。

汉画像石中的“玉兔捣药”

上海中医药大学宋神秘以“天人对应：汉唐时期针灸时间禁忌研究”为题进行报告。她以《黄帝蛤蟆经》为研究文本，探讨汉唐时期的针灸时间禁忌的本质是一种术数，与战国时期已存在的关涉身体部位的占卜同源。而随着医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针灸时间禁忌在医学概念、术语和对身体部位的认知与取用上更加精细，甚至产生新的针灸禁忌类型，但传统术数部位系统的影响更大，因而针灸时间禁忌与医学实践理论仍不同步。反之，术数传统思想也对医学理论产生影响，如天人对应的术数思维可能影响了针灸气循环理论的建构。

北京中医药大学孙灵芝的报告主题是“大舞：以中医养生古籍的导引图像为中心”。通过调研养生类中医古籍，孙灵芝将其中的图像进行归纳，分为功法图与脏腑图两大类。功法图包括外功锻炼法，如五禽戏图，易筋经图、陈抟睡功图、八段锦坐功图、导引图等，以及内功锻炼法，如《性命主旨》54幅图像、《锦身机要》36幅修炼图等。脏附图包括内境图和六神图，前者图示人体内脏关系，又含有内丹修炼的意义；后者以六兽图像对应人体六脏腑。对养生古籍图像的调研，可以梳理养生功法的传承流变，验证养生修炼追求天人合一，形神共养，内外兼修，以达到身心灵与外在的一致。这对现代养生锻炼有借鉴之意，也利于对养生学科体系的理解建设。

上海师范大学王宏超教授称赞刘镁硒以伊尹为典范个例，通过对其身份变化的梳理，清楚描述了“王”“巫”“医”转型时期的特征，“王”因政治需求剥离，“巫”“医”因相似知识系统难以剥离。上海中医药大学于业礼老师认为熊益亮教授突破以往医学图像仅搜集整理，缺乏深入发掘的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他将玉兔与西王母相联系是大胆的尝试，但需要更多资料进行求证，建议可从其他动物图像延展，探求关联。刘镁硒也就此提出可以从历法视角理解西王母与玉兔的关联，也认为宋神秘的针灸时间禁忌印证了传统巫医思维对医学理论的影响，“巫”“医”职能的难以剥离。京都大学成高雅肯定宋神秘对针灸时间禁忌文献的细致整理，对其揭示的术数思维与医学理论的关系深有启发，并就《黄帝蛤蟆经》的版本，与宋神秘展开有关日本医学考证学者多纪元简保留错误穴位的交流。上海中医药大学张苇航教授认为孙灵芝老师对中医古籍的养生图像做了全景化研究和系统的梳理，肯定养生导引的现代实用价值，并对养生图像的流传、道教修炼功法与传统养生医学的区别、经典养生文献的混杂元素等问题与孙灵芝进行讨论。复旦大学王启元解释了医学文献中道教元素的存在，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明朝道教晋升为国家信仰，具有升迁的官方制度，因而有权力将许多经典吸收为已有，这也是近代医学与宗教传播结合的体现。

第六场讨论的主题是“近世医学的脉络”，由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主持。

上海师范大学崔红芬教授在报告“西夏医药与社会：以《天盛律令》为中心”中，对《天盛律令》的医学部分进行梳理，谈论了西夏医疗机构“医人院”“制药司”在法律条款中的设置，西夏对药材储存分类、和合药制作与库房管理职务的规定。从中可以觉察西夏医药水平的提升，西夏对外医学的交流痕迹，以及西夏皇权至上、统治者重视医药等特点。另外，西夏医者包括御医、军医和狱医等类型，虽彼此职责不同，但皆有失误惩责与提升奖赏的法律规定。而《天盛律令》中对服刑人员的关怀和牲畜的保护，体现了西夏法律的社会关怀与西夏游牧到农耕社会的发展现状。

上海师范大学王宏超教授的报告主题是“眼镜的文化史：中国人的视觉困境与观看经验的演变”。他以眼镜为切入点，主要谈论了七大话题，包括中国古代的眼疾隐喻和光阴感伤；中国古代眼镜发展的材料、技术与文明障碍；明清之际西洋眼镜与西方光学、医学知识的传入；清代皇帝与文人对眼镜的观念碰撞；晚清民国时期眼镜商品、眼科知识与抵制观念的流传；晚清民国时期眼镜的时尚象征与社会隐喻；女性与眼镜的道德关联与时尚关联。

赵元益

华东师范大学裘陈江以“‘输入泰西医学之一大关键’——赵元益及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事业”为题发表报告。赵元益自小接受传统文人的家庭教育，以及外祖家的医学教育，因而在翻译医术上独具优势，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职期间笔耕不辍，译作良多。但赵元益对科举任官的追求远重于翻译事业，这种身份认同的错位是其遗憾终生的原因。而这种转折时代的观念，也影响了他引进西医以补中医之不足的西医观。

上海交通大学任轶教授在“图像、文本中的震旦医学生校园生活”中，以成绩单、回忆录、报纸和照片等文本与图像资料，从学科教育、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三方面展示了震旦医学生的校园生活，探讨震旦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培养学生的高标准、对体育活动的态度转变与集体类项目的重视，以及耶稣会的戏剧传统与宗教道德等相关话题。任轶教授认为图文的交叉互证会让研究对象更丰富立体，补充研究中缺失的部分。而历史研究者在档案中发现的人物和故事，在历史长河中可能默默无闻，但对其后人却弥足珍贵，具有现实意义。

首都医科大学张净秋教授称赞崔红芬教授对西夏医学研究之详细，引发自己对学习西夏文的兴趣。华东师范大学裘陈江以为王宏超教授从一个小小的眼镜探讨了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从商品价格到知识传播再到社会观念，涵盖内容十分丰富，并就眼镜的价格等问题与王宏超教授展开讨论。上海中医药大学于业礼认为裘陈江的赵元益研究是学界少有的对医者的研究，许多医者并未在医学史上留下著作，但他们的存在也不应被遗忘。他也与崔红芬教授就西夏军医与兽医的文献资料进行交流。复旦大学王启元指出在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上，震旦的法式医学教育颇具代表性，而受限于语言等障碍，震旦丰富且具特色的文献，大多尚未发掘研究，但其对地方史、宗教史、世界交流史的研究等很有价值，期待未来震旦医学话题的研究。复旦大学高晞教授建议可以从眼睛知识的传播探讨眼镜的物质文化交流，并与王宏超教授交流林则徐使用眼镜的史料来源。她也与裘陈江就赵元益的欧洲之行、举人之志等问题进行讨论。

最后，复旦大学高晞教授主持圆桌会议，致辞感谢会议发起人，并表示此次学术会议是跨学科的对话，不同的思维方式为传统的文本与图像史研究带来新视野、新方法和新思考。

二松学舍大学町泉寿郎教授感慨这种学者齐聚一堂讨论中医学的学术会议在日本很难得，疫病与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直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反对战争，在研究中寻找对抗疾病疫病的方法。正如今天的会议，学者们的智慧可能会对今后起到重要作用。他也欢迎各位学者利用日本杏雨书屋资料并热心提供查询帮助。

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如青教授总结此次会议是一场学术盛宴，专业且丰富，并就马伯庸的理论，谈及当下的中医题材文艺作品，应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创造性，并提出研究要具有每一个观点都有文献出处的学术态度。

北京大学陈明教授表示会议涉及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医学等各个领域，丰富的图文资料让人受益匪浅。此外，会议上年轻学者的风采，呈现了新时代学术的进步。各方交流拓展了医学史研究的边界，医学史研究未来可期。

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认为医学图像的研究中，本草图像是一座富裕且完整宝库，除本草考证外，也涉及版本、文献、文化、道德、美术学、博物学、历史学等研究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挖掘。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