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刘贵祥谈执行难：三年已执结四万亿，未完成指标要追责

经过两年多的“执行攻坚”之后，最高法院即将交出答卷。

2016年3月最高法曾作出承诺：要在两到三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最高法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8年9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884万件，执结1693.8万件。截至目前，执行到位金额4.07万亿元。

在此期间，322万“老赖”迫于压力履行了义务，但依然还有40%的案件因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客观上不能得到执行。最高法将此类案件纳入专门数据库，定期查询复核并公开接受监督，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立即恢复执行。

如何让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怎样才能摘掉执行难的帽子？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

刘贵祥认为，要达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消减存量抑制增量，“把真金白银装进百姓兜里”。

大量案例表明，在商业交往、民事活动中，往往因为市场风险等各种原因，交易相对人丧失履行能力，无财产可供执行。“这种情况即便打赢了官司，也难以实现权益。”刘贵祥认为，社会公众要有风险防范意识，预见可能面临的社会、商业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对于两年多来的“执行攻坚”，刘贵祥说，有个别法院可能无法完成指标，“对这些法院的有关责任人，毫无疑问要追责问责”。

近3年执结4.07万亿，实实在在装到老百姓口袋里

澎湃新闻：执行难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口号也提过很多年。当下集全国法院之力紧抓的“基本解决执行难”与以往有何不同？

刘贵祥：事实上，第一次提出“解决执行难”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过去的三十多年，法院陆续采取了一些举措，例如执行案件大清查、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等等，但是“执行难”这个帽子始终没有摘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解决执行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解决执行难有必要确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以及时间表和路线图。2016年4月，最高法院制定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明确了阶段性目标是基本解决执行难，即“四个基本”，目标定位在于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清除历史性积案，在消减存量的同时抑制增量，使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状态。

澎湃新闻：“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核心指标被量化为“四个90%、一个80%”，怎样才算基本解决？

刘贵祥：对“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机构提出了230多个具体指标，但核心指标集中在执行的实际效果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上。在核心指标中，有一个效果性指标，即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达到90%。

从2016年到2018年9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884万，同比增长一倍多，执结1693.8万件。目前为止，实际执行到位金额是4.07万亿元，同比增长76%。这是实实在在装到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从措施上看，这些年已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这是前所未有的。

322万“老赖”被迫履行义务，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到位金额480亿元

澎湃新闻：2013年最高法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进行联合惩戒，成效如何？

刘贵祥：执行程序中，要实现债权人权益，必须找到被执行人财产，我们至今已经建立覆盖全国及全部基本财产形式的查控系统，现在有3900多家银行加入。

问题是，许多当事人为规避执行，将钱存在他人名下，隐名进行理财、持股、持券。一张大网总有漏网之鱼，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广泛应用2013年出台的失信名单制度，通过联合信用惩戒，捕捉漏网之鱼。

2016年以来，最高法院和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37大项150种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1万例，共限制1463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22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322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履行了义务 。

此外，各地法院还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通过抖音、手机彩铃、广告电子屏等各种贴合当代生活传播方式的惩戒方法，增加被执行人的失信成本，形成对失信者人人喊打的氛围，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澎湃新闻：怎么会有1200多万例失信被执行人呢？这数量够大的。

刘贵祥：这里特别说明一点，1000多万例指的是人次，有的被执行人多次或被多个法院纳入失信名单，这样涉及的主体核算下来，从2013年到现在实际累计有600余万人。

此外，近5年每年年均有500余万左右的执行案件，加上2013年前未执结的大量案件，案件底数大。从今年开始，虽然案件量还在增加，但是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次在下降，出现了拐点，说明综合治理见效了。

澎湃新闻：曝光“老赖”算不算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另外，限制其子女就读私立学校，是否限制了他们的权利？

刘贵祥：根据民事诉讼法255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订制彩铃是通过特定媒介进行公布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彩铃定制可以更中性化一些，比如不用“老赖”这样的词，就做客观描述。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上私立学校的问题，我觉得过去涉及到的一些案例被误读了。按照规定，不能让他们子女上高收费的贵族式学校。你欠了人家钱不还，人家锅都揭不开了，你的孩子还在上高收费学校？我们是从不能高消费的角度限制被执行人。如果是通常的大学，非高收费的各类学校，根本不在限制之列，更不存在搞所谓的“株连”。

澎湃新闻：为实现“2-3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执行信息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刘贵祥：可以说，信息化使我们的执行查控模式、财产变现模式及执行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例如，执行查控系统的建设，初衷就是针对传统执行查控模式存在的执行效率低下、覆盖财产范围过窄等难题，最高法建立了“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提供足不出户查遍全国财产的查询平台。

截至9月30日，与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民政部、人民银行、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3家银行联网，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极大提升了执行效率。

同时，全国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为5746.21万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2991.53亿元，查询不动产546.32万套，车辆4931.45万辆，证券1085.36亿股，船舶129.31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55.49亿元，全面优化了执行中查找财产的方式。

仍有40%案件“执行不能”，社会公众要有风险防范意识

澎湃新闻：近年间，法院执行工作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贵祥：一是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司法解释体系。近年来，我们制定了50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打造“制度铁笼”。二是依靠信息化系统打造“数据铁笼”，来规范执行行为。两个“铁笼”旨在约束执行权，形成执行权运行监督机制。

三是人民法院刀刃向内，坚决消除执行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清除害群之马。开展规范执行专项治理活动，发布执行工作“十个严禁”，改变执行作风，树立良好的执行形象，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和信任感。

澎湃新闻：在解决执行难过程中，财产变现是比较难掌控的部分，怎么解决？

刘贵祥：201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截至目前，全面实行网拍的法院达到3263个，法院覆盖率为92.53%。

从2017年3月网拍系统上线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网络拍卖74万余次，成交22万余件，成交额5014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3.13%，溢价率66.24%，为当事人节约佣金152亿元。

但网络拍卖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并掣肘变现效率。比如拍卖之前的评估环节，有的几个月，有的半年甚至一年，影响网拍优势的有效发挥。对此，最高法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增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三种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方式，提高了财产处置效率。

今年10月底，与网拍系统相关联的司法评估信息化平台将上线，实现司法评估线上操作，提高评估的公开性、规范性，革除评估环节的弊端。

澎湃新闻：在穷尽措施后，仍有案件面临无法执行，“执行不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目前占比多少？

刘贵祥：大约还是40%左右，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没有财产，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了履行能力。不过，要注意把失信被执行人和这种没有能力履行的人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执行不能”是我们无法回避客观现实问题。对于此类案件，百姓可能还会不理解，比如法院怎么甄别的？如何确保是无财产？这些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百姓对于执行的观感，不能糊弄人家。

另外，我们也要让社会公众有风险防范意识，预见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前采取避险措施，如交易中了解对方资信情况、商业信誉、履行能力，设置有关担保，诉讼时及时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到执行时无财产可供执行，使权益落空。当然，更要注意抵制“高回报”“高利润”的诱惑，防止上当受骗，血本无归。

对于“执行不能”案件，我们建立完善的终本案件管理机制，明确只有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达到规定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才能认定为无财产可供执行。

我们还将该类案件纳入专门的终本案件数据库，每半年由网络查控系统自动查询一次，并对数据库内被执行人常态化限制高消费，一经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立即恢复执行。数据库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推进执行转破产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探索社会救助、商业保险救助等途径，依法有序分流解决终本库中的“执行不能”案件。

不达标的要追责，强制执行立法待启动

澎湃新闻：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而在基本解决执行难以后，人民法院有什么安排或计划来保障这项工作的持续性？

刘贵祥：“基本解决执行难”，是我们要通过这两到三年的时间所要实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而并非最终目标。通过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攻坚战，解决人民群众当前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使执行工作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

执行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物，在化解存量的同时，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因此在巩固三年攻坚战成果的同时，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建立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方面持续发力。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四级法院统一执行流程节点管理平台，覆盖全国的执行查控系统、信用惩戒系统、网络化财产评估与拍卖系统，终本案件管理系统，初步实现执行管理模式、执行查控模式及财产变现模式的重大变革，为建立长效机制打下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

澎湃新闻：当下各级法院推进的一系列“执行攻坚”行动，对一些特殊主体的执行取得了哪些实质性成效？

刘贵祥：两年来，最高法院开展了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今年将实现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90%实际执结、90%执行到位的目标，执结金额达480亿。

对恶意逃避执行、转移隐匿财产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适用司法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坚决打击抗拒执行行为。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判处拒执罪14647人，累计拘留失信被执行人38万人次，限制出境3.2万人次。

澎湃新闻：执行攻坚让一线法官身负重责和压力，由此也引发一些争议和担忧，比如，干警的权益保护以及执行数据真实性问题。

刘贵祥：一线的办案人员压力都很大，多少节假日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这三年我们有27名同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为执行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各级法院要采取措施缓解干警压力，在严格要求的同时，注重科学管理，关爱干警。

至于一些法院在重压之下可能出现的数据造假问题，是我们重点要严防死守的。

一方面目前通过信息化管理，可以对具体案件进行监控，有效防止数据造假。另一方面，今年一年最高法院分六个组在全国范围进行三轮巡查。其中，数据造假、有案不立是巡查的重点内容。

澎湃新闻：“基本解决执行难”进入决战期，既是目标也是任务。如果部分法院未能达标，如何惩治？

刘贵祥：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最后一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要求90%的法院核心指标达标。目前，我们多数法院已经或即将达到设定的核心指标，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有10%的法院无法完成，到时候相关部门就会问责追责。

澎湃新闻：在解决执行难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尚缺法治保障，这一方面有何成效和进展？

刘贵祥：为实现对执行工作更规范，最高法院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体系。特别是2016年以来，密集出台涉及财产保全、财产调查、执行和解、执行担保、先予仲裁等37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加强制度供给，织密规则体系，有效约束和规范执行权。

此外，《民事强制执行法》也已经列入立法规划，马上要正式启动起草工作，相信强制执行法的出台将为切实解决执行难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