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民族的漫长纠葛

编者按：巴尔干半岛为什么会被称为“欧洲桶”？为什么这个地区会成为欧洲为动荡的地方？地缘学家在游历巴尔干诸国的深沉旅行中，回顾了巴尔干地区的漫长历史，以深刻的洞察力、以冷静犀利的纪实笔触，呈现了这一地区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以及背后大国势力的竞相角力，从奥斯曼征服到科索沃战争，巴尔干一直扮演着欧亚政治版图变化的重要力量。

克罗地亚：夹在西方与东方之间

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首先要追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民族漫长的纠葛。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原本是一个民族，斯拉夫民族。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中认为自身在文化上比塞尔维亚人优越，在所有那些公元六七世纪定居于巴尔干半岛西部的斯拉夫部落中，克罗地亚人最早（公元924年）摆脱了拜占庭的统治，并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克罗地亚国王托米斯拉夫加冕

1089年，从托米斯拉夫传承下来的最后一位国王克雷什米尔（Kresmir）去世，但他没有继承人，因而克罗地亚（以及濒临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落入了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一世的控制之下。由于受到了威尼斯的威胁，而威尼斯又与克罗地亚人忌恨的拜占庭是同盟，所以，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实际上欢迎匈牙利的这种保护。他们也不在意来自梵蒂冈的干预，因为梵蒂冈是对抗拜占庭的堡垒，可以发挥屏障的作用。 1278-1282年哈布斯堡阿尔卑斯领地的建立，1526—1527年哈布斯堡涵盖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扩张，都使得这一心理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对于君士坦丁堡——不论是拜占庭的还是土耳其的——所彰显的东方的恐惧，使得克罗地亚人望风而逃，主动投入天主教教皇、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的怀抱之中。

在16、17世纪，土耳其人占领了克罗地亚。土耳其人从平原上溃败并撤退的时候，他们只是撤退到邻近的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因而苏丹的军队在那里又驻扎了两百年。一个西方的天主教的民族，若要在巴尔干这样一个先由东正教的基督徒后由穆斯林主宰的半岛上存活下来，它就必须使自己的内心足够坚硬，从而使自己的盔甲之内不留下任何柔软的地方。

卡拉·昆紫—西泽尔基是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克罗地亚语译者，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自豪告诉我：“我感觉离维也纳而不是贝尔格莱德更近。萨格勒布仍然是欧洲。我记得，在上一次战争结束后，曾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使馆工作的英国记者劳伦斯·德雷尔，每个周末都会开一辆吉普车跋涉几个小时来这里，一路上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仍消磨不掉他的兴奋之情，他说：‘卡拉，感谢上帝，我又身在西方了。’”

不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人如何盘剥他们，也不论克罗地亚人多么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自由，在克罗地亚，维也纳所散发出的光芒，始终是西方和天主教的一种象征，而由于这一原因，克罗地亚人原谅了哈布斯堡王朝所有的罪恶。

对于现代克罗地亚人来说，哈布斯堡标志着中欧历史上纳粹主义和铁托政权这段可怕的弯路之前最后一个正常而稳定的时代。

为应对周期性的反叛，哈布斯堡王朝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用大规模处决的方式抑制骚动，甚至为了煽动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奸诈地给予生活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某些特权。尽管现代的克罗地亚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祖先却曾憧憬建立一个独立于奥匈帝国的、与塞尔维亚人联合的“南部斯拉夫”联盟。1878年，这一情感再度变得强烈起来，因为在柏林会议上，哈布斯堡王朝攫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刚刚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的领土，并很快暴露出其与土耳其人并无二致的残暴本质。1908年，哈布斯堡王朝正式吞并了波斯尼亚，后者的人民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刺杀哈布斯堡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就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

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人已经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哈布斯堡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也有助于让克罗地亚人相信，他们在文化上要比塞尔维亚人优越。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当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被授予管辖克罗地亚人的权力时，在克罗地亚出乎意料地激起了强烈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刺杀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Alexander Karageogevitch）。

梵蒂冈也负有难以推卸的罪责。在克罗地亚，反塞尔维亚情绪的最大的怂恿总是来自于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它特别希望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能够由同是天主教徒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来统治，而不是在一个由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国家内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因为由于历史-宗教的原因，塞尔维亚人在心理上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俄罗斯人是结盟关系。

一个世纪的争吵：大屠杀的人数

到了1930年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人民已被自身的分裂——即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对峙——弄得筋疲力尽，以至于在纳粹到达之前，就已成为了鬼魂。

纳粹的占领只是引爆了原有的矛盾。就其赤裸的残暴程度而言，在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以及邻近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发生的对于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丝毫也不亚于德国占领欧洲时期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在铁托（Tito）长达55年的统治下，贫困已经呈现体制化，因而对于伤口的愈合没有任何帮助。

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塞族人对我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在詹森诺瓦（Jesenovac）并没有建造毒气室。他们直接用刀、锤和棍棒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屠杀是混乱不堪的，竟然没有人肯费心去清点数目。于是，在这里我们就这样了，比波兰落后数几十年。当年，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为意义而战。在这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却在为数目而争吵不休。”

在萨格勒布，数字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例如，如果你要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反叛分子）在詹森诺瓦（二战时期设在萨格勒布东南部65英里处的一个死亡集中营）屠杀了70万塞尔维亚人，那么，你就会被当作是一个既蔑视克罗地亚人又蔑视阿尔巴尼亚人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一个把克罗地亚红衣主教、萨格勒布大主教安洛基捷·斯蒂匹纳茨（Alojzije Stepinac）判定为“纳粹战争罪犯”的人，一个支持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民族主义者、乌合之众的煽动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人。但是，如果你要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恐怖分子只屠杀了60万塞尔维亚人，那么，你就会被划分为一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个把斯蒂匹纳茨红衣主教当作圣人，一个蔑视塞尔维亚人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人。

乌斯塔沙的屠杀

1941年4月10日，紧跟着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之后，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沙（Ustashe）就宣告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当时克罗地亚的民族领袖之一斯蒂匹纳茨大主教的反应是“愉快的”，因为他觉得，在克罗地亚首次与罗马教会建立联系第13个百年之际创立一个“自由的”克罗地亚是上帝的恩宠。4月16日，他正式拜访了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甫里奇（Ante Pavelic）。

1945年以后，铁托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二战中的铁托

被宗教撕开的民族

1915年，英国的巴尔干问题专家内维尔·福布斯说：“就种族与语言而言，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原本是一个民族，这两个名字仅仅具有地理上的指称意义。”他们都是斯拉夫人，说同一种语言，人名也一样，如果最初不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仇恨几乎就没有什么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天主教兴起于西方，东正教兴起于东方，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大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差异，甚至也大于天主教与犹太教（尽管有大流散，犹太教也是在西方兴起的）之间的差异。

几百年下来，这样的差异就导致了相互冲突的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大教堂街对面的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天主教的朋友解释说：“我加入南斯拉夫军队的时候，生平第一次遇到塞尔维亚人。他们告诉我说，传统的塞尔维亚婚礼要持续四天。四天都是祈祷和宴会。谁需要那个？一天就足够了。之后你就该安心去工作了。塞尔维亚人给我的感觉是奇怪的、非理性的，就像是吉普赛人。他们竟然喜欢军队的生活。怎么竟然有人会喜欢军队的生活！我就讨厌这种生活。对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否则，我们就可以在外边赚钱。谁愿意去贝尔格莱德（Belgrade）？贝尔格莱德是第三世界。我觉得离维也纳更近。”

暴力泛滥的波斯尼亚

1908年，哈布斯堡王朝正式吞并了波斯尼亚，后者的人民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王朝臭名昭著的统治激起了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反抗，于是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了哈布斯堡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哈布斯堡国王屠杀了几百名塞尔维亚农民作为报复。这个事件就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波斯尼亚在后来也依然是暴力热衷的地方。

1940年代，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强迫当地的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甚至在屠杀他们之前让克罗地亚的牧师强行为其进行临终祈祷，并劝其皈依天主教。

对于这一事件，克罗地亚大主教斯蒂匹纳茨绝对没有办法约束那里的神职人员。但依然被铁托政府视为斯蒂匹纳茨的罪状。

从地图上看，波斯尼亚紧邻克罗地亚，而从远处看，特别是在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国家的那几十年里，这两个地区在一个外国人眼中则可能是很难区分的。但波斯尼亚始终与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有着天壤之别。萨格勒布是平原上一个彬彬有礼的、民族单一的社群，而波斯尼亚是山区里一个处于困境的、民族杂居的、由村庄构成的区域。波斯尼亚地处相互隔绝封闭的乡村，充满了怀疑和仇恨，这里人们的生活状况是生活在萨格勒布的那些精致的克罗地亚人难以想象的。波斯尼亚代表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争端的深化与复杂化。

波斯尼亚的确拥有一个成熟的城市中心，即萨拉热窝（Sarajevo），在那里，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犹太人一直以来还算相当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周边的乡村则充满了破坏力极大的仇恨，而贫穷和酗酒又使得仇恨进一步发酵。不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恐怖的暴力都发生在波斯尼亚这个事实，并非是偶然的。1991年末，当克罗地亚战火烧得炽热，而波斯尼亚却令人奇怪地保持平静的时候，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对等待着他们的悲剧不存在任何幻想。当时流行的笑话是：为什么在波斯尼亚没有战斗？因为波斯尼亚直接到达决战阶段了。

本文摘选自《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