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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随笔丨593弄人家
中山南路593弄,全长不到百米,靠近王家码头、董家渡,隔一条马路(外马路)就是黄浦江。在老上海人眼里,那属于“下只角”,但到了2010年前后,这里却成为上海黄金地段,王家码头、董家渡包括593弄全部拆迁,建成了豪华写字楼、居民楼。
当年的593弄是清一色低档石库门房子,总共8幢,一幢一个号,共8号,住着百来户人家,东搭一阁,西建一房,拥挤不堪。我们家住在3号房,从1957年到1996年的40余年,我父母一直居住在那里。我自1958年初到1963年夏也住在593弄,1963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后,回家住的日子就很有限了。
593弄虽然逼仄,却是我少年时代的乐园,打弹子,刮香烟牌子,打陀螺(我们小时候称“抽贱骨头”),翻跟斗,集邮……玩得不亦乐乎。八十年代初,“子承父业”,我儿子在593弄同样也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只要我把儿子带到我父母那里,我母亲即刻领他到弄堂斜对面的小馄饨面馆,他风卷残云般吃完3两大馄饨和1两生煎包(他至今会念叨:“这是一生中最好吃的大馄饨”)。回到593弄弄堂口,一群小伙伴早已等待着了,人一到就被挟裹而去,满弄堂乱窜,天不黑不回来。回来一看,满头是汗,手上脸上全黑乎乎的,衣服不是掉扣子就是撕裂了边,但脸上是满满的快乐。
593弄人家,我知道有很多属于推车卖浆者,即便在企事业单位上班,工资也不高,日子过得很清苦。然而,傍晚时分,放学回家,一进入弄堂,就可以闻到烟火浓浓的烟火气,甜的、辣的、酸的、酱的,各种各样味道扑鼻而来,刺激着每个人的食欲。夏季的两三个月里,家家都很闷热,纷纷在院里搁上小方桌,到院子里就餐。那些五、六岁的小孩,满院子乱窜,东家喂一口,西家塞一嘴,吃得饱饱的。那些20岁左右未婚青年男女,干脆端上一碗饭,东瞧西看,专挑好吃的下筷,那是隔灶头香。而更热闹的还在晚上,夏天那几个月,很多人家把躺椅、竹床、木板都搭在马路上,吃过晚饭后,天一黑就摇着把蒲扇去乘凉,打牌的、下棋的、闲聊的;笑声、争论声、叽叽喳喳的话语声,小孩子更是满世界乱叫乱跳。一幅593弄人家的和谐图。
上世纪90年代中,在我大妹子的一手操办下,我父母搬离593弄,住入公寓楼,单门独户,有煤卫空调,住宿条件比先前好多了。但我每每去公寓楼探望,母亲就念叨着593弄的日子,总会说一句:“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就是没有593弄闹猛。”
我母亲难忘593弄的日子,我同样难以忘怀。
董家渡路,2016年12月。中山南路593弄即在此附近。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老华侨
老华侨,593弄人都称呼他何老师,住在2号西厢房,我们家住3号的东厢房,就一墙之隔。
何老师是解放初从缅甸回国的华侨,听说在仰光大学毕业的,回国后在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书教得特别认真、特别好。这一点我相信,我去他家几次,墙上挂满了奖状,都是学校、区教育局发的优秀教师奖。
老华侨,其实不老,当时才40岁左右。见到他本人,绝对不会想到他是名优秀教师。何老师身高在1米8左右,身板结实。从春末到秋中的五、六个月时间,他永远赤膊,上身披一条浴巾,短裤,赤脚一双拖鞋。据说何老师的父母亲是缅甸富商。这一点我也相信,因为每半年他都会收到缅甸来的汇款。“何老师,敲图章!”每次汇款到,邮递员都会大声喊叫,满弄堂的人都听见。当时,有汇款的,593弄唯此一家。一听到邮递员喊声,何老师夫人,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就会笑眯眯出来。1968年后,我大学毕业去江西工作,每月给父母寄钱,他们也享受了“敲图章”的荣誉,是我母亲最自豪、最快乐的时刻。
据说何老师工资不低,还有海外汇款,生活应该很富足,但我进他家几次,实在看不出他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柜子、床都很陈旧。记得1962年夏初,何老师的母亲特地从缅甸来看他。我见过这位老母亲,也是胖胖的,穿着大红大紫的连衫裙,一看就像是海外华侨。据我母亲讲,何老师母亲一看见儿子的家,立马就哭起来,边哭边喊:“你信上说家里怎么怎么好,你都在骗我,我做梦都没想到你穷成这副模样。”何老师是他家唯一男孩子,老母亲要儿子回缅甸去。后来呢?我看见何老师母亲走后,何老师依旧骑着那嘎吱嘎吱响的自行车每天上下班。
何老师的自行车已有些年头了,看上去很旧,但却是当年593弄唯一的一部自行车。他每天骑着上下班,回家后往墙上一靠,不锁,谁家有急事都可以随便骑走。我曾看见7号里有户人家推着何老师的自行车送他老爸去医院。
我家和何老师虽然一墙之隔,却很少来往,因为不在一个圈里。这个圈是以何老师为中心的象棋圈。每天何老师下班回来,5点左右开晚饭。从春末到中秋前后的六、七个月时间里,他家永远在弄堂里摆上小饭桌吃饭,何老师每晚两盅小高粱,吃完饭,马上搬走碗筷,何老师用浴巾一抹嘴,就摆下象棋,总有人马上坐下对弈。到晚上,弄堂路灯黑,看不清棋,他就从家里拉出一盏灯来,不到10点钟不收摊。盛夏时节,几乎全弄堂的人都睡在马路上。晚上7点钟,几乎家家户户在马路边洒上水,竹椅、木板床都齐整整摆在马路上街沿,人们边摇蒲扇边唠家常。到晚上10点左右,海风凉爽爽吹来,人们开始入睡。何老师和他一帮棋友同样早早把棋盘摆上马路,捉双厮杀,我曾数次在一旁观战,凭我的棋力,何老师的棋艺绝不比我好,以至好几次我都想坐下来和他一较高低,但每次我都忍住了:我实在不想看到他输棋的懊恼样。何老师坐在棋局里,那么严肃、认真、全神贯注,似乎是调动千军万马的前线指挥员。一赢棋,他全身抖动,一边自唱自赞:“怎么样,知道我跳马厉害吧?”“你看不出我这几步暗藏杀机吧?”一输棋,连连摇头,唉声叹气,似乎天塌下来。
小阿飞
阿飞在上海人口中虽然不能等同于流氓,但却是行为不端、流里流气的形象。在593弄里,被人喊“小阿飞”的青年却没有任何不端行为。他原名叫纪小飞,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那时也就十六七岁。纪小飞被人喊“小阿飞”,不但因为小飞之名,更在他的发型:他不知用什么发胶把自己头发做成飞机状,头发油亮。在当时上海电影里,凡流氓都是这种发型,大家顺口把纪小飞喊成“小阿飞”。倒是小飞也不在乎,大家喊他小阿飞,他也爽爽快快答应了。
小阿飞出生在山东,他父亲操一口地道山东话,中下个子,并不像山东大汉那么高大彪悍,但很壮实,以踩人力拖车为业,想来收入也菲薄。有次傍晚,我看他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在弄堂口和一群人闲聊,他讲老家的情况:“老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我们只好逃难,逃到上海才停下来。”还绘声绘色讲述逃难的艰辛,最后还讲道:“我老娘就死在逃难路上。”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扭头回去。
小飞家住6号,和我家住的3号正对面。但要找到他家不容易,七弯八拐到三楼顶层,他家就在楼顶上搭个板间,总共10来平方米。小飞有3个妹妹,一家6口人,吃喝拉撒全在这10平方米。第一次去小飞家,看此情景,不经意说了句:“这也太挤了。”小飞母亲也操一口山东话,笑盈盈回答我:“那比老家强多了,至少不饿肚子。”
小飞初中毕业后不再上学,帮衬着父亲运送货物,具体做啥我不清楚。时光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小飞,因为他曾经是593弄熊孩子的领头大哥,我的“体操”教练。放学回家,书包一扔,一声吆喝,弄堂里和我同岁的熊孩子都跟着小飞疯去了,带着我们满大街乱窜。暑假里还带着我们几个去浦东捉蟋蟀,到花衣街去摆地摊卖蟋蟀,好歹我还赚过几角钱,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桶金”,终身难忘。
小阿飞的名号不但在593弄,而且在王家码头一带的各条里弄里都名噪一时,因为他是这一带的“打斗”王。街头“打斗”,那不是打架,是体操比赛。比赛以弄堂为单位,一条弄堂一个队,一般是两个队下场比赛,其他弄堂的小孩一旁观战兼作裁判。事前都约好时间、地点,比赛是3个会合。第一回合,各队出3名队员,单脚跳斗——一条腿落地作支撑,另一条腿抬起,用膝盖对撞,谁落地谁输。第二回合翻筋斗,也各出三名队员,谁翻得多谁赢。第三回合最精彩,两队领头人翻筋斗。小飞一出场,威风凛凛,接连3个凌空翻,然后10来个接地翻,起身后还不喘气,不亚于现在体操比赛中自由体操的动作,吓得对手不敢下场比赛,只是瞪大眼睛看,还禁不住鼓起掌来。于是,我们洋洋得意,得胜而归。我在593弄队里参加单脚跳斗,但人矮小且瘦弱,每每败下阵来。小飞就教我:你力气小,不能正面与别人对撞,人家气势汹汹顶过来,你就侧身退后,从侧面顶他。他边说边示范,直到我学会。过后几天,有一场“打斗”赛举行,我用侧面攻击办法把对手撞翻。这是我第一次获胜,晚上睡觉都笑出声来。后来,他还教我翻筋斗,我学会了连翻3个接地翻。初中时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就让我给全班同学作筋斗翻的示范动作。
记得是1958年深秋的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小飞居然坐在弄堂口约我们几个孩子去打康乐球,街头上的康乐球是2分钱打一盘。我们这帮孩子哪里有钱去玩?可这一天,小飞却意外让我尽情打,直打到天黑才回家,被母亲臭骂一顿。我们一帮小孩也没看出小飞有什么异样,只以为小飞赚了一些钱让我痛快玩一阵,他一向很大方的。然而,第二天,当我们这群熊孩子集体在弄堂口时,却不见小飞,弄堂口那位胖阿姨告诉我们:“不要等小阿飞了,他一早就走了。”一打听,原来小飞报名去了甘肃。
小飞不声不响走,无声无息带走了我们的快乐,带走了我最后的少年时光。回首少年时光,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儿童玩具,没有一分钱,没看过电影,没出去旅游,但我们拥有快乐。
铺床人
在593弄人家里,有一条全弄堂公认的最高荣誉:帮新婚小夫妻铺设洞房之夜的床被。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铺床之人?这从来没有规定过,全由新婚夫妻的父母自选,但大概标准是有的:祖母级的长寿者,全弄堂公认的积善积德之人,子孙满堂,尤其是儿孙辈里有全弄堂称赞的佼佼者。选这样的人来做铺床者,新婚夫妻的父母无非是图个吉利,希望自己家多子多福,孩子前程似锦。
我知道的一位铺床人是黄家婆婆。新婚夫妻是10月1日结婚,他们的姓名记不清,只记得10月1日那天,他们一踏进593弄,立即响起鞭炮声,家家门口都站满人来看新娘子,热闹非凡。
黄家婆婆就住在我家对面,我称她黄家阿奶,当时有70岁左右,看上去身体还硬朗,看到任何人都面露笑容,很和善。但当时黄家婆婆家是极其清苦的。她家有7口人,儿子、儿媳、两孙子、两孙女,全家唯一依靠是她儿子的收入。她儿子我喊他黄家伯伯,长得很壮实,他的工作是踏黄鱼车(车头挂在自行车后面)运送货物的。这是上海滩上最累最苦的重体力活。有一次我偶然在复兴东路上看见他踏着黄鱼车,装着满满一车的水泥,弯着腰,昂起头,奋力踩着,那得花多大力气啊!我也明白了,为何我经常看到黄家伯伯回家时精疲力竭的模样。
但这样的重体力,在当时收入并不高,勉强维持日常温饱都不易。黄家的境况后来逐渐改善。黄家伯伯大儿子(我们都叫他黄家老大)大专毕业在一家生物制品厂工作了,更让人称赞的是黄家老二考上清华大学,老二毕业后做了钱学森的研究生。这在593弄是很轰动的,很多人虽然搞不清研究生是什么,但都知道那是大知识分子,成了所有家长教育孩子努力读书的榜样,同样激励我更加奋发,誓言考上大学。
除此之外,选黄家阿奶做铺床人还因为黄家老大生了儿子,那该是黄家四世同堂,在593弄也是唯一一家,加上黄家阿奶待人和善,那就成了593弄铺床的人选。
铺床究竟做些什么?起初我只是按字面意思想象,直到我老母亲也当了593弄的铺床人才知道的。大概80年代中期,中秋节前,我带上月饼、酒、水果去探望老爸老妈,但家里却没有人。过一会才见老母亲兴冲冲从外面回来,一身全新衣服,花白的头发刚刚去理发店吹洗过,脸上洋溢着愉悦。看着我有点惊讶,老妈给我解释:“隔壁2号里老大结婚,要我去铺铺床。”哇,原来我老妈成了593弄的铺床人。但想想也很合理,我老妈是弄堂里人见人夸的乐于助人的好人,谁家有困难,她能帮一定帮。我们李家人丁兴盛,子孙满堂,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一大群,我儿子在593弄是个小明星,人人都喜欢。最后一条,我当时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家老二”就像当时“黄家老二”,被树为593弄新的学习榜样。我问老妈,铺床要做些什么?她说,铺床很简单,就是给新郎新娘铺好新床单,叠一床新被子,但复杂的是要把自己收拾利索。按照我妈说:“人家尊重你,你要尊重人家。”铺床前一天去洗个澡,当天去吹洗头发,穿上一身新衣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当然送点贺礼也是必须的。
据我妹妹告诉我:直到搬离前的七、八年时间里,我老妈一直是593弄的铺床人。
593弄人家选铺床人,是593弄人家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对善良的认可,对读书人的尊重。
这就是593弄的文化吧。
2023年冬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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