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海漂”租房记：放飞笼中鸟，找寻居住的温度

自18岁离开故乡，6年间我辗转过20余个国家，曾在5个国家租过房，有过8次搬家经历。每一次搬家，不仅是对旧物的舍弃，也是对旧生活方式的告别，和对未来新生活的重新定义。

香港：你我都是笼中鸟

我的第一次搬家，是从上海出发，拎着大包小包，降落在香港，开始四年的大学生活。尚未从与父母依依不舍的道别中缓过劲来，又立即被全粤语的环境蒙头一击。

比起大陆的严格管束，香港的宿舍更像普通的廉租房。没有熄灯时间，男女混住，进出随意。港人爱夜生活，常半夜三四点仍在宿舍聚会玩乐。宿舍老旧的墙壁又怎是年轻人喧闹的对手，如果半夜听到有人气冲冲出去理论，大家从不惊奇。

我四年住在校内，每年一万港币，已是极尽优惠。其他港校的朋友就不如我这么好运，宿舍只提供一年，之后便要灰溜溜出校找房。在地段好的位置房租一月5-6千，甚至可直逼1万，若不嫌偏远，一月3-4千也尚有可能。

我曾去过一租房的朋友家玩耍。她的租金便宜，住在大埔墟某个菜市场背后，那种香港随处可见的密密层层的破旧公寓楼里。推门进去，昏暗的客厅里堆满了杂物，她搬走几个袋子，给我在沙发上腾出一块地方。她的两个室友出来与我打招呼，这两个女孩共同挤一间5平方米左右的小间，放下一张上下床之后，就再无余裕。我朋友那间也好不到哪儿去，房间一角勉强塞进一方袖珍的书桌，剩下的空间被一张小床占得满满当当。

我来探她，她自然高兴，给我拿来零食，又搬来笔记本，与我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内容我不记得了，多半因为房内声音实在嘈杂：老式空调的轰轰出气声、洗衣机隆隆转动之声、其他两位室友功放的音乐声、还有楼下隐约传来的叫卖声和汽车声……我笑道：“住在宿舍有其他学生吵，在这里也还是吵。”她回我：“能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还挑剔什么。”

之后，我的这位朋友屡次搬家，情况都大同小异。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她和别人将一套大公寓的客厅和餐厅分割成两块，她住餐厅。一间公寓五六个男女混居，她平时只能拿屏风遮挡一下，我都难以想象她如何更衣与入睡。

我毕业那年想要留港工作，发觉自己也不得不与房屋中介打交道。我和想同租的女生对中介说，我们只是刚毕业的学生无力负担太高的房租，便见中介人微微一笑，说一句“我谂都系啦（我想也是）”。面试的几家公司都在中环，我们选定在红磡租房，交通便利。台风即将来临的香港下着暴雨，中介带我们匆匆穿过如巨兽一般的黄埔花园建筑群，无数栋面目相似的高楼仿佛因乌云的重量，在我们的头顶摇摇欲坠。中介终于停在某栋楼前，上楼开门，那是一间年代模糊的公寓，散发着刚装修过的油漆味。

香港黄埔花园 来源：星岛日报

我走入一间卧室，是和我朋友那间一样的仅可容纳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桌的狭窄空间，连窗子都很小，看出去的风景一半都被旁边的楼遮住。另一间房竟也是一张顶天立地的上下床，床柱散发出轻微霉烂味道。

中介连说我们好运，本来这里墙面返潮到滴水，房东刚刚重新装修过，现在租金也未加太多，若再找一人住在客厅，四人一起21000港币每月，绝对划算。同行的女生轻轻踢了踢一块微微翘起的瓷砖，问还有其他房源可以看看吗。中介挑了挑眉，请我们先出去，一边说这套其实是这附近最好的，其他的更旧。

我回头看了眼关了灯的昏暗客厅，想象自己住在这里的场景。

香港笼屋 来源：网易新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重回深水埗，去探访之前参加社工活动参观过的笼屋老人们。一个笼屋不过2平方米，吃着综援（香港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老人，每月也要花1000多港元租住。走过狭长灰暗的走廊，打开破旧的铁门进去，看到我采访过的沈家阿叔还坐在他的笼子里。

“沈哥，上次个女仔又来探你啦。”沈叔从他那张辨不清颜色的破床上颤巍巍坐起来，浑浊的眼睛迷茫地朝我的方向张望。我赶忙上前，望望身边，竟找不到一张能坐的椅子。沈叔的笼子里越发乱了，之前来的时候他起码还拿衣架将毛巾挂一挂，而如今，一切都散乱在床上。

我忽然感觉有点凉，想去关窗，才想起他们这里的窗已经破了很久，房东也未曾修过，只拿了报纸糊一糊。我在梦里想不起我究竟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只好随便扯一些有的没的，沈叔沉默着，并不作答。半晌，突然抬头幽幽地问了我一句：“你又何必返来？”

我吃了一惊，突然整个身子一坠，从梦中醒转。

第二天，我神奇地接到了来自新加坡的录用消息。收拾完家当，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香港，像一只终于从笼中被释放的鸟儿。我和千千万万来港追梦的内地年轻人一样，做过纸醉金迷的港都梦后，逐渐窥见这座城市内里的拥挤与困窘。

这也是年轻的我第一次明白，居住的空间被压缩到多小，心就有多渴望蓝天。

新加坡：在没有门的城市，变成透明人

到达新加坡的那日，我站在大巴窑的一栋居民楼下，茫然四顾。地址在手而找不到门，这还是第一次发生。更确切来说，是没有门。小区本身是开放的，各居民楼的底层空间也是完全开放的，想上楼直接按电梯，连门禁都没有。看着人们自由进进出出，我竟一时缓不过神来。

新加坡的大巴窑开放社区 来源：谷歌地图

我的两个男室友也是我的二房东，他们都是中国人，共同租下这套120平米的大房，三室两厅带阳台，缺一人住小间，辗转找到了我。第一次和男性合租，我不是没有心虚过。而事实上我的担心实属多余，因为我与他们几乎全无交集。他们都比我大很多，工作稳定，早出晚归。

而我则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加班时期，从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我没有一日不是深夜才离开。每夜归家，客厅的灯为了省电从来都是关的，于是我养成了摸黑进入房间的习惯。偶尔我到家时室友未睡，我就冲着黑暗中依稀可辨的那个人影笑笑，也不知对方是否能辨认出我脸上的笑意。

工作虽辛苦，但居住环境尚且不错，应该知足，我总如此自我安慰。

我的卧室即便是最小的那间，也有近12平米，几乎同香港一间双人宿舍等大。偌大一间房摆得下床、大书桌、大衣柜，甚至一张懒人椅，月租换算人民币尚不到4000，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

大巴窑是传统的居民老区，生活设施配套齐全，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街边挤满了价廉味美的小食档。街边绿化和公共空间也不负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美名，宽阔的街道旁绿树成荫，还时常因繁多的节日而张灯结彩，悦人耳目。

我也慢慢了解到，因为极好的治安，新加坡房屋不设门禁是常事。我的不少邻居甚至日日大门敞开，他们就悠闲地坐在房里看看电视、干干家务，毫不避嫌。

我住的组屋，是政府大批量建设的公共房屋，也是大部分新加坡人会选择的住所。组屋宽敞、便宜到惊人、申请获批时间短，我的新加坡同事告诉我，不少新加坡年轻人的求婚方式，就是与对方直接选购一套组屋。

摆脱了香港的狭小空间与高昂房租，新加坡居住环境的敞亮、安全与实惠近乎完美，但我却无时无刻感到莫名的隔阂和孤独。每当我清晨出门，总能和对门侍弄花草的邻居不期而遇，或与家门大敞的某个大叔大妈对上眼神，而对方的表情总是毫无波澜，仿佛我是透明人。

而在家休息时，我也尽量避免出自己的卧室门。二房东们其实对我照顾有加，包揽了整套公寓的清洁，也任由我在房里功放音乐，或将没洗的盘子忘在厨房。但年龄差距和作息差异让我们最终停留在了点头之交。

他们常在客厅闲聊玩乐，为免尴尬，我从不使用客厅，直到离开，我连电视的开关都未碰过一下。要去厨房倒水或者阳台收衣服时，我总是在房里默默倾听，直到听到他们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和两声关门的闷响，我才静静起身、踏上无声的棉拖鞋，快速出去完成任务。有时我会停下看一看，客厅桌上的烟灰缸里还残余着刚熄灭的烟头，阳台的窗开了，遥控器落在沙发的夹缝里，厨房的垃圾箱里添了两罐空啤酒。

天气晴好，卧在明亮客厅里和好友吞云吐雾、小酌一杯，是极享受的吧。但在我的回忆里，客厅只能是漆黑一片，空荡荡的皮沙发在月光下轮廓模糊。

到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特意早点回家去找二房东，他的一句打趣让我微微一震：“我们好像一个多月都没说过一句话了哦。”我和他说，因为受不了公司的压榨和霸王条款，我准备辞职离开。他大为震惊：“这都大半年了，我怎么什么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站在熄灯的客厅里，借着卧室里的光聊了很久。我说，因为工作压力大，我时常半夜哭醒，可又怕吵扰你们，只好努力压低哭声。又说，对你们平日照顾，我心存感激，但同住一间公寓，竟连见面时间也少之又少，我甚至连说一句感谢都觉得不好意思。

二房东脸掩在阴影里，仍能看出他的动容，但最终他也什么都没说，只是拍拍我的肩，转身回房。他关门的那一刻，我瞥见他的卧室，只开了一盏昏暗的小灯。我想起他在国内已有太太与一个尚未读书的幼童，而他在每个即将入睡的夜里，独自在卧榻之上，又会想些什么呢。

离开新加坡前夕，我独自一人在大巴窑市场看人来人往，迎接黄昏。作者 摄

在我离开的那一日，二房东们都已去上班，我独自将大行李箱拖至门外。对门的邻居正在门口给一盆月季浇水，抬头张望一下我这里的动静，在碰到我的眼神后，泰然自若地避开。我最后望一眼这窗明几净的居所，将大门重重关上。

在真正道别的那一刻，我竟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初来乍到的我，曾以为这里的人与这里的楼房一样，毫不设防，然而却有一道道无形的心门，横亘在人周遭。大家在自己的小星球上，守着自己的花好月圆，冷暖自知。由此我懂得，不管居所再优美安稳，真正让人居环境鲜活起来的，是那份并不易得的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荷兰：居住的温度

最后一个大箱子被搬入室内，我直起身来，环视四周。来到荷兰的第二年，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我在荷兰的第一年租房生活并不愉快。签了学校推荐的中介，住进了某栋老旧廉租房的单人间。房租申请住房补贴后400欧一月，相比市中心动辄八九百欧的月租，的确实惠。然而房间的缺点也十分显著。

厨房和厕所小得惊人，没有抽油烟机，一做菜油烟味便三日不散。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有两点：一是整栋楼的外廊设计，房间的窗竟都直面走廊，我不得不用贴纸将窗封起，一整年，我都不曾体会到阳光直射房间的感觉；二是暖气供暖不足，荷兰难挨的冬季从11月开始一直延续到次年3月，房内冷如冰窖，我在室内也要穿羽绒服。

昏暗的房间即便在晴天也需要开灯。作者 摄

我向来喜热，人生前23年居住过的地方，未曾有过如此漫长的寒冷，也未曾体会过阳光与温暖的珍贵。荷兰短暂的日照时间让太阳显得弥足珍贵，而多风多雨的天气更让晴天分外难得。在那个没有阳光的小房间里，我总是犯懒，读一阵书便打哈欠，集中不了精神。我赖床的恶习越发严重，周末睡到早上十点多，打开窗帘，外面仍是愁云惨淡、一片灰暗。

一个巴西人告诉我，他好怀念巴西的热烈，为了避免日照缺失的伤害，他买了一大瓶维生素D抗抑郁。我也买了一瓶，吃了一星期，仍旧日日恍惚。房里的顶灯在此时正好坏了，只能先借着台灯那点亮光。一个傍晚，我呆坐在晦暗的房里，盯着台灯出神。心中涌起一阵烦躁酸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个充满阳光的新居所。

机缘巧合，有两位朋友正找第三人合租，她们告诉我，有一个大公寓的看房机会。进入客厅的刹那，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感叹——这客厅真的好棒！

客厅朝向东南，面积20平米有余，两面各开大窗，连接一个同样采光极好的封闭式阳台。两座沙发沐浴在光里，红黄相间的颜色被晒得仿佛涨满了阳光的温度，我甚至闻到了棉麻晒透了的味道。离开前我询问前任租客，暖气是否好用？得到了肯定回答之后，我不假思索地对朋友说，就是它了。

拿到钥匙的那日，即便行李都尚未从老房子清出，我仍将一整个下午都耗在新房中。洗净一盘葡萄，在临窗的大沙发上坐下，放空身心，懒懒地看窗外人来人往……最后我枕着抱枕，在沙发上美美地打了一个盹，直到炙热低斜的阳光将我的脸晒得通红。

终于，在一年的灰色人生后，我的生活重新被一所新居点亮。

我刚拿到钥匙，就在阳光充足的客厅里度过悠闲午后。作者 摄

我开始习惯早起，不用闹钟，每天七点自然醒来，到客厅泡一杯热茶，看这个小城从晨曦中缓缓复苏。虽然房内有书桌，我却更爱在客厅工作。下午，斜阳打在新晒的衣服上，让它们看上去柔顺而温暖。黄昏，天边的云霞如同褪去的潮水，房里渐渐暗下去，晚风吹入室内，微有凉意。这时候，打开暖气就好，虽然第二天醒来，喉咙会因此干得有些发痛，但我却感到无比欣慰。

而人的温度，重新贴近了过惯了独来独往生活的我。现在的每天，打开房门的一刹那，就会响起朋友问候的声音。周末，我们呼朋引伴，十几个人在大客厅里举办聚会。厨房足够四五人容身，有的淘洗、有的切菜、有的掌勺，做一桌宴席，比年夜饭还丰盛。结束后，我们一起收拾碗筷，将一个个朋友迎送出门。

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点亮门口的小灯，将朋友的鞋从鞋堆里择出来，和朋友最后聊几句，挥手道别。“当心点哦！”“路上小心！”“晚安啦！”看着走廊的声控灯由亮变暗，关上门，我们三个在昏黄小灯下面面相觑，又不约而同地笑出来。

我恍惚觉得这场景无比熟悉，仿佛一瞬回到故乡，父母站在家门前，依依不舍地与我不断告别，那门口微暗的灯火，竟与现在有几分相似。

十几人的聚餐，菜色令人眼花缭乱。作者 摄

给予我惊喜的还有荷兰邻居们。刚入住不久，我开楼下的大门还不熟练，一个荷兰大伯立即上前告诉我有开门按钮。我推着自行车出门不便，一个看上去刚上学的孩子跑来问我需不需帮助。有一天突然门铃响了，开门发现那个荷兰大伯，正提着我们扔到楼下的快递纸箱。他告诉我们，荷兰的纸板类垃圾要和其他垃圾分开放置，他注意到我们扔错了，还忘记把自己的地址从纸箱上抹去，特意给我们提醒。

现在我坐在傍晚的客厅里，听着朋友谈话逗趣的声音敲打键盘，写下这篇文字的最后章节。

漂泊过的这些地方，因社会环境不同，居住环境也大不相同。这背后多多少少折射出当地人的生活情态。香港拥挤的背后，是社会寸土必争的高压。新加坡那“开放的冷漠”，则是高度文明的社会里自扫门前雪的极度私人化观念。在荷兰寒冷气候中获取的温暖，是小城生活中单纯质朴人际关系的体现。

栖息过大大小小的巢穴，经历过一次次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剥去外壳，寻觅到一些让人珍视的东西。对我来说，居所的外表并不重要，有亲密的人，有阳光和温度，有努力经营生活的痕迹，方能有居住的幸福。

我曾以为，自己被“漂泊”所定义，就注定四海为家。但若用心生活，让四海居所都真正成为“家”，或许会收获更别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