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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厄瓜多尔田野调研,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文|中南屋 黄泓翔
在厄瓜多尔与海豹合影2011年的尾巴,我的内心是十分焦虑而惶恐的。
像许多人一样,在本科阶段我做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实习、研究课题,表面看上去光鲜,实质上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找不到能闪光的位置,更找不到应该前进的方向。
那个时候,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发展专业读研究生,就像许多本科毕业了却仍然彷徨的人一样,用读书为自己争取探索的空间。
如果说本科时候觉得自己还是出色的,到了哥大之后,面对这里的老师和同学,我迅速低到了尘埃里。
杰尼克·雷登教授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家是一栋并不算特别大特别奢华的房子,然而进去之后走廊两边都挂着照片:在非洲某地的探险,在东非小国刚独立的立法大会,在老上海的奇遇。
教授随手从旁边拿起一个木头手杖,开始讲这是非洲多哥的古老兵器,以及这种兵器为什么打不过邻国。我逐渐了解到,年轻时的他已经通过法律工作游历过世界,帮东非刚独立的国家完成了立法,帮非洲小国与国际石油巨头打过官司。
“我希望我到您这个年龄时,也有您这样精彩的经历。”我对他说。
他对着我微笑,眼神仿佛在说:世界就在那里,你去啊。
与里约热内卢市长合影布莱恩则是同学里的代表。三十岁出头的加拿大青年,永远带着腼腆的微笑,然而在课堂与聚会上说起自己的理想从来不含糊:“我希望终结世界的贫穷。”在他生日的时候,他跟大家说,不要花钱买生日礼物或者吃喝,而是用这个预算买一本《贫穷的终结》,送给身边的人。
这些事情,让他在我们同学中极为引人注目。在他看来,你只需要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就可以了。
另一位教授霍华德·法兰其的一句话,大概可以概括我在这里的惊叹。那天,他带着满脸皱纹与笑容对我们说:“如果用经历来衡量人生,我的人生极其富有。”那一刻,我和我身边的青年同学们,都是充满艳羡的。
甚至和我本科阶段实习过的单位的许多前辈相比,他都并非算经济上富有的,但是,本科阶段的实习期间,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一位前辈,更没有想过希望成为其中的任何一员。
像许多哥大的中国学生一样,我们知道机会来自于社交,然而,这种交际在优秀程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的。
我记得无数次,课后和同学们一起去寻找老师聊天,老师的注意力很快被某个同学的某个课题吸引过去;与同学们在教学楼的中庭聊天,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某个在非洲做了多年NGO的同学的故事上;上课讨论,同学们大谈“我在海地地震的时候”、“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而我完全接不上话,无法参与那些讨论,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在中国……”。
我当时很痛苦,觉得自己很卑微,因而不断寻找改变的机会。
秘鲁:在可爱的“草泥马”群边“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快把自己卖给你们中国了。”玛丽索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来自厄瓜多尔。一席和她的聊天,点燃了我内心在寻找的某些东西。她跟我讲,在他们国家,有许多中国人,在做很多事情,包括破坏厄瓜多尔最漂亮的一个瀑布。
那个时候,我了解到 AC4,一个许多同学都在申请的学校里的学术课题机会,它会资助学生去某个国家做田野调研。于是,我厚着脸皮跑进系主任办公室,向他请教怎么做课题,求他写推荐信;我反复跑AC4的办公室,和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小哥套近乎,打听申请材料怎么写比较容易选中。就这样大概准备了一个月。
一般都说努力会有回报,然而2011年的寒假前夕,我得知自己到厄瓜多尔调研中国水电项目的方案成功地,落选了。
缺乏有说服力的经历和背景是硬伤。当时我非常沮丧,就像看到许多招聘写着“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一样,谁来给还没有经验的人那前三年的经验呢?如果不给机会开始,一个人哪里会有背景呢?
抱怨、沮丧,后来我拿着已经写好的方案,萌生了一个想法:虽然没有申请下来课题,我其实依然可以去啊。
第一个是计算花费,虽然没有人给我报销费用,但是纽约的房租很贵,我把寒假的房子短租出去,纽约飞厄瓜多尔的机票就解决了。而与在纽约过寒假相比,在厄瓜多尔总是便宜的。
第二个考虑是最糟的结果,我是学新闻的,我可以尝试写报道,而哪怕最后什么成果也出不了,当是一次旅行不也不错吗?
寒假前几周,我买了机票,自己到大使馆办了签证,向同学们宣布:我要去厄瓜多尔做调研了,题目是“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的环境影响”。
出乎意料地,尽管没有正式的课题与导师,许多老师在看到我认真要去之后,都与我耐心地讨论这个课题的背景、要注意的事项,以及给我介绍他们在那边的人脉;许多同学在知道我要去之后,都会跟我说:“我有个朋友在那边,你可以去见一下。”
加了两个当地朋友的Facebook,知道了一个当地学者的名字,要到了一个环境NGO的名字,我降落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夜景打了个出租车,我首先入住在网上订的青年旅社,在等待几乎一整天之后见到Facebook 认识的当地青年尼尔森,在他那里,我了解了许多这个国家的情况,对调研有了基本的思路。
第二天我直接打车到我所知道的环保 NGO。在 Accion Ecologica(环保行动)的总部,我见到了伊斯潘拉兹阿姨。去之前,我非常担心这些人不会见我:我不是学者,也不是有记者证的记者,甚至连个推荐信都没有。然而,我发现自己多虑了。
伊斯潘拉兹告诉我,我是她深度交流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们当时在关注中国企业相关的几个重大环保案件:水电、石油、铜矿。然而,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坐下来好好地沟通。因而,他们一方面很担忧那几个中国企业会破坏厄瓜多尔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却不知道项目的细节,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于是,突然出现的我成为了她的唯一窗口。
我跟他们讲,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企业是怎样的,如何和中国企业沟通,等等。作为回馈,伊斯潘拉兹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当地人。瞬间,我手上有了几十个当地的联系人,而且他们都对能与一个“中国记者”沟通感到非常兴奋。
进行了十余个采访,从当地人口中了解了大量信息后,我又到中国大使馆敲门,说明来意。经过一番介绍,我又接触到一些相关的中国企业,并且发现他们中的一些负责人与我在北京上的培训班的老师是老相识。于是,我又对一些中国企业进行了采访。
在当地青年尼尔森的指导下,我学了最基础的西班牙语:厕所在哪里,多少钱,我要去哪里;学会了如何乘坐当地交通工具。
在亚马逊雨林采访当地人于是,我前往亚马逊雨林,到第一线去了解这个国家的生态保护。这一路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我发现,在大巴站如果语言无法表达清楚,你可以试用画画的方式来解释;我发现,在拉美国家(后来发现还有非洲国家),只要你懂礼貌,多说对不起和谢谢,会有很多陌生人尽心尽力来帮助你,甚至将你当作儿子女儿爱护;我发现,很多我以为“不可能”的事情,随着去做,都变成了可能。
就这样,我见证了中国投资在厄瓜多尔发生冲突的全过程,也对话过这个事件方方面面的人,文章写出来了,然后我向本科新闻学院的老师求助:我写了篇关于中国企业在南美的文章,不知道哪里可以发表?
那还是2011年,关于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现状与挑战的现场记录非常稀少。最后,我成功把文章发表在了《南方周末》,而且是一篇整版的深度报道——这即便对于我本科学校复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来说,也是不常见的。而这篇文章,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
从此,我申请类似的项目再也没有不被录取的;从此,许多组织会邀请我参与他们的项目;从此,哥大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了,有一个中国学生关注中国海外投资,而且做得很好。
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时光白驹过隙,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今天,我坐在内罗毕,喝着非洲咖啡,为我们的创业“中南屋”拼搏的时候,看着《经济学人》、BBC、CCTV对我们的报道,我知道,所有的门,都是随着当时那次厄瓜多尔调研打开的。
许多人问我,是怎样申请到那个厄瓜多尔的项目的,每当这时,我都会笑:哪有什么项目,如果想要做什么,去做就是了,所有的人都会帮助你,所有的成果都会随着你追求卓越而向你靠近。
那么,项目就在你手上,你眼前,你脚下。
(本文原载于中南屋公众号:chinahouseproject,帮助中国青年走进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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