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凋零：现代学术史上的李泽厚先生

原创 学人君

文|谢志浩，作者授权发布

志浩谨按：犹记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听到李泽厚先生逝世的消息，当天下午，饱蘸感情,一口气录制六个视频，每个接近三十分钟。翌年罹患心梗，加以生性疏懒，因此，追念视频，一直静静地“躺”在电脑之中。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日，李泽厚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发愿整理出来，奈何，一百八十分钟左右的视频，又令人有些望而却步。多亏学术助手李云飞君，废寝忘食，由视频变换为文字。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宋渠江君校订一过，谨致谢忱。

2021年11月3日12点，谢学友（讲述者自称）在“朋友圈”看到中央民族大学赵士林先生沉痛发布——李泽厚先生于当地时间11月2日早7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家中去世，徘徊斗室，黯然神伤，当即，回复赵士林先生：大树凋零！

殊胜因缘，一直在《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上分享自己的“内心关切”，“内心关切”的一个面相，就是流淌着体温的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扪心自问，当年为什么会想起来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呢？细问缘由，应能追溯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在的话呢，人到中年，回首来路，也可以说回顾所来径，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心中分量之重，为什么？因为，无论生命苏醒，精神成长，还是天命所在，文化自觉，也恰恰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1985年到1989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思想成长史上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也就是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不妨称之为生态或者格局；同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四年，殊胜因缘，正好赶上了三股热潮，第一个是文化热，第二个是丛书热，第三个是讲座热。三股热潮，纠结缠绕，迅速聚合，形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图景。

只要讲到当身历史，就会特别提到那“三股热潮”。“三股热潮”沁骨入髓，刻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沉淀在内心深处“文化热”究竟怎么一回事？一言以蔽之，“文化热”类似于“觉醒年代”的启蒙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渐渐消散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不可轻忽，可以说是继春秋战国、魏晋时期、二十世纪“觉醒年代”——新文化之后又一次“启蒙运动”，现在越来越有深切的体会。“启蒙运动”标志性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再一个，“启蒙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知识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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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全家福

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

现在的石家庄，有一个“城市更新”，包括1975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已经达到D级危房程度，就要有一个更新。“城市更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住房升级和老旧小区改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知识人，一九七八年以来赶上了拨乱反正，赶上了解放思想，赶上了改革开放。此种情形之下，知识人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一些学人或著书立说，或编辑丛书，或开设讲座，积极传播学术和思想，以此，走出万木凋零的“中世纪”。在一些学人眼中，“文化大革命”的意涵是——“大革文化命”，因此，历史来到新时期，出现“寻根文学”与“文化热”，就是颇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文化热”一头牵着“传统”，一头连着“现代”，儒家学者眼中的“传统”是“返本”，“现代”是“开新”。返本开新，意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文化热”所呈现的主旋律是“开新”，就连“中国文化书院”掌门人汤一介先生，其初衷也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陆学界真正开始“返本”，怕是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此，汤一介先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适才以一种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看待“传统”。

当然，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与汤一介先生迥然不同，别张一军。说来有趣，朱维铮先生作为“文化热”的鼎力推动者，一九八三年就与《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先生酝酿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但看待“传统”的眼光和态度，似乎一直停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其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朱维铮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得到老辈学者周予同先生之真传，深谙中国经学史，若论“传统”功底，朱维铮自是当仁不让。但朱维铮先生“我自岿然不动”，就是不买“传统”的账，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还有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皆为朱先生的同道。

朱维铮先生也许窥见中国“传统”有太多“坏”的方面，因此，绝不可能像徐复观先生一样，看出“传统”“好”的方面，面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潜滋暗长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传统”倘若有如此之多的“好”东西，岂不早就“走出中世纪”，实现了现代化！说一千道一万，“传统”犹如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吾辈研究“传统”正是为了反思“传统”和批判“传统”。看起来，朱维铮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所做的批判；不过，诸君可不要会错意，朱维铮很不满意，意思很明确——不是撤回和否定“文革”对“传统”的批判，而是，“红卫兵”对“传统”的批判，只会“戴大帽子”，“一哄而起”，“打砸抢烧”，留下一地鸡毛，怎么也“批”不到点子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朱维铮先生看待新儒家诸位老辈，比如，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天生欠缺一种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之所以如此，刨除个人际遇，大体与时代相关。朱维铮一九三六年出生，属于第四代学人，这一代学人是新文化之子，耳濡目染，不能理解，也接受不了老中国的“道统”、“政统”和“学统”，理有固然；第四代学人是沉郁顿挫的一代，尊师重道，谨言慎行，不适应“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成为李希凡和蓝翎那样的“红色狙击手”，怎么可能为新中国“学统”的建立而添砖加瓦呢！

因此，第四代学人的“天职”，就是“批判”以考据为根底的“旧学统”，“建立”以义理为皈依的“新学统”。就朱维铮而言，向老辈学者周予同先生学习中国经学史，不管是否写过文章“批判”过周予同先生，但，“批判”“旧学统”的初心，终其一生，一直都在。试想，就连以周予同先生为代表的“旧学统”都不认可，朱维铮先生能认可那个与“旧学统”相匹配的“旧道统”和“旧政统”吗！第四代学人脾气秉性各异，但，不妨碍彼此拥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可以称之为“学术界的战士”。朱维铮先生的初心，绝对不愿意看到马一浮那样的“国师”重现江湖，“传统”若不批倒批臭，极有可能，借尸还魂，历史极有可能复辟倒退。读至此处，诸君也许颇为不解：难道当今之世，还有人要做“国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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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夫妇与钱学森

1985年摄于北京和平里九区1号

李泽厚先生去世之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博士，发表文章，表达怀念之情，第一时间阅读一过，并没有更多的不适之感。陈来博士在文章之中，张贴了一帧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陈来博士披露——该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甘阳在香港结婚现场，照片显示，陈来博士与李泽厚先生同坐一桌。陈来博士之所以十分喜爱这张照片，就在于照片的特别之处，不是陈来博士出席朋友甘阳的喜宴，而是，恰巧拍照之时，李泽厚先生在说：中国哲学，陈来第一。

二十世界八十年代初，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同事奔走呼吁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一九八一年获得哲学硕士、留系任教的陈来，与汤一介、李中华、魏长海、王守常成为同事。汤一介、李中华、魏长海、王守常四位老师，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书院的“基干民兵”，原以为发起人里边会有陈来，后来发现，陈来没有参与。陈来在北大哲学系攻读学位期间，“看”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书，“听”的是张岱年先生的课，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两位老辈领衔，呼吁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博士生——陈来，照理无论如何，也会有所表示。

话说，张岱年先生的高足——陈来博士自称，“因为1984年我还没毕业，就没有参与”，也算给出了一个理由。陈来一九八一年硕士毕业，留系任教，属于北大哲学系的“大师兄”，也就是说，陈来已经在燕园落户，具有了教师身份；另一方面，陈来还是一位博士生，忙于朱熹哲学研究，偶有闲暇，帮着冯友兰先生查询资料，校阅书稿——《中国哲学史新编》。陈来颇有“闭关”的功夫，一九八五年“文化热”如火如荼之时，忙着博士论文答辩，一九八六年，把博士论文交给出版社之后，开启了哈佛大学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颇有趣味的是，北大哲学系教研室同事筹备中国文化书院，他不为所动，不去参与；同一时期，反倒积极加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如此“舍近求远”，未免有些不合常理，绝非一句“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就可以令人释然的。

陈来原本是一名工科生，一九七六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工科生的思维特点，大体有几个方面，抽象思维能力很强，更倾向于进一步的演绎和推理，注重逻辑性和科学性，更关心实际的效果和成果。应该说，早期的陈来与张岱年先生绵密细致的学术风格，颇为契合，因此，跟着张岱年先生攻读博士生，十分畅快。殊胜因缘，在业余时间帮助冯友兰先生编纂《中国哲学史新编》之时，陈来博士对于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立身行事，颇有所悟；再加上恩师——张岱年先生的人生际遇，命途多舛。何去何从，陈来博士，心知肚明，心领神会。

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流淌着强烈的“紫禁城情结”，此种情结，冯友兰先生的堂妹夫——张岱年先生不曾有过，侄女婿——任继愈先生不曾有过，奇妙的是，帮忙查询资料的陈来先生，与冯友兰先生，莫逆于心，因此，冯友兰先生为曾经的工农兵学员——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冯友兰先生的文化使命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陈来博士对于“阐旧邦以辅新命”默契于心，可以说在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基础之上，再次“接着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陈来博士——“又新”先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满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同事——汤一介先生普通的一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陈来博士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也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陈来很早就有一种自觉，以至于回首往昔，不仅能够坦然面对1969年至1976年长达七年的“兵团和大学的两段岁月”，而且，还可以“正面观察”艰辛的知青岁月和苦涩的工农兵学员生涯——“让他的理解能力得到系统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为后来的学术道路做了铺垫。”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陈来博士作为“路思基金学者”前往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访学，“洋插队”相较于“土插队”，虽然没有那么艰辛，但是，更为要命。旅居异国，如此强烈的文化冲撞，引发了震撼性时刻，中国大陆第一位哲学博士——陈来，如何快速确立自己的文化“准星”，可以说迫在眉睫。一九八七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新时代的中国”国际研讨会，陈来博士提交论文——《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做出了一个大胆预判——“传统思想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可以窥见，陈来此时已经确立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回到故国，陈来博士一以贯之，不到万不得已，绝少主动参与汤一介先生牵头的中国文化书院所举办的活动。各位注意啦：不主动参与中国文化书院活动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关切，以及坚韧的“保守主义立场”则是另一回事！陈来博士悬鹄甚高，尤其是二〇〇九年前往水木清华，主持国学研究院以来，深入挖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传统，登高望远，更上层楼，自此，道统政统学统，达致“三位一体”，终于成为大陆新儒家之掌门人。

陈来

李泽厚先生与北大哲学系五十年代的“学长”——汤一介教授和七八十年代“学弟”——陈来博士，时相过从，一贯秉持“齐物论”思想，进行等距离交往。陈来博士之所以如此看重甘阳喜宴的照片，问题的关键是：李泽厚先生当着一桌子嘉宾，称赞“陈来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试想：如果“陈来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此话不是出自李泽厚先生之口，那么，陈来博士，还会那么器重这张照片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中正平和的陈来博士，其实，内心深处，大有深意存焉！就百年中国学术图景而言，陈来博士可说是含着“通灵宝玉”出生的：第四代学人之中，李泽厚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第一人；第三代学人之中，恩师张岱年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第一人；第二代学人之中，冯友兰先生又是中国哲学史“特殊独一人”。

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自己的导师张岱年先生与李泽厚先生不大对付，一点不影响陈来博士与李泽厚先生的交情。试想：如果陈来博士注重“师门”，那么，遇到李泽厚先生，即便不能退避三舍，也不会主动跟李泽厚先生打交道。陈来博士，多亏了出身工科，理性战胜了情感，这样，不仅照样打交道，而且，还很重视酒酣耳热之际李先生的赞美之词，因为，陈来博士深知——李泽厚先生这位“文化地标”的分量之重。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因缘，也容易为一般人所忽略：新儒家的两位经典人物——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临终之际，一位见识高远，卓尔不群的旷世哲人——李泽厚守护身边，聆听遗言。冯友兰先生临终之际，跟前来探望的李泽厚说：“中国哲学将大放异彩”；甘阳盛大婚礼之上，李泽厚当着同桌嘉宾说——中国哲学，陈来第一！陈来博士将“方死方生”的两个历史性场景接续在一起，皆视为“有意味的形式”，此中况味，不言自明，薪尽火传，此之谓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三股热潮，方兴未艾，尤其在中国学术文化的风暴眼——北京，更是波澜壮阔，蔚为大观。现在“水落石出”，回望那个年代，就会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其实有几位“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标志性人物。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冯天瑜诸位先生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时之选。

李零先生说，七十年代开花，八十年代结果，所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红旗下的蛋”——也即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五代学人——知青一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枢纽人物”，汤一介（1927—2014），庞朴（1928—2015），李泽厚（1930—2021），李华兴（1933—），朱维铮（1936—2012），姜义华（1939—），大体属于第四代学人，只有冯天瑜（1942—2023），属于第四代半学人。汤一介、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和冯天瑜，拥有同一个特征——六十年代开花，七十年代结果。

庞朴（1928—2015）和李泽厚（1930—2021）两位先生在第四代学人之中，十分颖异，可以说，五十年代“开花”，五十年代即“结果”。庞朴先生一九五六年出版《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俗读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谈谈客观规律》（湖南人民出版社）；李泽厚先生一九五七年出版《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堪称新中国学术界两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文化符号”。庞朴与李泽厚两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争分夺秒，著书立说，不仅成名甚早，而且为新中国“学统”之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庞朴与李泽厚，得风气之先，庞朴先生一九八二年率先撰文——《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可谓“预流”，一举成为“文化热”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先生更是因其《美的历程》，洛阳纸贵，风靡一时，从而成为“文化热”之精神领袖。

“三十年为一世”，蓦然回首，我大学毕业已三十二年。现在的莘莘学子知道李泽厚先生之名的恐怕不多，非常非常少，何也？无他，时移势迁，与世推移而已！“故园三十二年前”，如果“穿越”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李泽厚先生属于大学生的“全国粮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文科宿舍，自不必说了，理科宿舍，《美的历程》，也不少见。

不是不明白，世界变化快。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古人云，“变则通，通则久”，言外之意，变则能通。其实，“变”的话，既可能往好的方面变，也可能往坏的方面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呢，给人感觉，属于浪漫主义者，或者说理想主义者。大家觉得“变革”必然带来物质利益之提高，也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改观。那个时候，“变革”属于大家伙的期望值，殷切期望的社会图景，觉得是向上的，向善的，向美的，向好的。回首来路，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四十三年了，这里边既有好的可资荣耀的东西，一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坏的令人羞愤的问题以及一些失败的教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塑”时代精神风貌的几位文化大家——庞朴、汤一介、李泽厚、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冯天瑜。李泽厚先生更以其在人文学科的广阔领域，信马由缰，纵横捭阖，跨越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鲜活的思想文化营养，从而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位文化地标式人物。如果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一部文化史，学术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地图，核心人物便是李泽厚先生。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确实，现在年轻人了解李泽厚先生的不是那么多，甚至，可以说相当少，“怨”不得年轻人，如果非要“怨”，那么，也要“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现今学界的“中流砥柱”，牵挂的不是“项目”便是“课题”，以至于忙得都忘记了把李泽厚先生介绍给当代年轻人！

条条大道通罗马！其实，也还有路可循：一些学友通过阅读美学著作，去了解，去接近，去体会李泽厚先生。因为，按照现在的学术分科，李泽厚先生归属美学界，也就是，一位学友阅读美学书，要了解美学，无论怎么着，也绕不过去——李泽厚这么一位大家，李先生可超而不可越；一些学友阅读思想史，也会遇到李泽厚先生，毕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那里摆着；还有一些学友，阅读哲学书，无论“西哲”还是“中哲”，早晚也会涉及《批判哲学的批判》和《论语今读》。这样下来，得出结论——有人觉得李先生是一位美学家，有人觉得李先生是一位思想史家，有人觉得李先生是一位哲学史家。三种印象，固然不错，但失之于偏。如果没有通识，在学术分科时代，易造成盲人摸象。

李泽厚先生去世了，再过几日，举行葬礼。李泽厚先生这么一位思想文化巨人，即使“盖棺”，也未必能有一个“定论”。现在，不妨回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分量，做出的卓越贡献，理当在“盖棺之际”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

谢学友认为——李泽厚先生是1949年以来一位学术文化巨人，也是1978年——改革“元年”以来一位文化学术地标式人物。李泽厚先生的地位，说一句也许不是那么恰当的话，1949年到2021年，七十二年，李泽厚先生是一位屈指可数的卓越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的“知识产权”，并不来自本人。不论“线下”还是“线上”，切磋琢磨，秉持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不掠人之美，这种观点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之口，钱理群先生说出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好多人的心声，也包括本人，真的表达了大家的心声。

如果说在钱理群先生“李泽厚先生是一九四九以来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这句话的基础之上，向前推进，那么，回首来路，回首已是百年身，回眸一百多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图景，也就是学术地图，找到一位与李泽厚先生旗鼓相当的大家，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第一链接——想到的是“清末民初”的梁任公，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梁任公是一位“亦政亦学”的老辈，摒除“亦政”的方面，不妨从学术和思想方面，也就是“亦学”的角度看，梁任公是清末民初“觉醒年代”之前的一位思想导师。李泽厚先生的历史定位，也是一位思想导师。如果说梁任公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一些人就会联想到“新文化”。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若要联想的话，一些人觉得是“觉醒年代”里边某位先生。最好不要从“觉醒年代”里边找，如果非要找，不管是否“出镜”，也应该是梁任公，而不应该是新文化圈子里的鲁迅啊胡适啊，梁任公是新文化圈子里的思想导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对于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新三级”学人而言，就等于起到思想导师这么一个作用。赵士林先生第一时间发布李泽厚先生逝世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朋友圈”以及“微信群”，滚动播出，纷至沓来。因此，不无感慨地跟女儿妞妞说：一些学人在朋友圈里，平常没有“苏醒”，不是“小憩”就是“长眠”，结果，听闻李泽厚先生去世，一骨碌儿爬起来，现在“惊蛰”，“苏醒”了，纷纷表达对李泽厚先生的哀悼之情，致敬李泽厚先生，喝水不忘掘井人，此情此景，绝非偶然！

实际上，李泽厚先生起到了与梁任公先生这么一位思想导师相似的作用，李先生学术思想含量，所起到的文化自觉作用，这是使命，这是天命之所在，一位了不得，不得了的人物！再过二三十年，也许对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可能看得就更加清晰了。敞开心扉，不吐不快，先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回顾百年，李泽厚先生与梁任公先生一样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是一位文化巨人，一位思想导师。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西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回望那个曾经孕育了近代大学、城市自治、市民社会的“旧社会”，秉持“二分法”，不屑之情，溢于言表，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新文化运动以后，回望梁任公，一些人觉得，老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君主立宪派，最初，跟着恩师康南海——康有为“保皇”，后来，民国肇兴，尽管与时俱进，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二十”年，又有一些新生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就是“觉醒年代”嘛！此处所谓的“新生力量”，其实，就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二代”。“觉醒年代”并非空穴来风，“第二代”也绝非横空出世，成长过程之中，不可能没有得到过老辈的滋养，严复、蔡元培、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这些哺育“第二代”的老辈，即现代意义上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一代”。

仔细想来，我致力于描绘学术地图，如果探问初心的话，追本溯源，萌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心中想画一个百年中国学术图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当中，可以给“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注入能量，提供补给，首当其冲，当然是文化地标——李泽厚先生！李先生提供精神滋养，恰如井喷，汩汩而出——《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走我自己的路》，真的是！现在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青葱岁月，还在大学读书，可以看一看，都是吸收着、汲取着、吸吮着李泽厚先生所提供的思想滋养，真的是这个样子。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代知识人的分析，大处着墨，恰如黄钟大吕，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际遇和心路历程，历历在目，如在眼前。字里行间流淌着真知灼见，况且，还以那么优美之文笔，不妨补写一句，李泽厚先生是新中国一位罕见的“文体家”，犹如民国时期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读过一遍，若触电焉，如饮醇醪，如饮琼浆。谢学友正是站在巨人——李泽厚先生的肩膀上，产生一点心得或者说见解，最后，慢慢形成流淌着体温的中国百年学术地图或者说图景。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一代，中国真正文化意义上的“觉醒年代”，并不是《青年杂志》创建以后的“新文化”，或者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上才有一个真正的觉醒。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依照梁任公的说法，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社会变革，可以说依照着“器物”——“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的节奏前行。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知与行，逻辑与历史，应该是统一的。回眸激荡的百年史，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是“器物”方面的变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无论改良或革命，皆为“制度”方面的变革，从此以后，中国萌生了一种内生的动力，即变革的动力；与此相伴随，辛亥革命上溯十五年，下延五年，《青年杂志》创刊之前的二十年间，刊物啊，报纸啊，书局啊，此起彼伏，雨后春笋，梁任公先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舆论界的巨子啊！

不少人读了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体”，感触颇深，若触电焉，阅读梁任公往往构成仁人志士一生之中知识性、思想性的震撼性时刻。梁任公先生和他的恩师康南海——康有为，严复先生，蔡先生——蔡元培先生，谭嗣同先生，章太炎先生，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先生，皆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当中“筚路蓝缕”的一代思想文化巨人。同时薪火相传，又滋润了“第二代”，也就是“发凡起例”的一代，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李守常、刘半农、胡适、梁漱溟，怎么样？这都是“发凡起例”的一代，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二代学人。新文化阵营后来产生分化，一部分人“亦学”，比如钱玄同、刘半农；一部分人“亦政”，比如陈独秀、李守常；一部分人，“亦文”，比如周树人、周作人；还有一部分人，“亦学亦政”，比如胡适、梁漱溟。不管从事什么，都离不开政治，比如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树人有三个称号——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周作人在抗战时期，附逆成为最大个头的“文化汉奸”。

还有一说，“第三代”学人大概都在1910年左右出生。张岱年先生1909年出生，钱钟书先生、费孝通先生1910年出生，季羡林先生1911年出生，这都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三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学人。第三代的风格特征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承上启下”，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三代学人的学问思想相对成熟之际，人到中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上半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时，1909年出生的张岱年，正好40岁；钱钟书先生、费孝通先生，还都不到40岁，39岁，季羡林先生才38岁。1949年之后，出现一个政治与学问之间的“新生态”，或者说“新格局”。新中国之所以“新”，新道统，新政统，新学统，新文统。这个“新”的东西，往往与民国反其道而行之。

也就是说，历史到了“第三代”学人，就有意思啦！一部分东西，到了新中国，还可以接着用，比如，文史哲这一方面，固然，离不开“礼崩乐坏”的格局和“西学东渐”的大势，但是往往流淌着中国自身的体温，新中国也要“古为今用”，也要“推陈出新”。新中国的学术文化肯定跟民国年间的“新汉学”大异其趣，新中国的“道统”既然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学术文化所呈现的风貌，不妨称之为——“新宋学”。民国主流学界讲究“考据”，新中国主流学术则讲究“义理”。民国所看重的“兰克史学”，与乾嘉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新中国所信从的“马克思主义”与“义理”之学，颇有汇通之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总比从小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更有气象和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部分东西，恐怕都很难“用”了。比方说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其中，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很早就被剔除历史舞台，以至于一度摁上了“暂停键”，进入冰河时期，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为一世啊，大陆没有社会学；宝岛台湾虽然保留了一点社会学的根苗，但社会学的发展也十分缓慢。然后，社会学的兄弟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呢，实际上，学术自主性、风格特征、学术个性，也受到了强烈的时代塑造。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没有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也没有被摒弃，但是，也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扭曲，以至于三十年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也没出什么杰出的名家和大家，此种情形，不妨从时代际遇，而不是从学者自身去寻找答案。

但是，与社会科学相映成趣的是，某种程度上，新中国一直在发展人文学科。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受到抑制，人文学科实际上还在发展。1949年之后的不少运动，都是“文科运动”，或者说是“运动文科”，也就是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种纠结，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种冲突，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种缠斗，塑造了新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图景。在这种情形之下，运动治国，用政治运动，用文化和学术的“大批判”来开道，大破大立。毛公不是说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实际上，“破”字当头，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形：第一，也许可以“立”在其中；第二，“破”则“破”矣，但是“立”却没在其中。比方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法学，“破”了，或者没有“立”起来，或者，虽然“立”起来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文史哲与社会科学，颇为不同，“破”的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起云涌、云蒸霞蔚的美学大讨论，使得美学不仅能“立”起来，而且，放眼文史哲，还是“立”的最好的一个学科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五四年毕业的一位读书种子——李泽厚，正是在美学大讨论的热潮之中，崭露头角，应运而生，进而成为与老辈学者——朱光潜、宗白华并驾齐驱的一代美学大家。

（讲述：谢志浩；整理：李云飞；校订：宋渠江。2023年12月9日13:19书菜楼）

原标题：《大树凋零：现代学术史上的李泽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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