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困境助推极右触手深入社会，法国与欧洲面临更艰险挑战

11月下旬结束的荷兰议会选举，令外界为之哗然。极右翼民粹派领导人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选前最后关头民调攀升，并最终跃居得票率首席。尽管眼下的组阁前景仍然晦暗不清，但这位“荷兰特朗普”已经前所未有地触及到了权力宝座的边缘，并构成了极右派在欧洲心脏地带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重大胜利。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2日，荷兰海牙，由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在当天举行的荷兰议会众议院选举中领先。

戏剧性的选举结果总是引人瞩目，但荷兰大选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近年来种种迹象显示，在新一波移民危机、通胀危机、地区军事冲突叠加的背景下，整个欧洲的极右势力重新弹升至历史高位。社会断层线正在日益蔓延和扩展，此前往往围绕选举等重大事件才会显露的冲突（以及与之相伴的极右翼出场），如今门槛逐渐降低，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酿成风波。法国和爱尔兰的近期事态，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极右力量的“社会化”。

这种“社会化”趋势，并不是说极右派此前缺乏社会基础，事实上，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作为无源之水而存在，极右派也不例外，它在历史上的兴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整个社会的“观念水位”变化所赐。然而，如果说此前极右力量在政治上的声量，更类似于鸣蝉在树冠中聒噪不休的话，那么如今，它的触手已经开始深入到社会根脉当中，一旦有新的风暴来临，已经可以让人感受到大树根系隐隐被撼动的震颤。

这一波极右上涨势头与此前不同的是，一方面，极右派政党开始在意大利等国初步站稳脚跟，展示出某种“正常化”前景和相当的执政能力（尽管以偏离传统极右诉求为条件）；另一方面，它正在突破传统的政治界限，以恐惧和忿恨为驱动力，在社会领域中积聚了更大的动员能力。以法国近年来新兴的极右派政党Reconquête!（通常译为“重新征服”、“再征服”或“光复”）所调用的政治语汇来说，整个欧洲的极右派势力都面临着一个难得的“重新征服”契机，而处于不利的地缘格局、政治分化和经济前景，欧洲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力量可能将面临一场苦战。

一场法国乡村舞会引发的风暴

11月18日晚间，法国东南部一个仅有500多名居民的小镇克雷波尔（Crépol）组织了一场舞会。这场原本应当其乐融融的乡村盛会，最后竟因为口角琐事引发了一场群体斗殴，并以一条人命收场。不仅如此，这场地方性事件还产生了某种“蝴蝶效应”，让整个国家都卷进了风暴。

小镇克雷波尔居民为在舞会斗殴中丧命的托马斯举办游行。

据事后调查，当天的事件似乎有两条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方面，十几名从距离克雷波尔20公里外的城市伊泽尔河畔罗芒（Romans-sur-Isère）来参加舞会的年轻人当中，有人因为没有邀请函（或未买票）而被保安阻拦，一些目击者称，其中一些人心怀怨气准备滋事。另一方面，其中一名来自伊泽尔河畔罗芒的年轻人Ilyès Z.声称，舞会期间他被另一名叫作Thomas L.的年轻人拉扯头发，因此产生口角，后者放话要两人出去“单挑”，但很快，两人都各自得到一帮朋友的声援，从而演变成一场混战。保安试图阻止打斗，却被人用刀刺伤。在混乱中，年仅16岁的高中生托马斯·佩罗托（Thomas Perotto）被人用刀刺死，另有8人受伤。

近年来，法国的青少年斗殴成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一个痼疾，尤其在巴黎郊区更甚。但通常而言，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社会治理层面，很少上升到政治高度。然而，克雷波尔命案发生后，由于肇事者中有少数族裔，加上现场视频中有针对白人的辱骂内容（事实上双方都有类似辱骂，例如有证人称，Thomas L.在舞会期间就说“想揍这些阿佬”），于是在事态尚未澄清之际，极右派就迅速将其定性为“针对本土法国人”的有预谋事件，尽管检方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这是一场因琐事引发的冲突，而不是“有预谋的袭击”。但“国民联盟”党魁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声称肇事者是“来自高犯罪率郊区的武装分子”，其外甥女、如今已经投入更加极右的“光复党”的玛丽翁·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声称，“反白人种族主义已经开始袭击我们的乡村”，而“光复党”创始人、极右作家泽穆尔（Eric Zemmour）一如既往地将此提高到“文明战争”的高度。

上述极右派头面人物的表态，事实上隐含着一条选战分界线，即“城市（及其郊区）”和“乡村”的分野。命案发生地克雷波尔是一个仅有500居民的小村，而被指称为凶手来源地的伊泽尔河畔罗芒则有3.3万人口——尽管按照中国标准来说仍然不过是个“小县城”，但放在法国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中等城市（人口超过10万已经可以算大城市）。

从历史传统上看，法国乡村地区向来是保守力量的票仓。这种“保守”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派别作为化身，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大革命时期是保王派，在帝国时期是波拿巴派，在共和体制下则是中右和极右派。而且生计环境越是艰难，极右和民粹主义的势头越是兴盛；相反，城市规模越大，社会群体越多元化，政治立场越左倾，极右派越难从中获利。这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欧美各国基本都遵循着相同规律。

以此次事件中涉及到的两地为例，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马克龙在伊泽尔河畔罗芒和克雷波尔都战胜了马琳·勒庞，但得票率有显著差异：前者为61.98%对38.02%，后者则为52.25%对47.75%。换句话说，在三万多人的中等城市中，马克龙能够以显著优势轻松获胜；但在仅有500人的小村里，这一优势便急剧缩小，只够堪堪取胜，更不必说，在2022年这场极右派得票率前所未有攀升的选举中，许多乡村地区都已经“倒戈”投向了马琳·勒庞。

正因如此，对极右派来说，“城市vs乡村”的界线便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事件刚一发生、仅有若干现场视频和传言、缺少任何可靠佐证的情况下，极右派就断言“反白人种族主义已经开始袭击我们的乡村”，因为这是对极右而言最有利的话术，它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乡村与白人紧密绑定在一起，而将充斥着风险和犯罪的城市和少数族裔联系在一起，可以最大程度地巩固自己的票仓——尽管这种策略的代价是制造社会撕裂。作为后续例证，小村克雷波尔的许多居民已经向媒体表示，下次大选会把票投给马琳·勒庞，以表达他们对安全恶化的担忧和愤怒。

一度显露出的“内战”气息

托马斯之死成了一个漩涡，不仅在各政党之间引发了相互攻讦，同时也再度极大激发了民间社会不同阶层和派别（尤其是光谱两极）之间潜藏的敌对心态，一度显露出某种“内战”式的气息。

在极右话语的鼓动下，11月26日，大约80名极右分子从法国多地汇集到伊泽尔河畔罗芒，将矛头指向该市治安不佳的平民街区La Monnaie（因为有传言称此前赶到克雷波尔打人的凶手中有人来自该街区）。示威者在夜间举行集会示威，身穿黑衣，戴面具或头套，打着“为托马斯寻求正义，既不宽恕，也不忘记”的横幅，高呼“街道和法国，都属于我们”。这种示威举动不出意外地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弹，酿成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导致20多人被捕。

从26日的极右派“远征”开始，左右对抗的社会氛围逐渐升温：既有极右派在多地遥相呼应、呼吁法国人“觉醒”并清理社会“渣滓”，也有左派和极左派针锋相对地“反法西斯”。但这种极化交锋的麻烦在于，它很难给共识留下余地：伊泽尔河畔罗芒市长Marie-Hélène Thoraval本是中右派共和党籍（但属于党内偏强硬一翼），但因为批评La Monnaie街区的贩毒、犯罪和激进化等状况，就被扣上“法西斯”的帽子，被指同极右“沆瀣一气”，并多次遭到生命威胁。

在政府看来，这种左右对抗态势隐含着极大风险，甚至隐隐出现某种“内战”式的前景，因此倾向于采用“一刀切”手段，在最短时间内扑灭火苗。11月28日，北部省省长下令禁止极右派声称为“纪念托马斯”而在里尔集会；29日，巴黎警察局宣布禁止极右派在巴黎先贤祠广场的集会；滨海阿尔卑斯省省长下令禁止了12月1日极右派在尼斯的聚会；而在光谱另一端，极左派原定12月初在里昂举办的“反法西斯节”活动，也被罗讷省省长取消。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法治框架下，这种“一刀切”手段却遇到了阻力。就在巴黎警察局下令禁止极右派在巴黎先贤祠广场的集会后，组织者向法院提出上诉。12月1日，巴黎行政法庭撤销了警方的禁令，理由是巴黎警察局所声称的侵犯“人之尊严”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并没有足够高到下令禁止的程度，而考虑到禁令的“不成比例”性质，这构成了“对示威自由的严重的、显然非法的侵害”。尽管警方对这一裁决表示强烈反对，这场集会最终仍得以在先贤祠广场上进行，200多名以年轻白人男性为主的示威者在寒风中高喊口号，发泄他们的愤怒，但并没有造成任何严重事端。

这场禁令之争，再次显露出法国体制中“权力分立”的底色。因为巴黎警察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巴黎市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是直属于内政部，因此巴黎警察局的禁令事实上直接来自于内政部长的授意（内政部长本人也声称法庭撤销禁令的决定“令人愤慨”），进一步而言也反映出政府的立场。而司法权以捍卫基本权利作为出发点、对政府意图的“不买账”，显示出即便面对政治上绝对正确的表态，在具体环节中仍然不乏反省和思辨的余地。当然，司法权本身并非油盐不进，它也会根据具体情势发展来调整基本权利保护的边界（例如，和巴黎法院一样，波尔多法院也撤销了吉伦特省长针对12月8日集会的禁令，但其他多地的法院则支持了当地省长的禁令）。随着极右派势力的不断上涨，司法权如何在捍卫个体基本权利和“保卫社会”寻得协调，将是下一阶段最值得关注的要点之一。

就在托马斯之死引发极右派蠢蠢欲动之前，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发生了性质相似的另一起社会冲突：11月23日，当地一所学校外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凶手的阿尔及利亚人身份迅速点燃了原本早已存在的对移民的忿恨情绪。反移民群体声称是非法移民肇事（尽管当事人已经在爱尔兰生活了20多年并已入籍），谣传遇袭儿童已经身亡，并号召民众前往事发地点抗议。警民对立态势最终演变成街头骚乱，许多商店被劫掠，私家车和公交车被焚毁。

虽然从表面上看，都柏林骚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7月初的巴黎骚乱，但事实上它和乡村舞会命案的后续事态更加接近。二者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在导火索事件刚刚爆发、真相尚不清晰时，极右派就以社交媒体为煽动工具，将原本潜藏在社会之中的混乱因素迅速聚合起来，成功地制造了一场以恐吓与暴力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运动”。而如果时光倒退若干年，没有种种政治经济不利因素助推社会情绪达到危险临界点的话，这种鼓动工作原本不会如此轻易地完成。

作为例证。11月末民调机构Elabe在法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91%的法国人担心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75%的人认为舞会命案意味着社会秩序“普遍崩坏”，67%的人认为这凸显出社会的“野蛮化”。87%的人认为司法过于宽纵，超过半数的人（58%）认为暴力现象正在整个社会蔓延。

解散极端团体：作为“保卫社会”的工具

即便法国法院可以在具体集会禁令上“说不”，行政权仍然有其他的政策工具可以动用，其中最快捷、也最引人瞩目的手段，就是解散极端主义小团体。

这一政策工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6年1月10日法律授权政府解散“战斗团体”和“私人民兵”，而触发这项法律的因素，则是此前1934年2月6日的极右派骚乱。如今，这项法律本身早已失效，但其机制却纳入到后来的法国安全法典和刑法典当中，而且随着时代演进不断增加相关法定标准，以求更加全面周延地涵盖各类情况。

自1936年以来，解散极端主义团体的措施曾用于不同方向，从中也不难发现威胁来源随时代变迁的轨迹：最初这一手段主要针对极右派，例如著名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和“火十字团”（Croix de Feu）；此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兴起，转向了声援海外民族主义和内部分离诉求的团体（分别以阿尔及利亚和科西嘉问题为典型）；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共产主义组织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2010年代恐怖主义威胁凸显，宗教极端主义和极右派团体同时成为提防对象：就前者而言，争议最大的是2020年解散CCIF；就后者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21年5月解散极右派团体“身份世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以及今年10月解散天主教极端保守派别“西维塔斯”（Civitas）。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激进环保运动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当局警惕的对象，“地球起义”（L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因为在此前圣索林水库冲突中的活跃角色，成为首个被法国政府解散的环保团体（相关上诉仍在进行中）。

而在最近的舞会命案风波中，内政部长12月6日宣布将解散名为“马特师”（Division Martel）的极右团体，因为该团体的成员被发现参与组织了11月26日伊泽尔河畔罗芒的暴力示威。和许多极右派团体从历史掌故中声张合理性一样，该组织的命名源于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后者在公元732年普瓦捷战役中率军遏止阿拉伯人的入侵，因此“马特师”的基本立场也不难从中窥得一斑。

和集会禁令被撤销一样，解散极端团体的手段同样无法完全免于司法救济的制约。被宣布解散的团体可以诉请最高行政法院进行审查，在此期间，解散决定暂缓实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最终会支持政府的决定，仅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废止。在更为罕见的情况下，如果最高行政法院支持解散决定，相关团体还可以进一步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总体而言，在1936年之后的近90年时间里，法国政府大约针对近150个团体祭出解散手段，其中超过半数涉及到极右组织。它有效地扮演了保卫体制和社会的“稳定器”角色，将有可能的组织尽早遏制在初始阶段。不过，随着时势变迁，这一手段也越来越多地显露出局限性。

首先，正如许多案例已经证明的，一旦某个小团体被解散，其成员往往在其他改头换面的团体中重新聚合起来，因此解散极端组织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法。例如“马特师”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于此前已经被解散的“身份世代”、“巴黎佐阿夫兵团”（Zouaves Paris）和“社会堡垒”（Bastion social）等极右组织。其次，和常规看法相反的是，解散措施或许可以遏制团体的发展势头，但并无助于监控极端主义势力发展，甚至有碍于这一目的，因为既有组织的活动往往处在明面，有迹可循，一旦解散之后，其成员四散而去，反而不易追踪；最次，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团体”的含义也在发生改变，许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破坏的行为，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临时召集的，并不存在有形的社团组织，更不必说，类似“黑块”（Bloc noir）这样的极左翼无政府主义形态，本身也是“去中心化”的产物，解散手段完全缺少发力点。

欧洲将面临苦战

不仅探讨作为政策工具的解散措施，需要回溯到1930年代。今日欧洲所面临的局势，同样令人联想到1930年代。

彼时的欧洲和法国，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时刻：1929年经济危机的冲击波跨过大西洋，把欧洲拖进了衰退。民众购买力缩水，失业率剧增，建制派政治精英无力应对局势，被恐惧情绪笼罩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乞灵于极右和极左两翼。欧洲多国民主退潮，极权主义大行其道（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地利的陶尔斐斯等）。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第三共和体制抵御住了极右派的街头压力，并通过1936年法律获得了主动出击的武器，防止极右派效仿邻国夺权上台，不能不说，在战略上极端不利情况下，这已经是战术层面上的成功。

近百年之后，欧洲再度面临多重危机交织的复杂局面。如今看来，2015年难民危机仿佛只是一连串危机中的第一幕，只获得数年的喘息之后，又迎来了更加艰险的新一幕。

首先，移民议题继续成为近年来困扰欧洲的一个严峻挑战。一方面，从2000年代以来的难民尚未在各国内部完全融入，甚至因为难以融入而引发多起不乏激进的暴力事件（最新例子便是12月2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发生的法籍伊朗裔移民恐袭案）。另一方面，新的难民潮近年来又轮番叩关。从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到北非飞地休达、再到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2023年难民登陆人数都远远超过往年水平；在东欧，军事冲突引发了大规模难民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芬兰、瑞典等国的极右翼派别登堂入室，而且追溯引发此次荷兰大选“变天”的导火索——吕特政府垮台，同样是因移民问题而引起。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3日，法国巴黎，格勒内尔码头附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死两伤，袭击者已经被控制。

但必须要说的是，和中文互联网上盛行的所谓“白左”“圣母”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相反，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的欧洲，面对难民危机，远不仅仅是“开门”还是“关门”的选择那么简单。姑且不论人道主义情怀和劳动力考量，仅仅从边界管控来说，欧洲无法做到闭关锁国、滴水不漏。从历史上看，欧洲是一个开放的地域概念，地中海从来不是欧洲的天堑，而是人员和物资流动的“内湖”。从现实角度而言，即便各国政府明确地对难民“说不”，仍然很难阻止移民进入，以近年来英国的失败教训为例，为遏止人员自由流动而不惜退出欧盟，再加上有英吉利海峡这样的天然屏障，2022年净移民流入数量仍然达到74.5万，创下历史新高。因此，即便当年默克尔不做出“开门”决策（这种论调的潜台词，仿佛欧洲的命运就系于默克尔的一念之差，可以说是把某种潜移默化的东方式想象投射到欧洲），难民潮一样会冲击欧洲，而且可能会因为注定充满争议的封闭心态以及和欧盟理想背道而驰的各国以邻为壑，而酿成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毕竟，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不可能性的嘴炮”。

除移民问题之外，通胀危机早在新冠疫情期间就已经初露端倪，又因为军事冲突而大大强化。在2022-2023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饱受高通胀之苦，平均通胀率达到两位数。尽管近几个月来通胀增幅明显放缓（11月欧元区通胀率为2.4%，已经非常接近欧洲央行的2%目标），但这场通胀危机导致普通居民购买力显著缩水，生活水准下降（甚至连食品开支都受到显著影响），预期趋向悲观，无形中也加剧了社会中下阶层对政治精英的不满以及对于移民群体瓜分资源的担忧和恐惧。

作为通胀的附带伤害，为了平抑通胀曲线，欧洲央行不得不在14个月时间里连续十次加息，这固然有助于尽快缓解通胀，但同时也造成企业和家庭借贷成本高企，尤其是房贷利率迅速走高（此外房价本身在疫情期间也普遍上涨），导致原本有可能置业的家庭只得继续停留在租赁市场，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都面临新房开工不足、廉租房源短缺的问题，导致住房危机愈演愈烈。这是英、法、德、荷等许多欧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即便通胀率继续回落，加息政策向降息转折，包括住房在内的民生问题，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困扰欧洲国家。而且住房问题还不可避免地将和移民问题相关联，继续为极右派煽动排挤移民提供口实。

最后，在欧洲东部和中东的两场对欧洲来说都并不遥远的外部冲突彼此联动，将在未来多年间产生强有力的潮汐效应，牵引着内部局势的变迁。就其一而言，冲突爆发即将满两年，欧洲内部势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厌战和绥靖情绪，欧洲极右翼也将获得更大的助推力。12月3日，欧洲12国极右派政党齐聚意大利佛罗伦萨，为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进行动员。目前聚合了主要极右派政党的“身份认同与民主”（Identity and Democracy）党团摩拳擦掌，试图跻身欧洲议会前三大党团，对欧洲事务议程具有更大发言权。就其二而言，冲突已经显而易见地影响到美国的布局，对极右派无疑是利好消息，而在欧洲各国社会中穆斯林-犹太这条陈年断层线，将长久地因为这场冲突而愈加延伸且难以逾越，围绕这条断层线而衍生的左右乃至极左极右之争，也将持续地困扰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