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林普尔谈印度历史的书写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1965- ），出身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和游记作家，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皇家地理学学会成员、皇家亚洲学学会成员、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他关注的话题包括印巴、阿富汗、中东和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以及宗教与宗教融合主义，著有《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1839-42）《最后的莫卧儿：一个皇朝的覆灭，德里，1857》（The Last Mughal,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857）《白莫卧儿人：十八世纪印度的爱情与背叛》（White Mughals: Love and Betrayal in Eighteenth-Century India）《精灵之城：德里一年》（City of Djinns: A Year in Delhi）《九样人生：在现代印度追寻神圣》（Nine Lives: In Search of the Sacred in Modern India）《在上都》（In Xanadu: A Quest）《从圣山而来：拜占庭阴影之下的旅程》（From the Holy Mountain: A Journey in the Shadow of Byzantium）《争斗年代》（The Age of Kali）《光之山：世界最臭名昭著的钻石的历史》（Koh-i-Noo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Infamous Diamond）等。

达尔林普尔获得的奖项和荣誉颇丰，包括沃尔夫森历史奖、达夫·库珀历史与传记奖、海明威奖、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卡普钦斯基奖等。2018年9月，达尔林普尔获得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的主席奖章（President's Medal），授奖词是“表彰他的文学成就和参与创办斋浦尔文学节”。次日，陆大鹏在伦敦华勒斯典藏馆（Wallace Collection）采访了达尔林普尔。

同学、家世与居所

您去过中国吗？

达尔林普尔：我于1986年去过中国，当时是为了写《在上都》那本游记。我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直走到中国内蒙古的元上都遗址。算是重走了丝绸之路，把文学和史书里中亚那些曾经的辉煌城市与现状作比较。我在新疆喀什等地待过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北京还是自行车之城。当时要吃西餐的话只有一家，就是马克西姆餐厅。

我读到，您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和安德鲁·罗伯茨、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是同学。现在你们都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同学时代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达尔林普尔：安德鲁·罗伯茨比我们早一届，你知道他的作品《拿破仑大帝》和刚出版的丘吉尔传记《与命运同行》。蒙蒂菲奥里和我当年是竞争对手，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我们都是中年人了，反倒成了好朋友。蒙蒂菲奥里写过一本小说《国王街》（King's Parade），那是他的处女作。国王街是剑桥的一条主要街道。我相信他现在已经不承认那是他的作品了，因为觉得尴尬。不过那本小说很有趣。他把罗伯茨和我都写到了小说里，当然换了名字。他把罗伯茨叫做尼禄，把我叫做湿漉漉·麦克达夫-斯维特尔（Drippy MacDuff-Swittle），这是个捏造的苏格兰名字。这是讽刺小说。如果你知道了小说里的人物的真实原型是谁，就会更显得有趣。小说里可能还有尼尔·弗格森。

您是苏格兰人，斐迪南·芒特的祖先洛家族是苏格兰人，您笔下的在印度生活、工作、战斗的好多英国殖民者、帝国建设者或者“白莫卧儿人”（接受了印度生活方式的欧洲人）也都是苏格兰人。最有名的例子有威廉·弗雷泽，他完全接受了印度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精通乌尔都语，热爱印度的文学和艺术，穿着打扮、饮食起居都是莫卧儿风格，自己也娶了六七个印度太太，同情印度人，不像很多英国人那样有种族歧视，他这样的“白莫卧儿人”是欧洲与印度之间交流的桥梁；詹姆斯·斯金纳是著名的苏格兰和印度混血儿，他的家族在印度有很强影响力；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来自苏格兰；著名的“大博弈”玩家、对阿富汗战争影响极大的英国间谍亚历山大·伯恩斯是苏格兰人……在英印殖民地活动的苏格兰人简直不胜枚举。为什么会这样？

达尔林普尔：因为去印度生活和工作是一场豪赌。非常危险，很可能丢掉性命，或者几十年不能回家。所以，地位非常高贵、非常富裕的英格兰贵族不会想去印度，毕竟风险太大了。但对苏格兰小贵族、小地主来说，如果想出人头地，就会愿意冒这种风险。但如果想去印度，还是需要人脉才能搞到一官半职。也只有手头拮据、没有更好选择的人才会冒险去印度。所以在印度的殖民地文武官员很少有高级的英格兰贵族，而主要是小贵族和中产阶级。他们经济有困难，比如他们的庄园亏损，或者负债；他们有人脉，但不够强，刚好能在印度搞到一个职位。这些人大多没能回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最终客死他乡或者永久性滞留印度。而一旦衣锦还乡，就可以在苏格兰大肆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权贵。很多苏格兰家庭的长子留下继承家业，幼子去殖民地讨生活。我的家族也是这样。

在印度之外的前英国殖民地，情况也是这样。苏格兰人足够穷、有足够的人脉、足够窘迫，所以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美洲、非洲和亚洲殖民地混出一番事业。英格兰贵族往往比较富裕，无需做这样的冒险。

爱尔兰人的情况与苏格兰人类似，但他们往往比苏格兰人更穷，所以在殖民地的爱尔兰人往往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吉卜林的诗歌里经常写到印度兵站里的穷苦爱尔兰士兵。

我在华勒斯典藏馆参观了一个展览，都是波斯、阿富汗和印度的兵器甲胄，这个地方与您的研究写作有什么渊源吗？

华勒斯典藏馆

华勒斯典藏馆的东方军械库

达尔林普尔：你知道华勒斯典藏馆的故事吗？这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富人的藏品，他叫理查德·华莱士爵士，是第四代赫特福德侯爵的私生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栋房子和藏品。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多法国贵族为了生计变卖自己的家私和艺术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英国。华勒斯典藏馆收藏了大量十八世纪法国的装饰艺术品。

东印度公司画派，约1815年

东印度公司画派作品，十九世纪初

不过我今天特意选了这个地方和你见面，因为华勒斯典藏馆和印度有关系。赫特福德侯爵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他的晚年，收藏了大量来自奥斯曼帝国、中东和远东的刀剑、火枪、甲胄等。我在与华勒斯典藏馆合作，明年会在这里办一个“东印度公司画派”（Company style）的画展，展出一百幅印度艺术家的作品。欢迎你来参观。你知道，十八和十九世纪，很多印度艺术家受欧洲雇主（主要是来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委托创作了一批画作，融合了印度拉杰普特和莫卧儿帝国的传统画风，但对透视、立体效果等方面的处理更受西方绘画的影响。“东印度公司画派”特别以描绘动植物的作品闻名。

听说您住在德里古城郊外的梅赫劳利（Mehrauli），被莫卧儿帝国的古迹环绕着？生活在那里是怎样的感觉？

梅赫劳利的扎法尔玛哈尔宫殿遗迹

达尔林普尔：是的，我住在梅赫劳利，是在德里郊外，随处可见历史名胜和遗迹。莫卧儿皇帝的夏宫扎法尔玛哈尔（Zafar Mahal）就在那里。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殖民官员、东印度公司在德里的常驻代表托马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Thomas Metcalfe）在梅赫劳利占据了一座八角形的原莫卧儿帝国陵园，孟加拉民政机关的公务员布莱克将其改建为英国乡村别墅。它周围是令人惊叹的一系列陵寝和清真寺，它们从德里最有名的古代名胜顾特卜塔（Qutb Minar）周围延伸出来。

顾特卜塔曾是世界第一高塔。布莱克为了给他设计的餐桌腾地方而扔掉了陵墓的石板。后来他在斋浦尔被谋杀，据说是因为他没心没肺的亵渎行为遭到了报复。梅特卡夫继续这一不虔诚的工程，建造了莫卧儿帝国风格的花园，一直延伸到顾特卜塔之下，也就是说把顾特卜塔变成了他私人的景致。他将这座从陵园改建成的宅邸称为迪尔库沙，即“心之喜悦”，莫卧儿帝国的游乐场所（比如勒克瑙的那一座）常用这个名字。他在迪尔库沙周围又建造了许多装饰性建筑，比如一座玩具要塞、一座灯塔、一座微型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和一座划船用的池塘。

我在梅赫劳利过着相当田园风光的生活，我有一个养山羊的农场，我自己做山羊奶酪，自己种菜。我的农场自给自足。欢迎你来品尝我的山羊奶酪。

印度大兵变

关于1857年印度大兵变的史书其实不少了，但过去主要是从英国人的视角写，因为英国人留下了大量官方档案、私人书信、回忆录、日记等等。我们很少听到印度人的声音。您的《最后的莫卧儿：一个皇朝的覆灭，德里，1857》一书使用了大量印度人的材料，让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变得更立体。这是前所未有的。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达尔林普尔：我的研究工作有两位合作者，一位是布鲁斯·万奈尔（Bruce Wannell），他是语言学家、作家和旅行家，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王的归程》《白莫卧儿人》里很多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史料的翻译整理，主要依靠万奈尔的帮助，比如《王的归程》里关于阿富汗英雄阿克巴·汗的长篇波斯语史诗，以及阿富汗国王沙·舒贾的波斯语自传。

另一位是马哈茂德·法鲁基（Mahmood Farooqui）。他是作家和导演。他的翻译作品《被围攻者：1857年德里的声音》从德里城居民的视角讲述德里围城战的故事。他协助了我的研究工作。他还复兴了一种古代的乌尔都语口头文学。我和他的合作主要是《最后的莫卧儿》一书。法鲁基是才华横溢的乌尔都语学者。十九世纪的乌尔都语手写材料和今天的写法差别很大，很像速记，今人很难读懂。大量十九世纪乌尔都语史料堆积在德里的档案馆，尘封已久，无人问津。德里有三家大学有历史系，却无人挖掘过这些史料。所以我们非常幸运。

我自己不是出色的语言学家，所以波斯语资料需要万奈尔的帮助，乌尔都语资料需要法鲁基的帮助。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1857年印度大兵变？它是民族起义还是暴动？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读到一些学者的著作，比如剑桥大学的珀西瓦尔·斯皮尔说大兵变的领导人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目标自相矛盾”，他们的追随者“完全不懂得创造新东西”。不少印度学者也同意。R.C.马宗达（R.C.Majumdar）对1857年兵变的批评尤为严厉：“1857-1858年的苦难与流血，不是印度自由运动诞生的阵痛，而是落伍的贵族与中世纪的离心封建主义垂死挣扎的呻吟。”马宗达因对1857年兵变的立场与印度政府发生冲突。他认为，印度自由斗争的起源不是1857年兵变，而是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中产阶级和1905年的孟加拉分治。另一位印度大学者塔拉·昌德（Tara Chand）在关于印度自由运动的史书中，对1857年兵变同样抱有轻蔑的态度，说此次叛乱只不过是“中世纪秩序阻止自己解体、妄图恢复昔日地位的最后一次尝试”。那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看待1857年？它“反动”吗？

达尔林普尔：的确，即便在今天，即便在印度，对如何评价1857年兵变，也有很大的争议。1957年是1857年兵变的一百周年，如何庆祝这个周年的问题让印度人也颇感不安。是的，这被认为是一次民族起义，但它同时也令人尴尬地颇为“反动”。

我认为，1857年兵变不是单一事件，而是错综复杂的多个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叠加。德里和勒克瑙发生了起义。我的《最后的莫卧儿》写到了德里的情况，当地的起义士兵大多来自印度东部，不是德里本地人。所以德里民众不是很认同这些叛兵，对他们没有好感。在勒克瑙，起义者包括本地人，所以那是一场民众起义。

我的观点是，1857年兵变有很强的宗教因素。起义者的宣传里有强烈的宗教言辞。这有点像中国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有宗教的因素。

马宗达和塔拉·昌德认为1857年兵变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事件，这是印度知识界的一种常见的传统观点。但现在的主流意见是，它包含了民族主义。不过，兵变的动机其实很复杂，因为人们打仗的理由五花八门。对不同地点，不同家族和不同个人，起兵反抗英国统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毫无疑问，对英国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因素。

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立着查尔斯·内皮尔和亨利·哈夫洛克的雕像。他俩都是“帝国建设者”或者说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哈夫洛克还镇压了1857年印度兵变。您怎么看？应当推倒这两座雕像吗？

查尔斯·内皮尔雕像

亨利·哈夫洛克雕像

达尔林普尔：印度人最近才刚刚觉醒，才认识到英国在印度的累累战争罪行。他们目前还没有对内皮尔和哈夫洛克的雕像提出意见，但这是迟早的事。这需要更多的教育，也许二十年之后他们会认识到。而英国人甚至更加无知，他们不知道内皮尔和哈夫洛克做了什么。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眼里，广场上只不过是两个老头的雕像。

这种无知的局面最近在改变。有一位政治家和作家沙西·萨鲁尔（Shashi Tharoor），他的《不光荣帝国：英国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用强有力的笔触描写了英国在印度的累累暴行。他这本书不仅唤醒了很多印度人，还震撼了很多英国人。英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观念是洗白过的。

其实最近英国对这个问题有过讨论，有人提出，不应当隐匿和遮掩历史，应当把它放在博物馆里公之于众，但不能为这些战争罪人歌功颂德，不能为他们立碑造像。哈夫洛克毫无疑问是个战争罪犯，他在1857年犯下了恣意屠杀平民的罪行。也许你明年来伦敦时，就看不到他的雕像了。

斐迪南·芒特爵士的《王公之泪：印度的兵变、金钱与婚姻，1805-1905》即将推出中文版，我看到您对这本书的评价相当高：“这是一部汪洋恣肆、结构松散美妙而令人欣慰的老派风格著作，通过一个英国家庭（作者的祖先，法夫郡克拉托的洛家族）的角度来讲述英属印度的故事。……本书写的是1947年英印帝国解体之时英国丧失了什么，以及英国为了建立和维持英属印度而必需的凶暴、残忍、种族主义和战争罪行，其程度令人惊愕。在这个话题方面，我读过不少书，本书是其中的佳作。”

达尔林普尔：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芒特的家族与卡梅伦首相有亲戚关系。芒特的女婿是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芒特来印度看望女儿女婿的时候，我带他参观了德里。我想这启发了他，去写一写自己家族在印度的历史。芒特的祖先是爱丁堡附近的洛（Low）家族，他们的庄园距离我家很近，都在福斯湾附近。洛家族在一百年时间里好几代人在印度担任军官、殖民地行政官员等等，见证和参与了英国对印度的蚕食。其中约翰·洛爵士后来是陆军上将，担任过印度总督的军事顾问，自己也参加过对好几个印度邦国的巧取豪夺。约翰·洛的一个儿子罗伯特在印度从军几十年，是保卫英印帝国的将领之一。要了解英国征服印度的历史，这部书是不错的选择。

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9-1842）与鸦片战争同一时间。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达尔林普尔：英国对阿富汗危机的反应和处置非常缓慢，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同时在集结兵力和资源到香港，准备对华作战。开启阿富汗战争的那个傻瓜，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乔治·伊登，恰恰就是开启鸦片战争的那个人。他做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事情。

印度的传统与现代

《九样人生：在现代印度追寻神圣》里描写了印度的精神生活和非常传统的宗教生活，涉及多种形式的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兰教苏非派等，其中不少故事光怪陆离和不可思议，比如为了追求精神升华而执行绝食仪式的耆那教女尼和触目惊心、至今仍然存在的庙妓制度。但另一方面，印度又有非常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的一面，有发达的软件工业等。作为一个西方人，您如何理解传统（甚至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和现代性的并存？

达尔林普尔：我自从十八岁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在印度生活，所以我已经很熟悉这种情况，不觉得奇怪了。反倒是每次回伦敦更让我惊讶。我的父母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我从小生长在那种环境里，不过我后来就不信教了。但我的宗教背景让我比较能理解和同情各种貌似怪异和极端的宗教实践。当然，摈弃尘世、甚至把自己活活饿死以追求某种精神境界的耆那教徒的故事的确很极端。不过我想，不仅在印度，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包括中国，也都存在这种现代性与传统生活并存的现象。这并没有表面上看去那么奇怪。

《九样人生》写到，低种姓，甚至是“不可接触者”的贱民，可以通过传统的宗教仪式（集娱乐、宗教庆典、治疗、精神抚慰等为一体），比如在宗教节日期间扮演神祇或者吟唱口头流传的史诗，而暂时得到高种姓婆罗门的尊重。您采访的一位舞者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修井工人和狱卒，因为是贱民而不可以和婆罗门喝同一口井的水；然而他扮演起湿婆神之后，却被视为神的化身，得到婆罗门的顶礼膜拜。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怪诞的现象？

达尔林普尔：很多印度人对此也感到不可思议。不过，这些现象都有很强的区域性。比如你说的对舞神的崇拜发生在坎努尔，《帕布史诗》说唱人的传统集中在拉贾斯坦。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了：印度极其多元化，它是整整一个次大陆，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我在印度生活了几十年，还是经常发现让我惊讶的东西。这是印度的魅力所在。

《九样人生》里谈到过现代印度教经历了改革，经历了“罗摩化”，指的是对罗摩大神的崇拜突然崛起，变得格外突出和强势，以至于很多曾经很流行的传统民众崇拜形式都衰微了。我们怎么理解印度教从多元向一元的这种变化趋势？

达尔林普尔：印度教的这些变化是受现代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政治驱动的。《罗摩衍那》被选中作为政治工具。而除此之外有太多印度教的文本，比如神秘主义的，关于爱情或性爱的，都对政治没有价值，所以被忽略和搁置。印度教不是单单一种宗教，而是众多潮流和元素的综合体。我们可以说印度教有许多版本，根据时代、区域和受众群体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别。而政府在努力推行它喜欢的一种版本。萨尔曼·鲁西迪在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里批评过这种受政治操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印度教，他描述得很好：“在拥有一千零一种神的宗教里，他们突然决定，只有一个神是重要的……太愚蠢了。第二：印度教有许多圣书，不是一本，现在却突然间只说《罗摩衍那》。《薄伽梵歌》在哪儿？《往世书》呢？他们怎么敢这样歪曲事实？第三：对印度教徒来说，不需要集体崇拜。但如果没有集体崇拜，这些家伙怎么能集合到他们心爱的暴民呢？于是突然间发明了集体法会，还宣布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一流的虔诚。单一的尚武的神祇、单一的圣书、暴民统治：他们就把印度教文化、它的多元的美与和平，搞成这种乌七八糟的垃圾了吗？”

可否介绍一下您参与创办的斋浦尔文学节？

达尔林普尔：斋浦尔文学节每年一届，完全免费，我每年要半年时间为文学节筹资。除了一些来自欧美的作家之外，嘉宾主要是印度和印度背景的作家。如果要了解当代印度文学，这是个极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