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评段义孚︱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

1938年的战时首都重庆，一位小学生踏着津南村的石板路，穿过杂草丛生的柏树村，一蹦一跳地去学堂，学堂是有名的南开小学。在这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他听到了瓦特和牛顿的故事，得到人生最初的教育，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这位小学生就是日后美国人本地理学的旗手段义孚（Yi-Fu Tuan）。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官宦之家，父亲段茂澜（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国外交干将，在族人段祺瑞的资助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与周恩来熟识。后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回南开大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驻悉尼总领事，从此辗转各国。1945年任驻马尼拉总领事，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1949年任驻法公使及代办，1956年至1959年任“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

段义孚少年时期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播迁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在伯克利期间，段义孚的学术训练以自然地理为主，博士论文是研究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时受文化景观学派大师卡尔·苏尔（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响。段氏毕业之后任职新墨西哥州大学，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气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过，段义孚逐渐意识到地理学重地轻人的弊端，即把人当作理性的客体而非主体。他开始书写关于环境认知、环境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章，发掘地理过程中人的感知，这种探索的结果就是《恋地情结》一书的出版，虽然此书出版于1974年，但是恋地情结最早可以追寻到他1961年的文章。

段义孚《恋地情结》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历史背景，首先是源于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地理学界以空间科学、量化革命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地理学之中人逐渐消退，此消彼长，地却越来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义孚试图重新定义人在地理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揭示地理学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其次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特别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科学与诗意兼备的写作，促使整个社会重新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最后是源于个人的体验。段义孚自少年漂泊时期，就思考人与地的关联，关注人类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中国作为段氏的故土，又有着特殊的意义。1970年在《恋地情结》之前，段义孚著有《中国》一书，来解释人类如何塑造景观，论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时期中国的景观与人类生活，强调技术变革在地理景观中的作用。

恋地情结是关于人与地如何相依的系统研究，这是此书的主线。段义孚将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引入地理学之中，发掘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构建人本地理学，而非实证主义的抽象解释。即通过研究人对环境的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价值观（value），探讨人与地之间的感情纽带。因为感知、态度和价值观三者是有等级的：感知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态度是人面对世界的方式，稳定性比感知更强；而世界观则是概念化的经验，是态度的系统化。因此，此书以递进式论述，先论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种族以及个人的感知，然后是态度，再次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后，从人类宏观历史角度，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模型替代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以及人类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对环境态度的影响。在书中最后部分，段义孚将恋地情结放在城市之中，特别是美国城市之中进行检验。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有许多精彩论断，例如宇宙观的变化影响景观的论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纪的时间观与垂直旋转的宇宙观相互契合，本质上是不断循环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循环的时间观被线性的时间观代替，垂直的宇宙观被平行的空间观代替。与此相对应的是，建筑学和景观学的空间等距变换原理，让位于轴向延伸以及放射性布局的开放空间观。

人的恋地细微而精妙，对环境感知差异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文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感知，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同样的环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中国传统住宅，以墙围住，自成天地，对于中国人而言，象征着安全和稳定，但是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象征着封闭和缺少流动。感知还有明显的阶层性，居住在湖畔的白人中产阶级与城南贫民区的黑人对芝加哥的认知是不可能一致的，同样刘姥姥和妙玉对大观园的感知也有天壤之别。不过，高端人口并不能保证对环境感知胜于低端人口。少年时期，我的家乡有一位博士，常年在外读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回家奔丧，竟然找不到自己生活二十年的村庄，被乡人作为笑谈。可见博士虽有知识，但是对乡土的感知已经不如一位农人。

当然，恋地情结只是人类对环境的一面，人类对于环境还有恐惧的一面。正如段义孚幼年在重庆上学的经历，南开小学实行宇宙主义教育，是一个充满自由和阳光的世界，但是上学路上必经的柏树村则是另一个世界，因常有葬礼，被竹席包裹的尸体和上面放着的一只公鸡，就充满着迷信和恐惧。因此，段义孚对于人与地的追问并未止于恋地，之后又写出《景观恐惧》（Landscapes of Fear, 1979），反映人类在灾害、饥荒、瘟疫、鬼巫、刑法、监禁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环境中的脆弱和恐惧。

在《恋地情结》之中，段义孚的观察多是通过对常识的声明，来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想，从希腊神话到中国历史，从英国哲学到美国社会学，将各学科材料信手拈来，妙手裁剪，行云流水，不漏痕迹，以深厚的人文传统制衡功利性的应用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地理学本身，所以《恋地情结》刚出版的时候一个大学书店将其归类为“天文学和神秘学”。本书博大精深，翻译难度不小，所幸的是段义孚是一流的散文家，文如其人，温润似玉，印证了一句话：最厉害的人是最温柔的。两位译者，用功颇深，翻译精当，但偶有瑕疵，例如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直译为约瑟夫·尼达姆，实在是不应该（193页）。

总之，《恋地情结》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而缔造者段义孚，在此书中重新定义了人在地理学的地位，将人本主义发展成为地理学一种新的知识论。 本书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译本，这个时间也基本符合中美两国人文地理学的差距。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去乡土化气势如虹，无土时代（rootlessness）正在临近，无土时代的恋地情结，对当下中国可能另有一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