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宝贝儿》无疑是曾被各方都寄予厚望的一部影片：院线在首映当日（10月19日）慷慨地给出了23%的排片率，显然是看好女主演杨幂的票房号召力；杨幂本人与“蜜蜂”（杨幂的粉丝），也期待通过这部中小成本的现实主义题材文艺影片，实现演员演技的提升以及明星公众形象的改善；文艺影片爱好者同样很难不对这部由侯孝贤监制、又先后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充满好奇。——然而所有的厚望在影片上映后显然都落了空：电影首周末票房2100余万元，还不及已经上映超过半个月的同类型影片《找到你》；电影在豆瓣网的评分也一路下滑，目前停留在5.7分，离及格线还有一点距离。

不以动机论英雄。不论影片导演刘杰选择杨幂出任女主角是否有商业上的考虑，也不论杨幂接演《宝贝儿》是否有“刷奖”的企图，若要做出对影片具有建设性的讨论，还是应该回归到影片本身。电影暴露出演员表演和剧情创作上的诸多毛病。以就事论事的态度，识别和探讨这些毛病的由来以及可能的改进空间，即使仍只是可以商榷的“一家之言”，总好过情绪化的轻率下结论与“扣帽子”。

表演层面

《宝贝儿》的出场人物有限，主要角色便是杨幂饰演的护工江萌、郭京飞饰演的病儿父亲徐先生以及李鸿其饰演的江萌好友小军。三名演员的表演，多少能看到一些过去表演经验留下的痕迹，但也并不是敷衍了事地重复过去。背后折射出的是演员本人对于表演的理解，以及导演基于角色而对演员进行的调教。从电影导演刘杰接受采访时所透露出的创作理念来看，刘杰不赞同演员对角色进行“设计”和“排练”，更看重临场发挥。这样的创作理念，有利有弊，而在影片里都被明显暴露出来。

电影中表演最为出彩的是郭京飞，这一点观众普遍没有异议。郭京飞本人常年活跃在话剧舞台，台词功底过硬。舞台表演往往需要演员在短时间内快速调动起强烈的情绪。如果过于依赖技巧，便容易陷入一惊一乍的夸张。电影避免演员进行程序化的表演，用的是“折磨”演员的笨办法。电影里徐先生揪心于孩子的病情，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一脸疲倦的神色，不是“演”出来，而是演员数日不眠不休，硬生生“熬”出来的。应该说，这是苦功用对了地方。

另一名男演员李鸿其，其表演效果的达到，既有赖于演员本人的努力，也依靠设计上的“藏拙”，是导演修改角色以适合演员而实现的共赢。演员来自台湾地区，角色被调整为不能说话的哑巴，避免了演员徒劳无功地矫正口音。这一改动也与剧情无缝融合，让江萌与小军之间的感情有了同病相怜的意味。李鸿其是影视行业的新人，作品不多，在《缝纫机乐队》和《解忧杂货店》里，塑造的角色也有与《宝贝儿》里的小军相似的特点：沉闷，倔强，面部表情冷淡。对于这样的性格演员，贴近个人性格特质的角色，塑造起来要容易得多，观众也不容易“出戏”。

电影放手让杨幂饰演的江萌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主角，把电影的成败都押注在杨幂一人的表演上，其实还是太冒险。尽管不能说杨幂的表演绝无大幅改进和提高的空间，舆论对这位“流量明星”还是过苛。影片试图通过化妆、服装，改造杨幂明艳照人的女明星形象。尽管没有故意“扮丑”，大银幕上的江萌，一脸雀斑，穿着打扮平淡朴素，让人相信角色在电影中的社会地位是真实的，而不会被误解是在纡尊降贵地“体验”生活。电影让京籍演员费劲学说南京话，又给角色添上驼背和八字脚的体态设计，都是为了将角色与演员本人形象进行“剥离”，但江萌这一角色的戏份，看似吃重，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戏”，因此也并没能充沛到让观众彻底忘掉演员本人。

演员本人的外形和性格特质，其实与江萌这一角色有共通之处，可惜没有很好地融汇。江萌瘦瘦小小，眼睛黑黑亮亮，透着一股子执拗和倔劲。电影试图通过一些小细节，例如江萌与养母的争执、江萌工作时肢体动作的用力，表现江萌的“犟”。但在重要的争吵戏里，演员台词功底的薄弱让表演大打折扣，要么沦为歇斯底里，要么陷入虚弱无力。在江萌与小军以手代口的交谈中，江萌的手语明显磕巴生涩，面部表情也调动不够充分，让角色给人的感觉不是“倔”，而是“木”。

导演刘杰在平遥国际影展上关于杨幂表演的评论，与早年李少红对于杨幂的评论，也“推波助澜”了舆论对杨幂表演的误解。早年李少红评价杨幂，认为她“下意识地程序化表演”、“不知道怎么过（脑子）”。刘杰亦指出杨幂“拍十条能一模一样”。刘杰善意地认为这是杨幂过多出演电视剧所造成的“职业病”，没能进一步挑明这些电视剧本身也并不看重和依赖演员的表演，甚至排斥演员做个性化的尝试。演员在肥皂电视剧里所积累的程序化表演技巧，在大银幕上无用武之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演员进行电影表演时要彻底放弃过去的技巧，更不意味着演员不应对角色做针对性的“设计”和“排练”。

对比《找到你》里姚晨、马伊琍的表演，以及《宝贝儿》里杨幂的表演，很明显能看出《找到你》里的角色经过精心设计，情节有适合演技发挥的“爆点”；而《宝贝儿》的情绪冲突，则不够激烈，也不易激发观众共鸣。

《找到你》用姚晨饰演的李捷在垃圾堆里找寻女儿作为开场戏。在这一场戏里，演员披头散发，嚎啕大哭，情绪濒于崩溃。这当然是程序化的表演——观众在国产婆妈剧甚至琼瑶剧里能看到大量类似的处理方式。但在《找到你》的剧情设定里，这样的程序化表演是可以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宝贝儿》里江萌与徐先生争辩婴儿的救治，观众置身事外，自然只会认为江萌是在无理取闹，强作“圣母”。——这是剧情对演员表演的拖累。

《找到你》里大部分时候以卑微形象出镜的马伊琍，观众认可其看上去麻木、呆笨的表演风格，亦是建立自剧情大量铺垫命运对角色性格挫磨的基础上。《宝贝儿》里江萌的生活困境，是茶米油盐的家长里短，平淡琐碎，无助于短时间内积累起观众对江萌的认同。该片试图对故事持冷静抽离的态度，克制煽情冲动，但江萌争夺婴儿的举动本身就是极端化的。电影未能给这一极端化的举动配合相应的极端化情境，显得江萌的“壮举”突如其来，强人所难。

江萌是与演员的真实生活差距颇远的角色。演员无从借力自身的生活经验，导演也缺乏类似于指导郭京飞时的有效“折磨”手段，没能反复锤炼演员到理想的角色效果。影视表演未必要求演员全身心“成为”角色，但至少应让演员被调动起来的情绪，贴近角色情绪。《宝贝儿》里杨幂的表演，问题不在于情绪是否充沛，而在于情绪未能与角色达成共鸣。

《宝贝儿》在外媒得到不少好评，而在国内遭受颇多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国内观众对演员过于熟悉。郭京飞如果不是全程紧绷着表演，或许也会让部分观众联想到演员本人在微博上的“逗比”形象，而不时“出戏”；杨幂更是被过去的荧幕角色所累。女演员寻求转型，如果不能“改头换面”的大“颠覆”出演，例如查里兹·塞隆出演《女魔头》，又例如希拉里·斯万克出演《男孩别哭》，最好还是先尝试在角色和个人形象之间找到折衷的过渡，例如赵薇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饰演的女厨师，是对过去角色的转型，但大大咧咧的性格特质，仍然是一以贯之的表演风格。杨幂演出了江萌性格中倔强不服输的部分，没有演出其内心自卑敏感的一面，这是表演里最主要的减分因素，但是板子也部分要打到剧情不够凸出人物这一毛病上。剧情片不是纪录片，只给剧情大纲，让演员依靠情境临场发挥，难免会让演员无所适从，或失之夸张，或失之寡淡，最后也失掉了生活的质感。

剧情层面

《宝贝儿》的主线剧情直截明了。围绕着主线剧情，枝枝蔓蔓出更多副线剧情的讨论，包括江萌与养母的母女关系、江萌的职业选择、江萌的婚嫁问题等。电影抛出问题，而并不试图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影片有极佳的视角切入点，即江萌本人的弃婴身份和残疾人身份，但这一身份设定更多地在推动副线剧情的发展，而没有在主线剧情里得到最充分和最恰当的运用，仅仅成为了婴儿争夺中单薄苍白的言语控诉。

观众在副线剧情里看到江萌与养母的母女关系，既亲密又隔阂；也看到江萌并不具备随心挑选工作的职业技能；福利院为江萌介绍相亲对象，出发点是经济层面的；小军主动向江萌提议搭伙过日子，抛出的好处也是“省钱”。诸如此类的剧情，无不是在强调江萌作为社会底层普通人，生活中的捉襟见肘。这样的小人物，会做出“夺婴”的举动，一定需要超出寻常的理由。江萌本人的弃婴身份和残疾人身份，让她对病婴有超乎常人的同情心。但这份同情心尚不足以支撑起江萌近乎歇斯底里的举动。人物需要同时有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江萌的外在压力是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内在动力是其对个人存在价值的求证。这份求证推己及人，变成了江萌对病婴生命的看重，但同样构成了对他人生活的侵犯。——这是影片剧情里道德困境的由来之一。

电影无意挑起大众关于医患纠纷和医疗费用的敏感神经。影片里徐先生一家人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固然有金钱上的考虑，但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宝贝儿》面临的并非《我不是药神》里“穷病无药可医”的困境，而是病婴生存质量在现有医疗手段下难以得到保全的困境。电影对生死问题的讨论，本质上仍然是在做收益成本分析：徐先生一家人认为即使继续救治，换来的也不过是孩子未来低质量的生活水平，不如让孩子早早解脱；而江萌显然认为活着高于一切，低质量的生活水平也好过生命的戛然而止。——双方所秉持的对立的生命认知观念，本就难于调和。

影片抛出的道德困境，根源在于病婴本身的“失语”。拉扯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决定是为病婴好（For his or her own good）。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一般不视尚未出生的胎儿为有独立生命权的主体，因此孕妇通常享有自主决定堕胎与否的权利；而尽管对于“安乐死”存在争议，公众亦认可一个有清醒意识的成年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罹患绝症），有自行决定是否终结生命的自由意志。婴儿的特殊性在于，既拥有完整且独立的生命权，又必须依赖外界的照顾以维系生命。因此，尽管生命权属于婴儿，但生命权的保障，彻底依赖于婴儿的看顾者，而看顾者承担的责任，只能是有限责任。

江萌指责徐先生一家对婴儿的放弃治疗是不负责任，实质是认为徐先生一家对婴儿应承担起无限责任。在警方指出徐先生一家拥有对婴儿治疗方案的绝对决定权后，江萌做出了偷盗婴儿的举动。这一举动的实质，是江萌认可若监护人失职，他人有从监护人手中剥夺监护权的权力。江萌充当的是打抱不平的游侠角色。然而这一角色在现代社会是游离于社会制度之外的。江萌所指责的徐先生一家的“失职”，即便成立，也最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不构成江萌可以越俎代庖的充分理由。江萌会让观众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键盘侠”和“圣母婊”，区别在于江萌不仅仅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但无论是江萌，还是江萌抱以希望的福利院，都承担不起代养病婴的责任，也并不占据可以理直气壮干涉婴儿父母决定的道德高地。江萌更无法设想婴儿长大后不满意于自己生存状况的这一可能。江萌基于一腔孤愤所做出的举动，事实上进一步将自身、也将徐先生一家人陷入两难的境地。

电影以徐先生一家人的妥协而达成矛盾双方暂时的和解。婴儿被重新接回家，江萌也重新谋得一份生计。作为影片的尾声，徐先生再度探访江萌，道出婴儿离世的消息。双方相视沉默，在这一瞬间达成对彼此的理解。这是电影剧本写得最好的部分。毕竟，事件双方并不构成本质上的敌对。对病婴命运的关切使本不会有交集的两人结成共同对抗命运的同盟，即使这一对抗注定徒劳无功。《宝贝儿》是小人物命运的平地波澜。波澜之后，生活仍得继续。

《宝贝儿》呈现给观众一幅太过沉重的生死图景。观众对影片难言满意，原因不在于《宝贝儿》给出的答案是垂头丧气的，而在于观众无法真切地从影片里感受到人物面对命运时的挣扎与悲勇。败给命运当然可惜，但并不可耻。《宝贝儿》没能让江萌成为那个阻挡风车的堂吉诃德，有演员表演上的力有不逮，也有剧情编排上的不够深入。但影片如能激发观众对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总归还是电影的人文关怀照进现实。毕竟，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而依然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