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的见证者：建在那不勒斯的中华学院

在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那不勒斯，有一座“中华书院”（collegio dei cinesi）。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初，是西方第一所教授中文、传播中华文化的教育机构，当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近年来，随着中意人文交流的不断加强，意大利有关部门对书院旧楼进行了修缮。在尘封了百余年之后，这幢历史建筑于2018年重新焕发生机。今年，恰好在意大利访学的我迫不及待地约上当地友人，只为一睹其真容。几年前，笔者曾奔赴那不勒斯寻找书院旧址。只不过，因建筑物年久失修，彼时的书院一直大门紧锁。据友人介绍，当地政府为书院的修缮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喧嚣的那不勒斯街头，我们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当车缓缓驶出老城中心时，迎面而来的是曲折向上的山坡小路，宁静且悠长。这便是传说中的“华人坡”（salita dei cinesi），与之相邻的是“马国贤路”（via Matteo Ripa）。望着车窗外的美景，我和友人难以掩盖内心的激动。正如19世纪德国学者卡尔·奥古斯特·梅叶尔（Karl August Mayer）在《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Neapel und die Neapolitaner）中所记载的那样：“中华学院建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山坡上面，风景很是美丽”。

远眺中华书院

俯瞰那不勒斯老城

中华书院彩绘图

华人坡

马国贤路

当车行至“华人坡”时，我们决定下车步行，沿着古人的足迹继续前进。在路的尽头，我们惊喜地发现了焕然一新的中华书院，与记忆中那幅萧索凋零的破败景象形成对比。进入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拱上方的“圣家”二字。在当地人的口中，“中华书院”又称“圣家书院”（collegio di sacra famiglia），其创始人是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

书院入口处的“圣家”字样

修缮前和修缮后的书院外墙

修缮前和修缮后的马国贤雕像

修缮前和修缮后的书院内部

内部细节，“圣家”二字

1707年，意大利人马国贤受罗马教皇的委托，踏上了前来中国的旅程。经过两年多的辗转，他成功抵达澳门，并在这里遇见了教廷首位访华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此时，正值“中西礼仪之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多罗特使受到教皇委派访华，旨在调查“礼仪之争”，平息不同传教士之间的纠纷，试图与清廷建立一种更为“官方”的联系（corrispondenza）。然而，基于对“中西礼仪”的不同理解，双方产生了分歧。无奈之下，康熙皇帝一方面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领“票”，遵守“利玛窦规矩”，即“文化融合”策略，发誓永不复回西洋；另一方面又希望招贤纳士，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传教士为其服务。由于深谙西洋绘画技巧，加上教廷特使的举荐，马国贤很快被召见进宫。

“票”，图片引自笔者专著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Rome: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10—1723年，马国贤以画师、翻译等身份在清廷服务。期间，他将西方油画和铜版画技法传入中国，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画卷，如《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目前，这组铜版画在全世界仅存四套。作为翻译，马国贤的高光时刻发生在1720年。那年11月29日，俄国彼得大帝的使臣伊兹马伊洛夫（Leon Vasilevich Izmailov）携90随从抵京。马国贤成为康熙皇帝钦定的6名译员之一，负责与俄国使节交涉。根据马国贤的回忆录（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 C. scritta dallo stesso fondatore M. R. e de’ viaggi da lui fatti, II, Napoli 1832）记载，俄国使臣通晓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点拉丁文，其出使目的在于“增进两国友谊，推动双边贸易，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同年，马国贤还陪同康熙皇帝接见了教皇派往中国的另一位重要使臣嘉乐（Carlo Ambroggio Mezzabarba, 1685-1741）。这位新特使的任务在于继续推进多罗所未能完成的使命，并就礼仪问题再次与中国交涉。然而，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教廷与清廷的第二次官方接触仍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也引发了马国贤的身份认同危机。多年前，作为教廷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曾宣誓要捍卫教皇的绝对权威；而如今，作为清廷的“官员”，又须服从皇帝的崇高旨意。这种两难的境地在康熙去世后不断加剧，逐渐燃起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1723年，马国贤决心返回欧洲，创办中华书院。他认为，只有通过培养真正兼容并蓄的人才，才能克服语言、文化上的隔阂，推动中西间的交流。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活计档》雍正元年（1723年）记载：“十月十一日，西洋人马国贤因父及伯父、叔父相继病故，奏为恳恩给假事。奉旨：准他去。钦此。”临行前，雍正的第16位兄弟庄亲王还赠予马国贤两匹骏马、贡缎和一些工艺品，并允许他携带4名中国学生和1位老师前往欧洲。经考证，这4名中国学生分别是：谷文耀，字若翰，古北口人，1701年生；殷若望，河北固安人，1705年生；黄巴桐，河北固安人，1712年生；吴露爵，江苏金山人，1713年生；而那位老师则是王雅敬，江苏川沙人，1693年生。就这样，马国贤告别生活十余载的中国，从广东经伦敦返回了意大利。

马国贤与中国学生，背景中依稀可见“中华书院”，图片源自那不勒斯历史档案馆

绘画中的中国面孔，是第一批跟随马国贤来欧的两名学生，由18世纪那不勒斯画家Antonio Sarnelli创作

两名中国学生的形象还出现在了书院中另一幅名为“圣家”的宗教题材绘画当中，画作同样出自Antonio Sarnelli之手

1724年，中华书院的雏形在那不勒斯诞生。1732年4月7日，教皇克莱蒙十二世颁布通谕，正式承认了该书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那不勒斯恰好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成立之初，马国贤得到了查理六世（Charles VI, 1685-1740）的支持，后者愿意每年提供800杜卡特币的资助。此外，查理六世的姐姐、奥属尼德兰总督玛丽亚·伊丽莎白（Maria Elisabeth von Österreich, 1680-1741）也以个人名义捐献了200弗罗林币，大大解决了书院初期的财务危机。关于书院，除了培育传教士外，另一大使命便是培养翻译人才。在早期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为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服务。这是一家以南部尼德兰奥斯坦德为中心，由查理六世颁发贸易特许状，全名为“皇家特许奥斯坦德”的贸易公司。借助书院的译员，奥斯坦德公司于1722年投身对华贸易，通过茶叶生意繁荣一时，成为英、荷等国的重要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庞大的使团访华，其身边的译员同样来自中华学院。他就是李自标，1760年出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自幼跟随其师、陕西渭南人郭元性（1718-1778）来那不勒斯学习。实际上，马戛尔尼一行是先在英、法两国寻找翻译未果之后，使团副使老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才匆匆赶往意大利。

在罗马教廷传信部历史档案馆中（Archivio di Propaganda Fide, 简称APF），笔者发现了一封书信，是马国贤的继任、中华书院第三任院长弗朗西斯科·马塞（Francesco Massei, 1713-1800）写给时任教廷传信部部长莱昂纳多·安东内利（Leonardo Antonelli, 1730-1811）的，落款时间为1792年3月17日（APF, CCN, b.12, ff. 131r-131v）。在信中，马塞表示：“作为英国访华使节，马戛尔尼十分渴望从书院中挑选两名中国学生，陪同使团旅行至澳门，在旅途中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为此，英国驻那不勒斯的公使威廉姆·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 1730-1803）多次尝试说服我们，而老斯当东先生更是亲自登门拜访，希望挑选合适的学生带回伦敦，再从那儿前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已知文献不同，罗马教廷传信部收藏的档案显示，英国使节在那不勒斯从未提及寻找译员，而是“中国事务专家和中文老师”（esperti di cose cinesi ed insegnanti di lingua sinica）。此外，马塞还表示，英国人承诺“书院学生一旦抵达澳门，就会脱离使团，各奔东西”。

谈到当时的罗马教廷，对于英国的态度可谓是颇为友善。在传信部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文献中（APF, Lettere, vol. 262, f. 143）笔者发现，1792年3月24日，莱昂纳多·安东内利部长专门致信时任北京教区主教、葡萄牙人汤士选（Alexandro de Gouvea, 1787-1807）。在信中，安东内利指出，英国将派遣使团访华，“请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来华人员中包括柯宗孝和李自标两名中国人，皆属于那不勒斯的中华书院”。关于柯宗孝，我们知道他在抵达澳门后如约离开了使团。至于李自标，他却跟随了马戛尔尼。根据教廷档案，或许我们可以猜测，李自标前往北京，大概率是出于个人选择。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认为：“历史事件中翻译人员往往默默无闻，实际上却在谈判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是在19世纪以前，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不仅担负着跨文化中介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叙述。”的确，译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更要懂得如何“周旋”于两种文化。当然，上文提到的李自标只是中华书院众多留学生中的一名。据考证，自书院成立后共培养出中国本土学生106人，他们来自直隶、顺天、江苏、四川、湖北、广东、陕西、山西、福建、甘肃、山东、湖南、河南等十余个省份。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学成后选择了归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东西交往的一段佳话。

自1724年至1868年，中华书院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培养出了大量人才，在欧洲对华关系、国际汉学、东方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初，那不勒斯处于法国统治之下，拿破仑甚至设想将书院搬迁至巴黎，因为英国使团仅在意大利找到中文译员一事震惊了欧洲朝野。1868年意大利统一后，中华书院改名为“皇家亚洲书院”，增加了俄罗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教学。1878年，时任意大利教育部长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推动教育改革，书院又新添了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和现代希腊语等语种。1888年12月，“皇家亚洲书院”改名为“东方学院”，为中意间的对话输送了大批翻译人员、海关职员和外交官员。1946年，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东方学院”的名称正式变更为“东方大学”，至今引领着该国汉学研究的潮流，续写着中意友谊的新篇章。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校徽，如今仍保留着创始人马国贤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