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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想要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2023-12-07 19: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爱丽丝·门罗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她也是第一位加拿大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

1968年，37岁的门罗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讲述加拿大乡村小镇各个角落的生活片段，探索青春的回忆、亲密关系的真相和女性遭遇的各种隐秘的挫折。

下文摘选的是其中的名篇《办公室》。苏童说，《办公室》的叙事“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学‘不问出处’的温暖，它只与具体的扎实的生活有关”。

本文摘自爱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县文海姆镇，代表作《快乐影子之舞》《逃离》。2013年，门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加拿大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

办公室

文 | 爱丽丝·门罗

一天晚上，我在熨衬衣时想到了一条解救自我人生的出路。这条出路简单却大胆。我丈夫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走进去对他说：“我想我应该有一间办公室。”

这听起来简直是异想天开，就连我本人也这么觉得。我要一间办公室来做什么？我已经有了一栋房子，它舒适宽敞，面朝大海；不论吃饭、睡觉、沐浴还是聚会，它都提供了合适的空间。我还有一个花园；一点也不缺地方。

不是这样的。不过对我来讲，公开说出如下的话可不容易：我是个作家。这听上去不大好。太夸张，也太虚假，至少难以让人信服。换个说法吧。我写作。这么说是否会好些呢？我努力尝试写作。这下就更糟了。虚伪的谦逊之态。那该怎么说呢？

无所谓。不管我怎么说，这些言辞都创造了一种沉默的空间，成为暴露隐私的微妙时刻。但大家还是挺客气的，沉默很快就被那些关切友好的言辞化解了，他们五花八门地讲了好多表示赞赏的话，什么“这太了不起了”“对你来说可真是件好事”“噢，这太叫人感兴趣了”。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向我寻根究底：你在写什么呀？小说，我回答。直到这时，我一直都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多少有点轻率地忍受着这种屈辱，这在我是很少见的，他们那种可以被察觉到的惊愕又总是一再被这些现成和圆滑的客套话所掩饰——不过，用来安慰人的漂亮话至此也就用尽了，他们最后只能说一声“啊”！

这就是我想要一间办公室的理由（我对我先生说）：在里面写作。我立马意识到，这听上去像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一次罕见的自我放纵。谁都知道，写作得要一台打字机，或者至少得有支铅笔、一些稿纸、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在我卧室的一隅，这些东西我全都有。可是眼下我还想要一间办公室。

即使真的有了一间办公室，我会在里面写作吗？这一点就连我自己也不太有把握。说不定我会坐在那里，眼睁睁瞪着墙；纵然如此，我也是乐意的。我喜欢的恰好就是“办公室”这个词的发音，它显得庄重、静谧、举足轻重且意味深长。不过，我并不想对我丈夫提及这一点，所以我干脆做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辩解，据我回忆，我是这样向我丈夫陈述理由的：

对男人来说，家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工作场所。他可以把工作带回家来做，有地方专门为他腾出来；整栋房子也得跟着重新安排，使他对周围的环境尽可能满意。不论是谁，一眼就能看出他在这里工作。他不需要接电话，不需要寻找丢失的东西，不需要为哭闹的孩子操心，也不需要去喂猫。他可以关紧房门。假设（我是这么说的）一个当妈妈的，她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孩子们明明知道她就在里面，那会怎么样呢？对孩子们来说，光是想想都难以容忍。一个女人，愣愣地坐在那里，茫然地凝视着一片不属于她丈夫和孩子的地方，这往往会被看作有违人情。所以一栋房子对女人来说是不同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样，男人可以走进房子，办完事了就从房子里出来，而女人就是这栋房子本身：两者密不可分。

（这都是实话，尽管像往常一样，为了争取一些我恐怕不该得到的东西时，我总是加强说话的语气和情绪。在某些时候，多半是在春天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里，冷冰冰的球茎正含苞待放，远处的光线太过黯淡，还不足以漂泊过海。我已经打开了窗户，感觉整栋房子都缩回成一大堆木材、塑料和那些构成它的简陋材料。房子里的生命也消退了，只留我暴露在外，两手空空。但我体会到一种猛烈而无法无天的颤抖，那是由自由带来的，由一种残酷而完美到我如今难以承受的孤独所带来的。这时我才知道，在其余的时间里，我总是受到庇护和阻碍，始终感到温暖而被束缚着。）

“要是你能找到一间够便宜的房间，就去吧。”这就是我丈夫对此的全部答复。他不像我，他对任何事都无须多加解释。你常常能听到他说“他人的心就像一本合着的书”这样一类的话，事后也没有收回之意。

在当时，连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愿望难以达成。在我看来，这个愿望说到底实在太不合理了，他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同意。若是我想要一件貂皮外套，或者一条钻石项链，几乎都要容易些——这些才是女人要的东西。孩子们得知我的计划后都明显怀疑起来，对此事也并不上心。可我还是来到了离我们家两个街区远的商业中心，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注意这儿，我看到一幢大楼的门窗上贴着几张“出租告示”，但并没有想过它们会和我有关。大楼里面开设着一家药房和一家美容院。登上楼梯时，我有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租用办公室这样的事肯定很复杂：你不能只是敲敲空房子的门，等着有人放你进去；要想办成这样的事，得通过一些渠道。再说，房东的要价往往也高得吓人。

然而事实证明，我甚至连门都没敲一下，一个女人就从一间空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她拖着一台真空吸尘器，用脚把它推过大厅，朝门口走来，很明显，那大厅通向大楼后部的公寓。她和她丈夫就住在这套公寓里，他们姓马利。他们就是这幢大楼的业主，想把大楼的办公室租出去。她对我说，刚才正在打扫的那几间屋子是留给一个牙科医生做办公室用的，所以我不会感兴趣。不过她愿意带我去看看另一个地方。她把吸尘器放到一边，拿来了钥匙，请我到她的公寓去。她说她丈夫不在家，我不明白她说这话时为何要叹气。

马利太太头发乌黑，相貌精致，大约四十出头，虽然衣着邋遢，但风韵犹存；她薄薄的嘴唇上抹着鲜润的口红，看上去娇嫩而肿胀的双脚上穿着一双粉红色羽绒拖鞋，随性地体现了她的女性气质。她总是逆来顺受，身上散发着一股疲惫而忧心忡忡的气息，这说明她一生都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时而精力充沛，时而脾气乖戾，时而喜欢黏人。关于这一点，我究竟在开始时看出了多少，日后又明白了多少，这当然很难说清。不过我确实认为她不会生孩子，生活的重担不允许她有孩子，不论是什么重担都不允许，这一点我没有看错。

我所在的等候室显然是间客厅兼办公室。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摆放在桌面、窗台和电视机上的船舶模型——大型帆船、快速帆船和“玛丽女王号”游艇。没有船舶模型的地方放着盆栽植物和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所谓“男性”装饰品—瓷鹿头、青铜马以及用笨重的、有纹理的材料制成的闪闪发亮的大烟灰缸。墙上挂着好多嵌在镜框里的相片和学位证书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一张是狮子狗和斗牛犬的合影，它们分别穿着男性和女性的服装，沮丧尴尬地摆出一副亲热的姿势。照片上横着写有“老朋友”三个字。不过，整个房间里最为突出的是一张嵌在镀金相框里、有专属灯光的肖像：这是一个长相英俊、满头金发的中年男子，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身穿西装，看上去十分富态，红光满面又惬意。我还得补充一句，也许这是我事后才认识到的，这幅肖像也明显暴露出这个男人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中心神不宁、缺乏信念，他这样持不懈地向所有人展示着自己，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祸患。

马利夫妇不重要。我一看到那间办公室就想要它。它比我所需要的大一些，被分隔成目前这个格局，倒是挺适合做医生办公室的。（马利太太遗憾但又含糊地说，原先这里有过一个按摩师，在离开了。）墙壁阴冷而光秃，颜色白中带灰，以免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既然马利太太坦诚地告诉我当下这里显然没有医生要来，过去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来过，我便提出月租二十五美元的价格。她说她得和她先生商量一下。

第二次来时，他们接受了我提出的租金，同时我也见到了马利先生本人，我又把对他妻子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我不会在正规上班时间里使用这间办公室，只是周末或晚上偶尔用一下。他问我租这间办公室做什么用，一开始我还在犹豫是否应该告诉他要在这里做速记，但后来我如实相告。

他愉悦地听进了我的回答。“啊，你是一位作家。”

“嗯，是的，我写作。”

“那么，我们会尽力保证你能舒服地待在这里，”他爽快地说，“我也是个有很多爱好的人。所有这些船舶模型都是我在业余时间里制成的，它们可以让我终日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每个人都得有个放松神经的消遣。我敢说你也一样。”

“差不多。”我坚决赞同，甚至为他用并不较真的宽容态度来看待我的行为一事而感到宽慰。至少他没有问我的孩子们由谁来照看，我丈夫是否赞成，我原以为他八成会提出这些问题。十年，或许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已经征服了照片中的这位人物，使他得脾气温和、体态臃肿。他的臀部和大腿上惊人的脂肪堆积让他做什么动作都喘着气，肥肉好像被抖动的枕垫，让他像家族里的女长辈一样行动不便、周身不适。他头发上和眼睛里的光泽都已消退，面容模糊，原先那种最突出的和蔼可亲的表情也已消失殆尽，最后成了一个卑怯谦恭、常年疑神疑鬼的人。我没有仔细观察他。我犯不着为了租一间办公室担负起结识更多人的责任。

周末我搬了进来，没让家里人帮忙，尽管他们肯定乐意出力。我带来了我的打字机、一张折叠方桌和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小木桌，我在小木桌上放了一个电炉、一个水壶、一罐速溶咖啡、一把匙子和一个黄茶缸。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心满意足地打量着光秃秃的墙壁，思忖着这些精简又必需的家具给我带来的不算昂贵的尊严。何况还显而易见地减少了大量打扫、清洗以及擦拭的麻烦呢。

马利先生看了这番境况却不太愉悦。在我安顿好之后不久他就来敲门了，说有几件事要向我说明一下——我不用房间外的那盏灯，所以得拆下来，还有暖气片和如何使用窗外遮篷的事，等等。他以忧郁而神秘的眼神环视着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然后说，这地方对一位女士来说实在太不舒服了。

“对我来说这儿足够完美了。”我说，我本想说些让他丧气的话，但没这么做，因为我对那些莫名不太喜欢或者干脆不想认识的人总要讲点情面，有时还要故意装得彬彬有礼，傻乎乎地希望这样他们就会乖乖地走开，不来烦我。

“你坐着等待创作灵感来临时，需要一把舒服的安乐椅。我楼下地下室里就有一把，自从我母亲去年去世，存放在那里的东西五花八门的。地下室的角落里还放着一卷地毯，它白白搁在那里，对谁都没用。我们可以把这地方好好收拾一下，让它对你来说更像自己的家。”

不过说真的，我说，说真的，我挺喜欢它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你想挂窗帘的话，材料的费用我来付。这儿总得有点色彩才好，我担心你老在这儿坐着会不会闹出病来。”

哦，不会的，我笑着说，我保证不会生病的。

“你如果是个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女人要的东西总是得舒服一点的。”

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到窗前，透过活动百叶窗的板条，俯视星期日空荡荡的街道，借此避开他那张大胖脸，那一副指责人的脆弱模样。我试着用一种很冷淡的腔调说话，我在自己的脑海里能听到这种腔调，但要我从这张胆怯的嘴里发出这种腔调可就太难了。“马利先生，请您别再为这件事纠缠我了。我说过这儿很适合我。我想要的都有了。谢谢您告诉我灯的事。”

这话的效力让人震惊，足以让我抬不起头来。“我真没想要纠缠你，”他一板一眼地说，语气冷淡而忧伤，“我只是为了让你舒服一点才提出这些建议的。假如知道我碍了你的事，我早就走开了。”他走后，我觉得舒畅多了，甚至还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有点兴奋，尽管依然为事情结束得如此轻松而心怀愧意。我跟自己说，对他这样的人，迟早得给点难堪，从一开始就让这类事了结更好。

接下来的周末，他又来敲我的房门。他谦逊的表情过于夸张，简直足以看成是对我的嘲笑，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那种谦逊又是真的，反正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我一分钟都不想耽误你，”他说，“我从没想要当个讨厌鬼。我只是想来告诉你，上次冒犯了你我很抱歉。我特来向你致歉。我带来了一件小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他带来了一盆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叶片光滑、茂密，花盆用粉色和银色的箔纸裹着，显得过分考究。“说真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这盆植物放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我可不想在你我之间造成反感。都怪我不好。我考虑过了，你也许不会接受家具，但一小盆长得挺讨喜的植物又有什么呢，它会为你的房间增色不少。”

此刻，我不可能告诉他我不想要植物。我讨厌室内盆栽。他还告诉我怎样照料这盆植物、隔多久浇一次水等等。我向他道了谢。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在他的道歉和礼物的背后，他心里肯定明白我的手足无措，甚至为此而暗暗高兴，这点让我非常不爽。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反感”“冒犯”“道歉”。我一度试图打断他，我本想告诉他，我早就在自己的生活里准备好一块地方，不让好感或反感之类的东西闯入，而且事实上在他和我之间压根儿就没有必要讨论什么感情不感情的。可是话到嘴边，又完全说不出口。我怎么能在公开场合同一个一心想跟我表示亲昵的人发生正面冲突呢？再说他那盆用光面纸裹着的植物也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仿佛我们之间种种不愉快的分歧已经全被撇在了一边。

“哦，跟平常差不多。” “那好，要是你写作时缺素材的话，我这里有的是。”停顿。“可我猜我在这里一定耽搁你不少时间了。”他用一种令人厌恶的轻松语调说。这是一次考验，而我竟败下阵来。我微微一笑，两眼被那盆异常动人的植物给吸引住了。我回答说不要紧。

“我刚才正好想起了那个家伙，那个在你搬来之前住在这儿的按摩师。你都能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了。”

我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两只手也不再去把玩那串钥匙。如果说胆怯和伪善是我的两大恶习，那么好奇心无疑是第三个。

“他在这里干得不赖。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按摩’方法比书上列得还要多。哦，他哪儿都‘按摩’。他搬走之后，我就上这儿来了。你猜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隔音设备！整个房间全隔音的，这样他在进行‘按摩’时就不会打扰别人了。你坐在这里写书的这间办公室正是他那个房间。

“我们刚开始知道这事情是因为有天一位女士来敲我家的门，希望我能给她一把他办公室的钥匙。他把自己锁在房里不见她。”

“我猜他对治疗那个女人的特殊病症感到不耐烦了。我估计他大概觉得他一直都在为她的病忙个不停，时间也够长的了。你知道，这位女士年纪也不小了，而他还只是个青年男子。他有一个年轻的好妻子和两个你肯定乐意见到的最漂亮的孩子。如今世上总是会发生一些肮脏的事。”

我费了些时间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他对我说起这件事并不只是为了说长道短，而是以为作家一定会对这类事情特别感兴趣。在他的观念里，写作和淫荡之间一定有某种隐隐约约、耐人寻味的联系。尽管这种观念似乎是如此过时，如此幼稚，也不值得我浪费精力去驳斥。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他，我必须避免伤害他。我之前以为只要言行粗鲁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那真是犯了个大错。

下一件礼物是一把茶壶。我坚持说我只喝咖啡，让他把茶壶送给自己的太太。他却说茶更能安神，还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跟他一样，也是个神经紧张的人。茶壶的表面有一层金色涂料，还有玫瑰花图案，纵然它的外观极其丑陋，可我知道它并不便宜。我把它摆在桌子上。我也继续照料那盆植物，它在我房间的一角俗不可耐地茁壮成长。我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又给我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废纸篓，八面全写着汉字；他还给我那把椅子买了个泡沫橡胶靠垫。我鄙视自己屈服于他的讹诈。说实在的，我甚至一点也不怜悯他；但我就是摆脱不了他，摆脱不了他那种谄媚的欲望。他本人也很清楚我的容忍是被他收买过去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一定还因此而恨我。

他在我办公室里赖着不走的时候，就跟我聊起他的身世。我立即意识到，他在我面前吐露自己的人生显然是希望我把这些写下来。当然，他也许曾向很多人谈起过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对我唠叨这些生平琐事似乎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需求，甚至是一种迫切的渴望。他的一生跟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坎坷不平的；他以前信得过的人也曾辜负过他，他所依靠的人也曾拒绝向他给予帮助，那些受过他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的密友也曾背叛过他。其余一些人，只不过是些陌生人和过路人，有时也无缘无故地以各种新奇独特的方式折磨过他。有时他甚至还受到过生命威胁。此外，由于他的妻子体弱多病，脾气反复无常，这也很伤他的脑筋。他能做些什么呢？他扬了扬手说：“事情怎么样你看得很清楚。不过，我到底还是活下来了。”他看向我，期盼我会同意他的这一说法。

我开始习惯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打算不发出一点声响地用钥匙打开房门；这样做自然很蠢，因为我没法不让打字机发出声响。我的确考虑过干脆手写算了，并且还不停地想拥有那个该死的按摩师的隔音设备。我跟我丈夫谈过这个问题，他却认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告诉他你很忙，丈夫说。实际上，我确实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他每次来到我的门前总要带些小礼物或送点什么东西，他问我一切可好，我回答说，今天我很忙。啊，那么，他说，他绝不耽误我一分钟，说着就轻易地穿门而入。正如我曾经说过的，他其实一直都明白我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是多么怯懦地想要摆脱他。他明明知道，却毫不在意。

一天晚上，我回家后突然发觉一封打算寄出的信落在了办公室里，于是返回去取信。我从街上就看到我办公室的灯亮着。接着，我看见他正弯着腰趴在我的折叠桌上。显而易见，他晚上总到我办公室里来读我写的东西！他在门边听到了我的声音，到我进门时，他正拎起废纸篓，对我说他觉得应当替我收拾一下东西。他马上就离开了房间。我什么话也没说，只知道自己正因愤怒和满足而颤抖。他能有正当理由是一个奇迹，一种令人难堪的安慰。

他下一次来敲我的门时，我早把房门反锁上了。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和他那表示亲昵的哄骗式敲门声。我继续大力地敲着字，不过也时不时停手，这样他就会知道，我已经听到他的敲门声了。他喊我的名字，好像我在捉弄他似的；我紧闭着嘴不应答。跟以往一样，莫名出现的内疚感使我困扰，但我还是继续打字。那天我发现花盆里植物根部周围的土壤已经干了，我也没去管它。

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毫无准备。我发现在我房门上贴着一张便条，上面说要是我能去一趟马利先生的办公室，他将十分感激。我立马就去了，打算让这事就此收尾。他坐在桌旁，周身隐约显露出他的威严。他远远地看着我，仿佛他现在不得不以一种全新的和极不赞成的消极眼光来看待我似的，好像他表现出尴尬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以一种相当做作的不情愿的语调开了口，他说他在答应租给我这间办公室时就已经知道我是一个作家。

“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担心，虽然我早就听说过许多关于作家和艺术家的事，这类人在我看来可不算催人上进的。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哪类事。”

这话听起来真新鲜；我想象不出这样说下去会导向什么结果。

“那时候你到我这儿来说，马利先生，我想要个地方写点东西。我相信了你。我把办公室租给了你。我并没有向你提任何问题。我就是这种人。可你得知道，我越琢磨这件事，说实在的，我就越觉得奇怪。”

“你奇怪什么？”我问。

“还有，你本人的态度也并没有让我放心。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不开门。这可不是人的正常行为。没有事情要隐瞒的人不会这样。特别是对于像您这样自称有丈夫和孩子的年轻女人来说，整天在打字机的嗒嗒响声中消磨时光，就更不正常了。”

“但我并不以为——”

他抬起手，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现在我只要求你对我开诚布公，我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要是你利用那间办公室干什么别的事，或者在不该由你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任何时间里过来，在这儿会见你的朋友或随便什么人——”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件事，你自称是一个作家。老实说，我读过的书可不算少，但我从没见过署你名字的出版物。或许你是用别的名字来写作的吧。”

“不是。”我说。“那好，我并不怀疑，有些作家的名字我确实没听说过，”他和蔼可亲地说，“这事就到这里。不过，你必须用名誉向我担保，你在办公室里绝不会再做什么骗人的事，或行为不端的事——”

不知为何，我迟迟未大动肝火，他蠢到令我难以置信，连心中的怒火都被堵住了。我当时只知道站起身，穿过大厅，任他在身后叫嚣，然后锁上了房门。我想，我无论如何得离开这儿。可是，等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定之后，看着摆在面前的工作，我又想起我是多么喜欢这间办公室，我在这里工作得多好。于是我决定不让他把我逼走。毕竟，我感到我们之间的这场斗争已经陷入僵局。我可以拒不开门，不去理睬他的那些便条，见面时不跟他说话。我的房租是预付的，如果现在就走，很可能是拿不回退款的。我决定不去理会。为了防止他偷看我的书稿，我每天晚上都把稿子带回家去。现在看来，即使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也有损了我的尊严。就算他偷看了又有什么关系？这跟老鼠在黑夜里从我的手稿上惊惶地跑来跑去有什么两样？

自此以后，我好几次在房门上见到他的便条。我本不想去看，可又次次都看。他的指责变得越来越具体了。说他听到了我房间里的声音。说我的行为妨碍了他妻子下午的小憩。（其实除了周末外，我下午从不到这儿来。）还说在垃圾箱里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对那个按摩师的有关传说深表怀疑。看到马利先生一生中的传奇故事是怎样被编造出来的，让我感到不适。

随着便条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恶毒，我们也就不再见面了。有一两次我走进大厅时，看见他那穿着厚运动衫的驼背消失了。我们的关系渐渐变成了某种完全是幻想的东西。他写便条指责我跟“五号”里的人过往密切。这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想他提及它是为了含沙射影。我觉得今后不会再发生什么了；便条肯定会继续写下去，而内容也一定会越来越荒诞，所以对我来说也就会越来越不起作用。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大约十一点钟，他来敲我的房门。我刚进办公室，脱下外套，把水壶放到电炉上。

这回出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张面孔，一张冷漠而变了形的面孔，由于抓到了犯罪证据，它欣喜得露出了阴森森的冷光。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跟我到大厅来一下。”他激动地说。

我跟着他去了。盥洗室里的灯亮着。这是专供我一人使用的盥洗室，但他从没给过我钥匙，所以盥洗室的门总是开着。他在门前停住，推开房门，低垂着眼，站在那里，谨慎地呼着气。

“你看，这是谁干的？”他问，声音听上去充满了悲痛。抽水马桶上和洗手盆上的墙面都涂满了画和点评，就是你在海滩的公厕和日趋败落的小城镇的市镇厅厕所里常常见到的那一类东西，而我就是在那种小城镇里长大的。跟我们通常看到的一样，它们都是用口红完成的。我认为头天晚上准有人来过这里，很可能是那些星期六晚上总到闹市区游荡闲逛的流氓干的。

“这扇门早就应当上锁的，”我冷静而镇定地说，好像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置身事外，“真是一团糟。”

“说得对。依我看，这可全是些不堪入目的脏话。对你的朋友来说这也许只是个玩笑，对我可不是。更别提那些画作了，一大早，打开房门一眼就能看到这些玩意儿真好。”

我说：“我相信口红是可以被洗刷掉的。”

“我真庆幸没让我太太看见这样的东西。可别让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女人为这些东西心神不宁。现在你干吗不让你的朋友们拿着水桶和刷子上这儿来举行一次聚会呢？我倒真想见识一下有这种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离开，他吃力地赶到我的前头。

“在我家墙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装饰品，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

“你要是指这件事跟我有关，”我用极不耐烦的口吻直截了当地说，“那你一定是疯了。”

“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谁的厕所？呃，谁的？”

“这厕所根本就没有钥匙，谁都能进来。说不定昨晚我回家以后，邻街的孩子来这里干的，我怎么知道？”

“真是丢人啊，把什么事都推到孩子们身上，分明是大人腐蚀了他们。你该好好反省一下这件事。有法律在嘛，禁止淫秽的言语及行为的法律。我想它同样适用于此类事件和文学领域。”

我迄今还记得，为了控制住自己，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深呼吸了。我真想杀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上去是多么松弛和恶心，他的眼睛都快合上了，鼻孔张得大大的，只因嗅到了得理不饶人和胜利的宜人气息。如果没有发生这件蠢事，他本来输定了。可是他大获全胜。即使在这凯旋一刻，他可能还是从我脸上看出了某种使他气馁的东西，所以向墙边退了过去，开始说什么他实际上并不真的认为这类事是我本人干的，多半是我的一些朋友——我走进自己的房间，甩上了房门。

茶壶正发出可怕的声响，壶里的水都快煮干了。我把它从炉子上抢下来，拔掉电炉的插座。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愤怒到几乎窒息。等到这阵痉挛过去，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把打字机和稿纸放到椅子上，收起折叠桌。我使劲拧紧速溶咖啡罐盖，把它和黄茶缸还有茶匙一起塞进我把它们装来的袋子里，那袋子还折叠着放在书架上。我幼稚地想报复那盆植物，它就放在我房间的角落里，摆在那里的还有那把花哨的茶壶、废纸篓、靠垫，以及——我都忘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卷笔刀，搁在那盆植物的后面。

就在我拿着东西朝汽车走去时，马利太太走了过来。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我很少见到她。她看上去似乎并不怎么心烦意乱，反倒显得温顺而通情达理。

“他躺下了，”她说，“他有点反常。”

她拿着里面装有咖啡罐和茶缸的那个口袋，显得这样镇静，我的怒气渐散，被一种有趣的沮丧心情所取代。

我尚未找到另一间办公室。我打算过一阵子再试试，眼下就算了。至少得等到我脑海里那幅清晰的画面消退后再说，尽管我实际上从没见到过这样的画面：马利先生手拿抹布和刷子，拎着一桶肥皂水，正在笨手笨脚地——故意装得笨手笨脚地洗刷着厕所的墙面，他费力地屈着背，懊恼地喘着气，心里还在编造着另一个不知为何永远无法圆满的关于背信弃义的荒唐故事。与此同时，我在这里遣词造句，认为摆脱他是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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