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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士 | 钱大昕与紫阳书院
原作者:张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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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作用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学生成才后,也会反过来帮助学校扩展名声。双方的关系就像水和鱼一样:没有水,鱼无法生活,没有鱼,水会缺乏活力。学校培养学生,学生反哺学校,这种良性循环让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创造了一段又一段佳话,吴地的钱大昕与紫阳书院即是其中翘楚。
潜研老人小像,图源:《一代儒宗钱大昕》,嘉定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人。清代文士在文化层面颇有超过前人的雄心,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其中最有成就的方面当属史学研究领域。钱大昕在学界地位极高,代表作《廿二史考异》更是系统性地考证了二十二部正史内容的真伪,被誉为考据学派的经典作品。
《廿二史考异》,潜揅堂钱氏刊行,图源网络
紫阳书院成立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官办书院,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培养了状元2人、榜眼1人、会元1人、进士23人。“紫阳”二字出自南宋理学家朱熹,他曾在家中建有紫阳书室,自号紫阳先生。书院被命名为“紫阳”,说明从建立初期就颇具雄心,因为朱熹主导的程朱理学是清代科举的官方材料。“紫阳”二字,意在勉励学生发奋学习,早日成才。
《姑苏繁华图》局部 徐扬 清 辽宁省博物馆藏
钱大昕虽家境贫困,但坚韧好学,早早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年仅十三岁通过童子试,十五岁再接再厉,考中秀才,可谓一帆风顺。按照清代科举制度,后面需要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乡试”,冲击“举人”的身份。可惜,这次举人之路分外艰难,钱大昕十年之内未有寸进。究其原因,科举之路越往上越难,在秀才之前,考试内容注重背诵,尚可凭借聪明与勤奋;秀才之后注重理解,竞争对手也扩展至全省,难度呈几何倍数增长。想要快速取得好成绩,苦读之外,还需要师长的指点。可惜这正是钱大昕的短板。《竹汀府君行述》记载道:十岁,从先曾大父受业,即学为八股文。
《隶书七言联》钱大昕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钱大昕自小以神童著称,晚年自号竹汀居士,因此《竹汀府君行述》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经历。钱大昕十岁开始,就随着曾祖父学习科举必须的八股文,践行着科举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原则。可惜曾祖父学问一般,科举考试也不顺利,可能连举人都不是,怎么指导钱大昕秀才以后的学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钱大昕只在在家苦学、苦练,恐怕最后也是野狐禅,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况且钱大昕家贫,每日读书,不事生产,还需在笔墨、书籍、游学等项目上花费颇多。种种原因,导致钱神童难以在科举上再进一步。在南京的考场内屡屡碰壁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十二岁的钱大昕迎来了生命的转机。《竹汀居士年谱》中记载:江苏巡抚觉罗雅尔哈善闻先生名,檄嘉定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
江苏巡抚相当于主管江苏行政的副省长,地位仅在总督之下。钱大昕的品行与文章颇为有名,巡抚觉罗雅尔哈听说后极为欣赏,下令嘉定县将钱大昕送入紫阳书院学习。由此,首先解决了钱大昕在经济上的窘境。当时的官方书院有一项功能,就是给在其中就读学子发补助金,称作“膏火”。乾隆三年(1738年),巡抚杨永斌向朝廷申请下发四万两白银做为学生的“膏火”钱。乾隆十年(1745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又从田租里面拔款,当做书院里祭拜朱子的经费。通过不断的投入,紫阳书院经费充足,能够在经济上给学生提供很强的支持。有了充足的资源,钱大昕可以将全部身心投入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他的课义、诗赋、论策在紫阳书院中都居于前列。此时的苏州,已经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口稠密,学子多如云烟,被称为人文渊薮,钱大昕在如此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可见其勤奋。时任院长王峻特别欣赏他,称呼钱大昕为“此天下才也”,每次补贴他额外的“膏火”,以贴补家用。
《行书联》钱大昕 清 美国安思远旧藏
经济之外,在紫阳书院就读期间,钱大昕养成了偏向考据的学术兴趣。在钱大昕入学的三年间,紫阳书院有两任院长,分别为王峻和沈德潜。
王峻(1694—1751年),字次山,号艮斋,江苏常熟人。他长于历史研究,尤其精通山川地理,钱大昕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尤精地理之学,谈九州山川形势,曲折向背,虽足迹所未到,咸了如指掌。尝谓《水经》正文与注混淆,欲一一厘正之……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
王峻的这种偏向史学,且注重考证纠错的学术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钱大昕一生。从那句“由先生进之也”可以看出,钱大昕之所以能走上考据之路,成为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其源头就是来自于王峻的感染启发。可惜这段师生情,却结束的非常匆忙,在钱大昕进书院的第二年,王峻辞去了院长的职务,回家休养,由沈德潜接任院长一职。
沈德潜(1673—1769年),字碻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沈德潜是当时的诗坛领袖,被乾隆誉为“江南老名士”,与乾隆有着“以诗始,以诗终”的一段佳话。他在执教紫阳书院期间,没有偏重诗赋,而是引导学生返躬践履、行已治人,以实学、朴学为根本,务实戒虚,当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在他任职期间,乾隆还特意赐下了“白鹿遗规”的匾额。“白鹿”是指白鹿洞书院,书院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有着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在此开坛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因此白鹿洞书院也被视为理学圣地。因此乾隆的御赐匾额,肯定了紫阳书院的教学成绩,以及它在江南的地位,更是鼓励师生以理学为根本,用功读书,努力考取科举功名。而且,白鹿与紫阳相对,明显是对苏州地区寄予厚望。
白鹿洞书院大门 新华网 唐子兰 摄
沈德潜不仅培养了钱大昕务实的学风,更是在他的科举之路上推了一把。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巡游江南,沈德潜抓住时机,将钱大昕的诗赋进献给乾隆。面对钱大昕的作品,乾隆大为欣赏,下诏御前面试。钱大昕在此次面试中,表现出色,被乾隆钦定为举人。《乾隆朝上谕档》中记载道:乾隆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此次考中之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着照浙省之例,特赐举人。
此时的钱大昕才二十四岁,且诗文一道非其所长,这些进献的诗文,是否经过沈德潜的润色?毕竟放在当时,诗文一道最受乾隆喜爱,沈德潜更是此道数一数二的存在。有此老师提携,实乃钱大昕之幸。
《竹石灵芝图》钱大昕 清 嘉定博物馆藏
除两任院长的照顾之外,钱大昕还在书院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王鸣盛、王昶、曹仁虎、褚寅亮等人,志趣相投,相互之间有说不完的话。其中王鸣盛为钱大昕的妻兄,早在乾隆七年(1742年)就跟他交往。王昶也于乾隆九年(1744年)乡试时,与他定交。曹仁虎的父亲是钱大昕私塾老师,对他有启蒙之恩,双方更曾在私塾中一起学习了两年。褚寅亮更是同钱大昕一起被乾隆面试,被特赐举人。此时大家相聚共学于紫阳书院,朝夕相处,互相之间切磋,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学业上飞速进步。钱大昕曾论与王鸣盛、曹仁虎之交谊曰:西庄长予六岁,而学成最早,予得闻其绪论,稍知古学之门径。习庵少予三岁,而辩悟通达,胜予数倍。……两君乃近得之望衡对字之际,此生平第一快事也。
“西庄”是王鸣盛的别号,“习庵”是曹仁虎的别号。钱大昕、王鸣盛和曹仁虎是同乡,都是嘉定人。且三人都天资聪颖,又一起在紫阳书院学习,相交莫逆,钱大昕对三人的友谊非常看重,也认为他们的才能在自己之上,与他们交往对自己非常有帮助。紫阳书院的这段同学之情,在钱大昕心中弥足珍贵,对他有着积极的影响。
钱大昕曾用印泥缸 清 嘉定博物馆藏
除了固定的教师之外,院长还会经常请当时的大学者过来讲课。在此过程中,钱大昕认识了非常多的江南名士,如惠栋、沈彤、李果等人。其中,尤其以惠栋对钱大昕的影响最深。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苏州人,考据学家,吴派汉学的代表人物。惠栋身为文坛前辈,非常看重钱大昕,经常和他相互探讨《易》经等学问,更把他当成衣钵传人,珍而重之。惠栋除了表现出对钱大昕的认可与赞赏外,更是教授了他治经方式,启发了他“以经治经”的学术思想。因此钱大昕非常感激对方,写了《题惠松厓徵君授经图》一诗,在此节选四句:
吾生亦有好古癖,问奇曾许抠衣进。
廿年聚散等浮沤,宿草青青老泪抆。
展图仿佛见平生,苦井长眢几时浚。
黄门精熟继长翁,试听它年石渠论。
惠栋号松崖,因此惠松厓就是惠栋,古人为表示尊敬,会特意进行避讳,将字号缺笔。首联的“好古癖”是指钱大昕喜好史学,“抠衣”是指去别人家里拜访时,将衣服下面用手提起,表示尊敬对方。因此第一句是在写,钱大昕因喜好史学,而去拜访惠栋。颈联的“廿年聚散”表明双方有二十来年未曾会面,“宿草青青老泪抆”一句更是表明惠栋早已去世,只有坟前青草在诉说思念。颔联用“见平生”、“几时浚”两词,展现钱大昕对惠栋的怀念。尾联的“黄门”是指金马门,是汉代宫门名,用来招待名士学者。“石渠”是指石渠阁,是西汉皇家藏书馆。尾联是在表明惠栋学问精深,对钱大昕有着深远的影响。全诗展现了钱大昕与惠栋从交往,到其去世的时间变化,以及钱氏对他的感恩怀念。
乾隆十六年(1751年),钱大昕离开紫阳书院,开始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乾隆十七年(1752年),钱氏赴京参与科考,自此开启了二十三年的宦海生涯。该年六月,他以举人的身份入职内阁票籖房办事。俗话说“长安居,大不易”,部分举人为了解决长期留京期间的生活费用,会担任政府公职,一边锻炼自身办事能力,一边掌握政府动向,揣摩会试考题。比如,同时代的举人赵翼,在军机处办差,熟知朝廷大政方针,顺利考中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郎。钱大昕也参照前人经历,在内阁锤炼三载,最终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闰四月考中进士。钱氏的进士名次普普通通只有二甲四十名。
然而,在会试之后,朝廷还有一场复试,叫做朝考。清朝初年舞弊严重,朝廷特意在完成正式考试后,通过再次考试,验明学员成色。会试重视理论,看重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朝考更重视实践,偏向检验考生的办事能力。有三年工作经验的钱大昕,在朝考中大显身手,被乾隆钦定为朝考第一名,获授翰林院庶吉士的头衔。本次科考还有一则趣事,钱大昕的妻兄王鸣盛是本届的榜眼,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的官职。这种双倍的快乐,令钱氏激动万分,久久难以平复。他在五月份送别友人江恂时,作诗《送江蔗畦明府之官湖湘》:
天末邮签几十程,铜章绿鬓吏人迎。
山如宋迪图中好,花到潘仁县里明。
疏簟棋声帘乍捲,匡床琴响月初生。
平沙远浦无穷思,赢得诗篇风格清。
江恂号蔗畦,江苏仪征人,明府是县令的代称,湖湘代指湖南地区。乾隆十九年(1754年),江恂被派往湖南做县令,做为好友的钱大昕特此做诗送别。“铜章”是指铜制的官印,代指郡县长官,“绿鬓”是指乌黑而有光泽的鬓发,代指美人。从这些词汇中,展现出一幅新官上任,美人相迎的画面,颇显得春风得意。“宋迪”是指宋代官员宋迪,他擅长山水画,称雄一时。“潘仁”是指晋代潘岳,其人为一代文学大家,为县令时,爱种桃花,是中国最早的“花样美男”。全诗洋溢着积极正面的情绪,从中可以感受到钱大昕与江恂友情的深厚。也从侧面表明,高中进士后,钱氏情难自已,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间,钱大昕一直在京城,参与文字工作。钱大昕携手纪晓岚,一起编撰《热河志》,以至有了“南钱北纪”的称号。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至避暑山庄消夏,顺便在木兰皇家猎场举行狩猎活动,彰显朝廷的武力。值此良机,钱大昕做了十四首恭贺的御制诗,宣扬了皇帝的威严孝顺,以至四方来朝,海内安定。在工作之余,钱氏也非常留心自身的学问,著述了《三统术衍》。然而在一片祥和的画面之下,钱大昕也遇到过一些波澜。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妻兄王鸣盛在福建出任乡试主考官时,纳了一房小妾,被御史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钱大昕在送别王鸣盛时,作诗《送礼堂学士典试福建》:
玉尺真烦大匠持,八闽迢递使车驰。
目空巳尽骊黄种,手植都成桃李枝。
朝望欧阳真学士,文坛孟县是宗师。
仙霞岭上新秋路,天遣留题绝妙词。
当时王鸣盛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此被称为“礼堂学士”。“玉尺”为玉做的尺子,尺有度量的作用,代指选拔人才和评价诗文的标准,表明了王鸣盛主考官的身份。“八闽”是指福建,福建古为闽地。宋时始分为八个府、州、军,因此有八闽称呼。“欧阳真学士”是指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家,主持过会试,选拔过大批人才。全诗称颂王鸣盛的才学,希望他能像欧阳修一样为国家选拔人才。
王鸣盛像,图源:《一代儒宗钱大昕》,嘉定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间,钱大昕多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才。然而钱氏本身还是一名京官,考试结束后,需要立即回京面圣,禀报情况。居京期间,他创作了众多御制诗篇,深得皇帝欢心。可是他爱好学问,难以适应京城中的官场氛围,神经过于紧绷,常常夜不能寐,甚至到了需要求医问诊的地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妻子王顺媖病逝,钱大昕的失眠症也愈加严重。他顺势申请病假,回乡修养,打算归隐。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父亲察觉到钱大昕有辞官之意,便敦促他尽早入京复职。《竹汀府君行述》记载道:府君雅慕邴曼容之为人,谓官至四品可休,且高堂年迈,当朝夕侍养。屋后有隙地百弓,府君日课家丁凿池,莳花竹其上,有终焉之志。居二载,大父察知府君意,谕之曰:“吾夫妇精神尚健迈,且有汝弟长在左右,足以娱老。明岁恭逢大庆,汝叨列侍从,宜随班朝贺。”府君乃于己丑秋起赴京师。
“邴曼容”是指汉代的邴丹,他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六百石是汉代官吏俸禄的一个等级,职务约为中下级小官)。钱大昕仰慕邴丹的为人,也想辞官归隐,著述养生。“高堂年迈,当朝夕侍养”一句,更是表达了钱氏孝顺父母,品行高洁。然而其父望子成龙,希望钱大昕能够在官场更进一步。因此以“汝弟长在左右,足以娱老”,劝勉他发愤向上。钱大昕顺从父命,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秋,重新上京任官。
可是强扭的瓜不甜,钱大昕返岗后,见多了官场的勾心斗角、党同伐异。身心俱疲的他最终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借父丧回乡守孝,称病不再出仕做官。在此期间,他重视教育事业,历任江宁、娄东、苏州各大书院的院长。更是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十六年时间都奉献在紫阳书院上。
书法竹刻臂搁 清 钱大昕 嘉定博物馆藏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钱大昕受人邀请,来紫阳书院担任院长。他在书院期间,重视实学朴学,讲究经史义理,改变了书院浮躁的氛围,扭转了学生浮华邀名的心态,重新维护了书院的名望。钱大昕的曾孙钱庆曾就在《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记载道: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不专名一家,皆当时之杰出者也。
从钱庆曾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钱大昕重视实学、朴学的治学理念,为紫阳书院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东南地区的读书人都以在紫阳书院学习为荣。对于钱大昕的教书授业情况,其两子钱东壁、东塾在《竹汀府君行述》详述道:或叩问疑义,或商论诗文,或持示古本书籍,或鉴别旧拓碑帖、钟鼎款识,以及法书名画,府君无不穷源竟委,相与上下其论议,至人各得其意以去……有时日肝烛跋,听者跛倚,而府君语犹谆谆不已。
从行述中可以看出钱大昕治学严谨,讲解细致周到。从其讲学范围中可以看出,他见识广博,不管是经义诗文,还是确认书籍版本,以至青铜器的鉴赏,到书法字画的品鉴,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堪称通才。在这样渊博的知识储备下,钱大昕又能做到态度诚恳,反复解答学生的疑惑,务求对方能够理解清楚,不产生疑问。他的授课没有时间限制,面对学生旺盛的求知欲,甚至通宵达旦的进行讲解。对于别人的质疑,他没有端着架子不予回答,而是必定周到详细的给予答复。正是这种至诚至真的教学态度,让钱大昕能够授徒二千多人,培养出众多人才。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潘世恩。
《行书录语轴》钱大昕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此作书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竹汀时年67岁,用笔饱满劲健,自然洒脱,格局宏阔,是其晚年佳作。
潘世恩(1770—1854年),字槐堂,号芝轩,江苏苏州人。他历任四朝,最后官至军机大臣,位居汉臣之首。一生谨言慎行,“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他还曾举荐林则徐,支持林则徐的上奏,为林氏的复起出了大力。潘家自从潘世恩后,科举代不乏人,成为苏州地区的政治家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晚清大臣潘祖荫。
钱大昕在授课之余,还认真整理撰写自己的著作,做到教学相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间,他校勘《风俗通义》《宋史考异》,重订《金石录》,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八年(1803年)里,他又修了长兴县志,刊刻了《元史考异》《金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四集》,补校《四史朔闰考》,编定《十驾斋养新录》。十四年间,他风雨无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了自己的著述。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钱大昕全心全意于自身学问,这种潜心向学,致死方休的精神值得所有人敬佩学习。嘉庆九年(1804年),他死于紫阳书院,在死前的最后一刻,都在与人交谈学问,可谓潜心文章,终身不倦。
钱大昕故居“潜研堂”,图源:《一代儒宗钱大昕》,嘉定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在钱大昕的生涯里面,紫阳书院就是一片沃土,钱大昕就是一株树苗。在他稚嫩的时候,泥土给了他充足的养分,让他茁壮成长。等他变成参天大树后,又能用自身茂密的枝叶,守护着这片土地。待到他生命走向尽头,大树枯死倒塌后,又能化作养分,滋润土壤,让它能够重新栽培出更加高大伟岸的栋梁之材。
紫阳书院成就了钱大昕,钱大昕又以身作则,将它变成乾嘉学派的圣地。这种学校助力学生的成长,学生反馈学校的作法,值得推广学习。好的学校会给学生良好的回忆,会在他们的成长路上打下基础,能为他们今后的人生提供经验与帮助。成长后的他们,更是会带着感恩的心情,看望故地,有些人甚至还能回来为学校做贡献。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是一种正面积极的循环,也是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应该有的模样。
参考文献:
1. 李经国:《钱大昕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版。
2. 林存阳:《苏州紫阳书院与清代学术变迁以钱大昕为研究视角》,《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清】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
5. 钱大昕编,钱庆曾校注并续编:《竹汀居士年谱》《竹汀居士年谱续编》,清咸丰刻本。
6. 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 郭园兰:《钱大昕文学研究》,湖南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
9. 李爱国:《钱大昕小学研究》,武汉大学2012届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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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钱大昕与紫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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