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庆大厦：被剥削的临时工，赚的钱仍然比在印度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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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南亚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他们常常雇佣其他没有这么好条件的南亚同胞，也就是持旅游签证来港的印度人。

这些临时工是重庆大厦的劳动军主力，他们的职业包括店铺职员，还有餐厅的托儿、服务员及洗碗工，还有旅店的托儿、清洁工及经理，或者货物搬运工。

他们进入香港机场时获得十四天免签，并可以两次延期不定天数的期限，一年内可以在香港逗留不超过180天。

相比持香港居民身份证的本土居民，这些临时工的薪水很少，每个月只赚3,000港币。我有时听临时工们说：“为什么其他人可以赚取高我工资一倍的钱？只是因为他有香港身份证，而我没有！”有些商铺经理则跟我提起雇佣持旅游签证的临时工有风险，包括雇主可能需要缴交高额罚金，所以工资低有一定道理。

在香港长期居住的南亚居民主要来自旁遮比、印度南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但是临时工主要来自同一个地区——基德布尔，一个位于加尔各答的穆斯林社区。

加尔各答的人来到重庆大厦，主要因为飞来香港的机票比去其他提供工作的地点更便宜，而从诸如孟买等印度西部城市飞去杜拜则最便宜。

重庆大厦的临时工主要来自基德布尔的原因很难总结（重庆大厦确实存在大量穆斯林，也许是一个因素），但是人际关系是一个关键，有人说：“我表兄弟告诉我他在重庆大厦找到了工作，所以我也来这边。”临时工来香港，主要因为他们在加尔各答很难找到待遇好的工作。我访谈的一些年轻印度男性娶了教师和公务员，但他们在香港赚的钱比妻子多得多。

临时工在香港处境危险，因为他们一旦被发现非法打工，就可能被起诉、坐牢、甚至被禁止再次进入香港。然而，他们也特别难被捉到。只要有入境处警察踏进重庆大厦，站在大厦前的看守和友人就会打电话通知，大批非法劳工就会突然从柜台消失，或者混进游客和商人之中。由于香港华人在重庆大厦很显眼，而且便衣警察也容易被辨别出来，所以临时工被捕的几率非常小，尽管有时仍然有几个毫不警惕或倒霉的工人被捉到。

没有这一群非法劳工，重庆大厦中的许多生意都没办法维持。如果手机铺、小食摊和旅店只聘请合法劳工，人力成本将翻倍，价格也将成倍增长。许多非洲及南亚商人每顿饭、每晚住店都分毫必省，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就不会再来重庆大厦，大厦也将消失。非法劳工确实受到剥削，一位工人生气地说：“老板每个月付我3,000港币，我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每月才只赚3,000港币——一点儿都不好！”他说自己要支撑九口之家，但是香港的前景比加尔各答好很多，所以他每年必须回来。

临时工在某些意义上也算是商人，他们回印度的时候在行李里装满了货品，多数是四十公斤以下打包好的服装，他们回香港时则运来诸如豆菜和印度米等食品，以折扣价卖给重庆大厦的餐馆。他们一般乘坐孟加拉航空，有时航班起飞会推迟24至48个小时，但还是值得的，因为香港到加尔各答的来回机票不过3,000港币，比其他航班都便宜。在香港国际机场，这些临时工收到需要他们运送的真空包装的服装。他们通过来回香港运送服装和食物赚得利润，足以支付50%至80%的机票费用，我听说那些服装被销售至印度各地。

还有的人问我成为避难者的利弊之处，这点我之后将详细讨论。还有的人问：“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让我拿到香港居民身份？”一般来说，答案是不可能，除非他们能娶到一个香港女孩。我认识一位魅力超凡的年轻临时工确实有一个交往多年的香港女朋友，但当他求婚的时候，她说：“噢，不，我喜欢你，但我不可能嫁给你！”结果，他赢取香港身份证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他生气地说：“她居然只是想跟我玩玩！”

有些临时工只来过一次香港，之后再也没回来，因为他们觉得工作节奏令人精疲力尽，或是重庆大厦中的道德标准挑战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但多数工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回来，慢慢积攒下回家及经营生意的费用，以完成他们在香港漫长的梦想，或者攒钱在家乡买下物业——如果他们不离乡背井，是不可能买下那些物业的。

让我惊奇的另一点是，虽然我从未到过基德布尔，但它仿佛是一个失落已久的家园：短短几天内好几次有人叫住我：“喂！我在重庆大厦见过你！还记得我吗？欢迎来到印度！”仿佛整个重庆大厦转移至基德布尔的街头——眼前不时有一个年轻自豪的归国者，骑着光鲜亮丽的摩托车穿街走巷，受到其他几个男孩的瞩目。

第三个让我惊奇之处是我朋友的经济状况。他每个月拿3,000港币的薪水，每年只赚取六个月的工资——在香港标准下可谓一文不值——但却足以让他负担两个姐妹和他自己的婚事，每个婚礼都有超过千人参加，另外还让他买到了一台仿佛是心肝宝贝的摩托车，并很快能支持大家族兴建家园。

重庆大厦令他成为了加尔各答的“重要人物”，也许他在香港不是什么人物，不过是一个餐厅的托儿，但他对家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我与他父母交谈时，发现他们虽然表面谦逊，但是一提到儿子的成功就情不自禁微笑起来。我这个朋友令家里从基本果腹的情况提升到奢华的生活，拥有了摩托车、音响、水质净化器及室内装修。家里另一个儿子曾经也去过重庆大厦工作，但却忍受不了工作的艰辛，现在在一个加尔各答的电话公司工作，赚取的工资在印度标准来说还不错，也能帮补家用，但却远远不及兄弟的收入水平。

以下是另一位在重庆大厦打工的临时工口述的故事。

Ahmed Aziz

我往返香港和加尔各答之间已经超过一百个来回了，我在重庆大厦替一个旅店经理工作了六年。在那之前，我和生意伙伴来香港做贸易。父亲给了我20万卢比（大约4万港币），让我经营生意。头两年生意很好，但是后来我的伙伴把钱一卷而空，从我这拿走50万卢比后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也许他回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了，马德拉斯那么大，我在那里又没有亲戚，所以不可能找得到他。我找过警察，但是一位当警察的朋友告诉我不可能把钱要回来，于是我这次只好回香港打工。

没错，持旅游签证来回十分困难，香港入境处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有些人来香港是为了做生意或打工。入境处允许某些人逗留十四天，有些人却只有七天或者四天，有些人一天也拿不到。你能去内地申请两次延期，最多停留四十二天，之后必须回国。我去内地入境处的时候总是很紧张，你必须出示钞票，有时候是5,000港币，有时候是1万港币。我需要更新签证的时候就去找老板，他给我一些钱以便出示给入境处的职员看。他很信任我，知道我不会拿着他给我的钱逃走！当我往返印度和香港的时候，我会携带货品以抵消一些旅行费用，比如从印度带莎丽来香港，再从香港带电子产品去印度。有时我能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400美元利润几乎能支付全程机票钱，有的时候则赚250美元，这取决于价格变动。

我每个月的薪水是3,000港币，包含住宿，主要工作是替老板的旅店招揽顾客。警察从不骚扰我，因为我有合法的签证和护照，他们以为我只是一个旅客，我从早上十一点到半夜或凌晨两点站在外面招揽客人——每天晚上我只有六至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我一天能招来四个客人，有时五六个。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顾客群：马里和贝宁来的人一般要选便宜的房间。尼日利亚人很危险，如果房间价格是每晚100港币，他就会掏出80港币说：“我没钱！好啊，你去叫警察来！”日本人和韩国人则比较喜欢选干净的房间。

我的妻子在基德布尔一个幼儿园当教师，我四岁的女儿也在那里。我想给我的后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妻子每个月赚3,000卢比，大概600港币左右，只有我在香港赚的五分之一而已。我是长子，一共有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水资源管理处工作；第二个弟弟在印度工作；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在加利福尼亚的弟弟赚钱最多，我第二多。我每个月给妻子220港币，给父亲2,500港币。我会在香港再多工作一年，然后就回印度。父亲拥有一家餐厅，他已经年迈了，所以我会替他打理。

基德布尔的许多居民没上过学，但是我在学校念完了书。我毕业后在一家工厂打工，但是它突然倒闭，发生抗议示威——印度有那么多政治党派，有那么多问题。不过，我还是情愿让家人住在印度，而不是香港，因为香港文化不好。那些印度尼西亚女人，在这里有一个男朋友，那里又有一个。我喜欢印度人，他们只爱一个对象！对，也有很多性工作者是印度人，但是她们是性工作者，本质不一样！我爱我的祖国，她真伟大！所以我想在一年内回国，那该有多好啊！现在许多公司到印度开张生意，印度再也不是穷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