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四妹：一位麻风病康复老人纪实

81岁的杨四妹坐在轮椅上，突然举起玩具充气锤，打在青年志愿者文春的头上，正在打盹的他猛地醒来，发现是杨四妹所为，惊呆了。我们随即大笑起来。

杨四妹从小当童养媳，后来又被麻风伤害，一个人独居山洞，继而在梅州大山麻风村生活了58年，她被接来泗安一年多了，在这里过上了一个“幸福童年”。

她没有童年，正在补回来。

屡屡受挫，更坚定找到野湖的决心

这是一个偏远的麻风村，隐藏在梅州平远县的大山里，村里还生活着最后一位村民。

2015年11月，我们去从泗安启程，前去探望。

临行前和当地慢病站联系，因为时间太仓促，对方来不及陪同。于是，决定自己去找。

出平远县城约40公里，先到仁居镇。问路，再行至六吉村，开始打听这个麻风村，却屡屡受挫。被问的人或听不懂，或不知道，还有的听懂了不说。

就这样，在一连串仅有一车宽的“村村通”之间反复问着、走着，终于听到“八字岌村”和“野湖”的名字。前者是必经之路上的分叉点。

终于找到八字岌村，一个中年妇女听了我们要去野湖看望麻风病康复者，很是吃惊。她再三说：“你们找不到的。十多年前，那个麻风村的房子就是我们去修建的，这些年没再去过。”

最后，她和一个包工头样子的中年男子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我们带路。

中年男子姓吴，他开一辆皮卡工具车前行，我们紧随其后。在一个很隐秘的路口进入后，路况越来越差，也越来越窄。一路上岔路纵横，却没有任何指示牌，要是自己走，一定会迷失方向。

走了几公里，皮卡车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下。吴先生下车对我们说：“从这里到野湖还有6公里，应该没有岔路。不过，我记不太清了。万一有岔路，你就左转。上面的路更烂，要多加小心。”

告别两位好心人，继续沿盘山路前行。

穿过丛林中的一道垭口，眼前突然开阔，四围高山中间一方绿地，一群黑山羊在草地上游荡，牧羊人的小屋孤独地坐落在路边，沟渠里清澈的泉水潺潺流动……美好如田园牧歌。

野湖到了。

野湖真的很野，不过没见到湖，只有个小水塘被风吹皱了，荡漾着一池涟漪。

这个建在山顶平地上的麻风康复村原本没有具体名字，问路问出这个小地名，出于方便，索性这么称呼它了。

麻风村就在平坝的中心地带，建于1956年，一片老建筑大都荒废了。三间平房紧靠在水渠边，应该就是刚才带路的好心人修建的。

这个婆婆在山上生活了58年

一个严重残疾的老人坐在门口，见到我们两个陌生人，赶忙挪回房间，爬上床沿。

房间很小，且黑，也凌乱，床上堆着枕头脏棉被，桌子上放着一个老热水瓶、几个小药瓶，还有几个一次性饭盒叠在一起，其他空间被塑料桶、小桌子、假肢、拐杖挤得满满的。

站在门边仅有的一小块立足之地上，一时间回不过神儿。眼前的景象太令人震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太过清瘦，皱纹很深，嵌在黝黑的脸上，像一层被晒得爆裂的干旱土地，眼窝也凹下去，眼睛很好看，被窗外的光投射成两个透亮的圆，单纯、清澈，如孩童般。

不难看出，这个老人其实爱美爱干净，虽然手脚残疾，她还是在力所能及地干净着，她的脸认真洗过；桌上放了一把齿间细密的的篦子，应该是用来除头上的虱子；为了不弄脏衣服，她用粗布缝制了一个围兜，缝了绳子套在胸前，围兜上还缝了小口袋，针脚有点粗，那是她用残疾的手缝出来的。

因为不方便换洗，床上没有铺床单，拼接了几块尼龙袋一类的不透水材料，用针线缝在褥子上。脏了，擦一擦即可。

婆婆头脑清醒，见到我们也很兴奋，开始不停讲着难懂的客家话。她寂寞太久了。

虽然不懂，我还是认真听着，她一定有太多的话想说。

这个婆婆就是野湖麻风村最后一个村民。

问她名字，她说了两遍，我没听懂。

她看着我的本子和笔，比划着。我明白了，递过去，她紧紧攥住笔，很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个“易”，又在左边加了个“木”，然后大声说：“杨四妹”。

问她，多少岁了？

她回答，79，明年80。

杨四妹22岁来到这里，在山上整整住了58年，医院撤销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

说话间，窗台上窜进来一只大猫。杨四妹说，是她收养的，大猫生下六只小猫，几天前，大猫不小心压死两只小猫，只剩下4只小猫了。这是唯一陪伴婆婆的小生命，她每天都要喂它们；

房间里有个小电灯，光线昏暗。前两年，一位在山上种树的老板看她可怜，就在水渠里放了台小放电机，可以燃亮几个灯泡；

房间里还有一对自制的木拐。她说不用了。

我问她要，想放进泗安麻风博物馆。

她以为我们要用，就说，这一对坏了，给你另外两只吧，结实。

我们很坚决地拿走了破旧的那一对。虽然，杨四妹每个月有250元生活费，但买不到东西，也吃不到菜，她只好在屋子外面开垦了一块小菜地，还养了几只鸡。

她带我们去看她的菜地和一墙之隔的小厨房，这是她每天都要重复的路。

她先用手撑着床沿，落地后跪着，用截了肢的两腿交替着在地上一步步挪动。出房门那一刻，她左手撑着门框，右手提着没有小腿的左腿，迈出去。

菜地不大，大约十米远，用木栏杆围着；

杨四妹是这个群体的极端

离开杨四妹，心里挺不是滋味。她是我跑过的上百个麻风村、数不清的康复者中间最极端一个例子。

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可怜的婆婆：四肢残疾只能爬行的她怎样在山上生存？她如何去种菜？怎么烧柴做饭？去哪里买东西？不买菜吃什么？生病了怎么办？冬天怎样度过？以后更老更残了又如何是好？……

杨四妹的艰难还在于无人探望，这么多年，很少有志愿者、大学生前来，野湖太野太偏。

后来听说，2005年，日本大学生太郎和杨坑麻风村的欧镜钊曾代表汉达协会来过，他们至今都忘不了当时的情景。

欧伯说，那一次，我们在门外等了20分钟，杨四妹才打开门，她艰难地穿上假肢，拄着拐杖走出来。

十年过去，如今的杨四妹已经无法站立，只能爬行。

回来以后，我们向泗安医院汇报了杨四妹的情况，同时建议，把杨四妹接到泗安来。

易学峰院长问明情况，经过磋商，同意接她来泗安养老。

当童养媳的苦难童年

杨四妹出生在平远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兄妹中，她排行第四，现在，还有一个八妹住在平远县城。其他兄妹都不在了。

问她，还记得自己的父母吗？

她说，他们不来看我，我也不记得他们。

她三、四岁就卖给一户人家，不是做童养媳，是去劳动。那个家只有家婆、家公、老阿婆三人。四妹说，以前，有的人家不想干活，就买个女儿回来，因为女孩便宜。

她记得，6岁起开始做很多事情。早上很早起来，第一件事是洗锅、烧火、蒸饭，然后去挑水，一担水挑回来，饭已经蒸好。吃了饭再继续挑水，一天要挑三担水。

家婆经常打骂她，不停念叨着，催促她干这干那。有时连家公都看不过去：“你不要老说她，做完一件，她会去做另一件事的。”

10岁那年，四妹又被卖给另一家人做童养媳。

这家人多：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弟媳，还有未来的丈夫。

四妹说：“家婆不喜欢我，喜欢另一个童养媳（弟媳），重劳动都要我来做。我两一起劳动，弟媳扫牛粪，我来铲，有一天，弟媳不小心摔伤了，从此，她的活都要我来做，干两个人的活：挑牛粪，拿去施肥，挑不动也要干。”

13岁那年，农忙时打稻谷，四妹摔倒了，脚趾头断裂，家婆还让她去干活。脚很疼，她哭着去，哭着回来，路上，脚一直在流血。实在走不动，就坐在路边石头上哭。

不久以后，她的腿又被有毒的黄蜂蛰了一次，肿了很大，伤口溃烂，露出骨头。村里人都说她是麻风病，家人把她赶出去住，但每天还是要干活。

16岁时，有一次她去清理牛粪，脚很冻，就去烤火，不小心又被烫伤。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办法治愈。

18岁时，梅州的医生来村里普查，确诊她患上麻风病。

“我要是没有干那么重的农活，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事情了。”

麻风女孩在山洞住了4年

从那以后，杨四妹终于摆脱了重体力劳动，也几乎远离了人类。

她被赶到山上，一个人住进山洞，洞里矮小，站不直身子，一不小心就会碰头。家人在洞外搭了一个棚子，抬了一块床板上来。

山高，路险，家人十天送一次粮食，送到半山腰的“中转站”，一个四妹看得见的地方，然后她自己再去搬上山。每次只有5斤米、一个萝卜，一点青菜，还有咸菜，这点东西要吃十天，必须省着吃，她天天喝粥，也只够吃八天，最后两天要饿肚子。

问她，冷不冷？有没有被子盖？

她说，家里都没有好被子，怎么会给我。

冬天该有多冷？无法想象。

问她，有没有灯？

她说，那时候，农村都没有灯。

问她，怕不怕？

她说，像阴间一样，有什么办法。

问她，有野兽吗？

她说，萤火虫多。

于是，出现这样的画面：漆黑的夜晚，一个残疾女孩独自住在山洞里，只有飞舞的萤火虫作伴……

问她，有没有坏人？

她说，山那么高，竹子把路都挡住了，哪有人来。只有埋在山上的死人，上坟的人都少。

再问她更多山洞的生活，她不愿多说了。

她在山洞里住了四年，比70年前那个苦难故事中的主角“白毛女”还要多三年。四年后的一天，她被送进成立不久的平远麻风病院，也就是后来这个野湖隔离区，虽然还是在山上，但她总算脱离了与野人无异的日子。

不发给她书，四妹哭了

80多岁的罗木君是第三任野湖麻风医院院长，他对杨四妹的印象很深：“建院之初她就来了，她的病是结核性的，不传染，早就治愈了。别看她很残疾，但她是个奇人，从来不吃药，可能因为山上空气好，没有污染吧。杨四妹很小就没了父母， 1971年我刚来野湖时，还经常听她念叨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她哥哥，另一个好像是她堂哥，但他们从来没看过她。”

不难看出，她和正常人一样渴望亲情，尽管一直虚拟着。

杨四妹对入院以后的生活说的很少，不知是不愿意说，还是忘记了。

她记得那个时候医院有8、9个医生。病人很多，8个人住一间房。

她主动讲出一件伤心事：“文革”时，医院组织病人读书，学习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发了书，摆在每个人的床上，就是不发给我。他们说：“你在家乡是弄泥巴的，又不识字，要书干嘛？”

杨四妹说，他们那样说，我哭了。

虽然年过八旬，依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年轻时的杨四妹一定是个漂亮妹子。

问她，以前有没有人找你做女朋友？

她说，“你怎么那么傻，我这样断手断脚的，谁看得上？”

她笑起来，又说：“医院也不让，有的人不听话，也会搞这样的事情”

野湖的“三起三落”

早已“撤院留村”的野湖还保留着一片破旧建筑群，一间像家族祠堂又有点似庙宇的老建筑在风雨中破败着，入内，正前方有佛龛供桌的痕迹，墙上残留着很多文革口号，正面高处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分隔成若干小单间的土墙上画着大忠字，外面空地上残留着几根刻凿了图案的柱础。

罗木君说，那间大房子是一座庙，有400年历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红军路过野湖时，庙里还有几十个和尚。

1956年，野湖建起麻风病医院和病人隔离区，当时，梅县地区七县一区只有这一间麻风院。大量麻风病人陆续入院，和尚们纷纷撤走，高峰期的野湖有193个麻风病人。

后来，各县纷纷建麻风隔离区，1971年开始，大多数病人都被转移。比如，60万人口的兴宁县一次就接走了本县户籍的上百个麻风病人。

1985年，平远成为广东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县，1887年，撤院留村，麻风医院正式关闭，大多数治愈的病人被要求回家，实在无家可归的人可以继续留在山上生活，杨四妹就这样成了野湖隔离区继续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最后见证。

若干年以后，一直闲置的野湖康复村土地被利用，种树开发者的脚步踏进了这片荒僻之地，这也是很多康复村面临的状况。

野湖这几十年近代史就是当地人总结出来的“三起三落”。

第三任院长解散了医院

最后一任老院长罗木君，退休后在平远县城开了一间罗氏药房，由儿子经营着。

听说有人拜访，就骑一辆自行车匆匆赶来。

他是梅县人，1958年考上广东医学院湛江分院，1962年毕业，分在梅县人民医院，“文革”时被分到黄田水库的五七干校，在当地农村搞预防工作。

老院长是个实话实说之人，他坦言：“当初并不情愿去野湖，是组织上分配去的。大家都不想去麻风医院，还有的医生更抵制，宁愿回家耕田也不去野湖。我家人也不同意，没有办法，只能服从，除非我不要工作了。” 他是梅县人，在平远县当麻风医生的事情一直不敢让家乡人知道。

1970年他先去泗安学习培训了3个月，然后就上山了。

卫生局长对他说：“你先去干三年吧，我再考虑调你去其他卫生院。”

罗木君更干脆：“我不走啦，一直到消灭麻风病再离开。”

局长高兴地大声说：“那太好了。”

当时，医生住在麻风村旁边的山上，病人住在山下，紧临水塘，院、村相隔300米。

那个年代，在山上工作很辛苦，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没有公路，从仁居镇到山上要走两个小时。

罗木君开始是做医生，1978年当上第三任院长。

1978年以后，只剩下几个病人了。他对局长说：“差不多消灭麻风了，我可以走了，这几个病人留给别的医生吧。”

但局长还是不放，让他找一个有水平又能安心工作的替身才放人。罗木君只好到处去物色，最后听说有个刚刚从部队下来的医生，心想，他是军人，觉悟一定高。就去问人家。岂料对方坚决不去，后来去了其他卫生院。

罗木君只好继续留在山上，为早日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理想努力着。

他拿最好的药给病人吃；他不让有传染性的病人再干活，还分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家里有老婆孩子的病人都很听话，不再去拼命挣工分。他们知道，这样才能早治愈，和家人团圆。

罗木君再一次实话实说：“因为我想快一点治好他们的病，我就可以早一点离开。”

一直到1985年，罗院长打报告给广东慢病处，说平远已达到消灭麻风病的标准，建议解散麻风医院。

慢病处回函表示祝贺与支持，这是广东全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县。

罗院长说，那一次，清远县也说他们消灭了麻风病，但是后来验收不合格。

1987年，野湖山上的麻风医院宣布解散，罗木君终于回到平远县城。

1998年，罗院长退休。

小猫闯祸，四妹饿了三天             

黄良君是2015年担任平远县慢病站站长的，第一次上山他就发现了险情：杨四妹收养的小猫踏翻柴堆，几根木柴顶住厨房门，杨四妹进不去，眼巴巴饿了三天。

黄站长说，我们很容易就推开门，但是只能爬行的杨四妹却陷入等死绝境。

那一次，黄站长激动万分，回去后对下属们说：“你们都应该上山去看看，让心灵受一次震撼。”平远慢病站财力有限，去年还一度出现发不出工资的囧况，面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极端苦难，他们很无奈，更无法派人贴身照顾杨四妹。

建院时，当年的大庙被保留下来，一部分面积被隔成若干小房间作为宿舍，杨四妹在里面住了很多年。

2004年，修建了三间新房子。十多年过去，新房子也旧了，还不断漏雨。

不久前，黄站长上山，请附近村民帮忙维修，却不料，出再多钱都没有人愿意干。

这个广东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地方，至今也未能解开人们惧怕麻风的心结。

黄站长无法想象，四肢残疾的杨四妹，独自一人在山上是怎么活下来的。她从没下过山，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她的记忆和印象还停留在50年代。

有一次，黄站长随手掏出一包餐巾纸，杨四妹见到很好奇，不知餐巾纸为何物。

为此，黄站长又是好一番感慨。

难怪，黄站长对于泗安医院同意接收杨四妹一事特别感谢，也十分急迫。

他几次在电话中问：“你们什么时候来呢？在野湖，老人家随时会有问题的。”

在慢病站开救护车的梁师傅2002年开始进入野湖，在这条不叫路的路上跑了很多趟。

他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山上海拔高，外面下雪，水塘结冰，屋子里没有一点取暖设备，杨四妹只能裹着被子蜷缩在床上。遇到出太阳，她就爬出来，跪在门外，让冬日的稀有阳光温暖一下冻僵的身体。

她还会让梁师傅捎带一些酒，酒很廉价，连咸菜也没有，就这么小酌几口，用来取暖，也麻木一下孤寂，打发冬日的漫长。

再多钱，也请不到人挑担子

2016年4月8日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在山上住了近60年的杨四妹即将被抬下山。

野湖从此走进历史。

从1956年由梅县卫生局李怀雪局长选址，到最后一个麻风康复者杨四妹离开，整整60年，野湖麻风院村走过一个甲子，演绎了一个由始而终的中国麻风隔离区的经典历程。

30年前的“撤院留村”符合当时的形势，但对于杨四妹却是严峻的生存考验。

过去有医院相伴，医疗和生活都有一点保障。如今，生死存亡只能听从命运安排。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6年4月初，因为泗安医院的一个决定得以改变。

接走杨四妹像是一场战斗。

紧张有序，有激情，有挫折，有悬念，还有扑面而来的感动。

我和谢姑娘先期从泗安赶到平远县城，落实杨四妹下山的诸多问题。

最大的顾虑是最后几公里，原计划让杨四妹乘坐救护车下山，再转乘我们的车。但那几公里路况实在糟糕，从来没坐过车的杨四妹很可能无法忍受。

为此，慢病站的赖主任想到一个好办法：请人挑她下山。担子一头是不足40斤的杨四妹，另一头挑块石头。他去联系当地村民，不料，希望彻底落空。出再多钱，也没有人愿意。

无奈，我们又想到用担架抬她下山，村民不挑，我们抬。慢病站和泗安人齐心协力，再难也要接她下山。

很快在仁居镇卫生院找到一副担架，突然想到，担架应该系上背带，省力气，也安全。

赖主任说，农村妇女背孩子用的布带子应该可以。于是去买，正合适。

手续不全，大家做最后一搏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筹备之时，突然收到来自泗安的消息，康复中心刚刚得知杨四妹没有身份证，不符合被泗安托养的条件。

医院通知我们先回泗安，等慢病站补办了杨四妹身份证和其他相关手续后，下次再来接她。

此消息似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我们和慢病站的人顿时沮丧。

夜长梦多，谁知道漫长的等待中，又会发生什么，杨四妹能不能最终圆梦泗安。

不能坐以待毙，短暂无语后，大家随即行动，陈站长带着我们一起赶到平远公安局，试图说明缘由，加急办理。岂料，大门都不让进入。

陈站长不死心，不停拨打方方面面的电话，包括县领导。大家听说泗安医院愿意接收山上最后一个麻风康复老人，都认为是大好事。于是，一路绿灯。县卫生局、镇卫生院、镇政府、镇派出所……，我们跟在慢病站后面，马不停蹄奔走着，争取用最快速度，为杨四妹办好相关手续。

赖主任不赖，解开最关键一环。

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到慢病站，翻箱倒柜，希望找到一些能证明杨四妹存在的书面材料，这将关系到能否顺利办理身份证。

终于如愿。

我们来到慢病站时，他激动地摊开一堆材料，杨四妹的病例档案上记载了杨四妹1950年发现麻风病和1958年的入院情况、1973年坪洲医院出具的病理组织报告，还有一本封面斑驳的《发现麻风病人登记册》，是手写线装本，她排在第一页的第九位，上面注明的入院日期是1958年12月。

带上这些如出土文物一般珍贵的材料和希望，我们急忙奔向仁居镇。

举着报纸拍证件照

明嘉靖年间1562年至1953年，仁居镇曾是平远县治所在地，也曾号称中国最小县城。

当年红军反围剿之后，朱德、林彪都来过这里。

眼前，大事催人：去派出所，进卫生院，联系证件照相师傅，一步步走得颇为顺畅，中午前，诸事搞定。

路上，谢姑娘急忙和泗安康复中心报喜：“我们这边没问题了，你们可以出发。”

顾不上吃午饭，我们一行6人：卫生院院长、慢病站陈站长、赖主任、派出所委托的摄影师，乘卫生院的救护车急速上山。

一到野湖，我们马上请出杨四妹。

两人拉开一张白色背景布，拍了几张证件照，又摊开一张当天的梅州日报，由杨四妹举在胸前，再拍了一张照。这是应派出所要求，用来证明人物和时间的同步。

还有个插曲挺有趣。拍照前，谢姑娘拿来梳子给婆婆认真梳头，希望拍出的照片更美。这个平常举动，我早已见惯不惊，想不到，慢病站的人大为感动，一再问我要梳头照片。我说，没来得及拍，每次去康复村，她都这样做，已经成她的规范动作了。

告别最后的小菜园

杨四妹的小菜园面积不足一分地，一侧靠墙，其余三面用栅栏围起来，一块小木板做成门，防止羊群鸡群进入。漫长岁月里，这是她粮食之外唯一的营养来源。

为了生存，她与小菜地朝夕相处。野湖没有厕所，菜地也成了杨四妹的如厕处，爬着去方便，顺便给蔬菜施肥。

在我20年记者生涯中，无论拍照还是摄像，极少摆布。眼下却实在忍不住，一反常态，请求赖主任帮忙翻译客家话，希望能录一段杨四妹种菜的视频。

一个四肢残疾无法正常行走的老人，每天要去料理20米开外的菜地，在她，习以为常，于我们，却是震撼一幕。这项延续了几十年的生活内容即将终结，应该记录下来，感动更多人。

幸好，婆婆没有丝毫推诿。她和小菜园有感情，也许，即将永远离开野湖前，再去看一眼小菜园，也是她的心愿吧。

她用残疾的双手扶着一只塑料桶，装了小半桶水，跪着，每爬一步，随即往前推一下水桶，爬到菜园，她用门边的竹杆拨开小木门，两只残腿轮流跨进去。

在杨四妹精心照料下，菜园的菜长得很好，有萝卜和大青菜。她吃力地浇了几瓢水，又顺手摘下了几叶大青菜。

爬出菜园，她认真将小木门关上，防止鸡和羊进入，尽管她明天就要离开了……

大家合力把杨四妹抬下山

下山已是晚饭时分，我们在平远县城与匆匆赶来的小徐、老邓汇合。

当夜无眠，大家都被次日的大行动搞得激动不已。

清晨5点半准时出门，赶往野湖。

因为路太烂，我们的车开不上去，只好停在山下，坐慢病站的救护车上山，梁师傅在这条路奔波十几年，车技过人，很快到野湖。

杨四妹早早在等候了，她换了一件样式很老的蓝布衫。我注意到，她衣服上的扣子还是“文革”年代的。

考虑到途中上厕所不方便，赖主任提前准备了纸尿裤，谢姑娘进屋，帮老人家穿上。

出门时，杨四妹特意收拾了一卷东西，用床单小心包裹起来。

小徐说：“婆婆，不用带这个了，泗安什么都有。”

老人家还是舍不得放下。

谢姑娘说：“让她带上吧，那是她最喜欢的几件衣物。”

小徐接过那一卷东西，放进车里。

杨四妹爬出门，谢姑娘拿来枕头，为她垫好。小徐随即抱起婆婆，放上担架，这个梅州籍的客家青年，此行平远，公益之举外，更多了一份乡情，几次抱上抱下，如儿女一般。

接下来，三对组合轮换着抬担架，谢姑娘跟在婆婆身边，随时调整被单，我则跑前跑后忙着拍摄。

遇到破碎严重的路况，为了看清路面，不至于摔倒，“挑夫们”不得不横着走起螃蟹步。

慢病站和卫生院的人也不含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尽责，送走最后一个麻风康复者，唯一的遗憾是，慢病站的其他人再也感受不到黄站长的野湖震撼了。

艰苦路段约4公里，一小时抬到终点，放下担架，大家片刻喘息后，把杨四妹抱上后座。

来到泗安，一阵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看着杨四妹坐在从未坐过的轮椅上，被推进舒适的房间后，一同赶来的黄站长感慨万分：“这真是重生呀。”

四妹的亲人意外得知她还活着

来到泗安不久，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人探望杨四妹，他们竟然是她的侄子侄孙。

我们曾想过帮四妹打听亲人下落，让她获得一些亲情，没想到，还没有开始帮她寻找，亲人就自动走来泗安。

年轻男士说：“我是杨四妹的侄孙，有一天，突然接到老家村委的电话通知，说我们家的一个亲人正在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我们也不敢相信，从来没有想到家族里还有一个不知道的亲人。我爷爷杨世隆，他是79岁时去世的，他们一共八个兄妹，现在平远还有一个八妹，杨四妹是家里的四妹，她上山以后，就和家里人从此失去了联系，一直没有音信，我们都以为她不在人世了。”

侄孙说，这是家里的辛酸事。我们很感谢你们，也有点内疚。我们家四姐妹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学，那些年，家里一直很困难。

成功做了截肢手术

初来乍到，四妹就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关爱。

她成了大家都喜欢的“客家妹”，廖仲涛这个老顽童第一个跑来认妹妹，要求当她的哥哥；

老实巴交的林新来走过她的身边，也会伸手摸摸她的头；

黎子良更喜欢和她打打闹闹的，经常说她胖了，白了，哄小孩子一样；

陈妙崧每次都会给她吃的，于是，四妹成了常客，虽然语言不通，坐在轮椅上听听大家说话，接受一点零食，也很满足；

医生护士人员对她更好。

彩霞认真给她清洗伤口时，发现里面包着脓，外面已经磨出了茧子，又黑又脏。这是她长期在地上爬行所致。

更糟糕的是，上一次截肢伤口溃疡愈发严重，甚至出现恶变征兆，必须马上做二次截肢手术，可她的身份证还没有到。

康复中心也很着急，一边询问平远慢病站，证件办理情况，一边联系东莞的医院。

终于有一天，我们得知杨四妹在东莞东华医院顺利完成了截肢手术、遂带上郭增添、黎子良去看她。谢姑娘给她戴上了一顶花冠，她精神很好，笑眯眯地看着大家，他们三人都是新近接来的广东一人村村民， 合影那一刻，堪称历史意义的瞬间。

四妹开始补过童年

来到泗安的杨四妹，哪里是来安享晚年，分明实在补过童年。

她没有童年，只有童养媳的苦难生涯，只有出苦力、发麻风、遭歧视的往事，如今的四妹，眼里闪烁着幼童一般的单纯目光，她的童年此刻才刚刚开始。

谢姑娘几乎每天都要看她，然后传出她的种种趣味话题。

比如，她闲不住，坐在轮椅上拔草，拔掉的竟然是绿化的草皮；

比如，她把一个破气球改造成手链，带走手腕上；

比如，她喜欢把别人送的好看东西都缝在帽子上，把颜色鲜艳的玩具都挂在轮椅上；

比如，她把饮料主动递给谢姑娘，长期一人独居山野的杨四妹第一次学会了与人分享。

比如，她把湿巾纸全部打开，一张张晾晒。

我们曾送给郭增添一个会拉二胡的公仔，一碰就自动播放乐曲。

郭增添从大浦带到泗安，然后转送给“杨阿姨”（他一直这么称呼杨四妹）。

从此，公仔成了杨四妹爱不释手的玩偶，你要是假装着摔打公仔，她会很生气很心疼；

她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公仔，对着它说话，然后亲它，她帮它整理衣服，热了，又帮它摘下帽子；最糟糕的是，深更半夜她也会不断触碰公仔，于是乐曲播放不停，搞得半条走廊的老人家们投诉不断。我们只好残忍地取出电池，令公仔失声。

有一天，东莞的翠平来看四妹，听她讲故事，

她突然想起喝酒，又抱怨酒罐子放得太高了，她自己够不到。这是5斤装的大瓶药酒，上一次她的侄女侄孙们来看她时送来的，里面跑了一些养生的中药。四妹长期在山上生活，驱寒，解闷，喝酒成了老人唯一的爱好。这罐酒已经是第四次浸泡了，每次喝光，我们就去洪梅市场买几斤质量好的散装酒，重新加满。

翠平给她倒上酒，她却不喝。原来四妹很讲规矩，一定要每个人都有杯子，杯中都有酒。

翠平跑出去找来杯子。

那天，开车带上杨四妹去逛超市，她一双好奇的眼睛又睁大了。

平生第一次，看这些琳琅满目东西可以随便拿。

她坐在轮椅上，谢姑娘开始问她想要什么，她不贪，最后选购的东西很少。

带她去了道滘美食节，这个镇美食，尤其以粽子闻名，这一天好热闹，各地参展商使出浑身解数，各种美食都摆出来叫卖，免费品尝。我们两次推着杨四妹浏览各个摊位，多次接过递到眼前的食品，要不就主动去拿给她吃。满以为她会喜笑颜开，吃个不停呢。四妹却无动于衷！

最后，我们在另一个非美食摊位上买了一对充气玩具锤，她顿时开心，马上拿起来和钟国对打，最有趣的是，她趁坐在一边的文春正在打盹，搞了次突然袭击，惹得我们大笑不止。

那天，她的室友罗沛珍“告状”：杨四妹学坏了。隔壁的盲人何柱洪光着膀子摇摇摆摆走过她们的房门，坐在轮椅上的杨四妹乘其不备，摸了一把何柱洪身上的大肥肉。

罗沛珍告诉她：“他是个男人，不可以随便摸的。”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杨四妹，几十年几乎没见过小孩，下山后，突然看见这些小小的同类，倍感喜爱，如同见到珍惜动物。

不久前，我们带她和黎子良游玩了深圳欢乐海岸，游览了水母为主的海洋馆，观看了精彩的海狮表演，还在深圳最高的旋转餐厅一边用餐，一边看深圳楼海，杨四妹大开眼界，好开心，不过，每次有小孩子与她擦身而过，都会让她分神，更开心。

回到泗安，帮她打印了十多张照片，她一一看过，只有一张她超喜欢，一遍遍地看。画面上，她和四个小孩子在一起。

我们开始配合杨四妹的童年倾向，帮她买了玩具，设置了一间临时游戏室。

那天，正在铺设地毡，挑选玩具，党锡桃的小孙子刚巧回来，于是，一老一小盘坐在地毡上，拼积木，打气锤，玩公仔，不亦乐乎。

接下来，还计划教她看图识字，学普通话，让她一步步走过童年时代。

不知道接下来，她会不会继续补回她也不曾有过的青年时代呢？

作者简介：做过记者，十年前开始关注麻风康复村，退休后，常住东莞康复村，建立了一座麻风博物馆，得到国际麻风病界的认可，曾多次在国际麻风会议上演讲。目前，正致力于新建一座流动麻风博物馆和麻风千人纪念墙的项目。

（本文原载公众号“印象麻风博物馆”，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