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8.6万“买”了个越南新娘

作者：龚晶晶

“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选择去‘买’越南新娘。”

小陈师傅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越南新娘小秋正坐在一旁玩手机，听不懂中文的她，只抬眼冲我们灿然一笑。

越南新娘小秋

中国的秋天，真冷啊。

在别人还穿着短袖的时候，24岁的越南姑娘小秋就已经早早换上了秋装。她有着越南女人最典型的长相，身材干瘪瘦小，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头发稀疏，发际线靠后，远看就像是个40来岁的妇人，可凑近了细瞧，却是一张十几岁的脸，稚嫩，还常常神色茫然。

不认识小秋的人，都以为她是个哑巴，其实她只是不会说中国话，白天除了帮忙剪线头，她就在低头猛刷手机，那个手机是认识几天后，小陈师傅在越南花了2500块钱给她买的，没人知道她整天都在看些什么，却总有人跟小陈嘀咕：小心她是在百度逃回越南的路线以及沿路如何求助。

其实，小秋还是很喜欢中国的，起码这里的生活要比在越南舒服的多，只是这里没有绿芭蕉和红木棉，也听不到川流在街巷里熟悉的语言。夜色渐暗，她坐在丈夫小陈的电瓶车后座，横穿南部商务区，迎着风驶向位于轻纺城的出租屋。满眼都是高楼大厦，处处都是灯火霓虹，仿佛都在提醒着她：这里是宁波，不是越南。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报道：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新娘已超过10万，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数，她们大多身处农村，贫穷，且没有户籍。

1991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中越跨国婚姻开始迅速膨胀，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大量光棍和渴望到日渐富裕的中国改变命运的越南女孩心愿不谋而合。

2002年之后，陆续出现介绍越南女孩的职业婚介，越南新娘来华网络先从广西、福建开始，随后，迅速传入广东粤北地区，再进入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直至东三省。

2010年以后，在公开报道中，原先白衣柳身的“越南新娘”被贴上了更多标签：越南出口的特产，光棍节网购的爆款，集体逃跑的常客，人口贩子的猎物，电线杆上广告的主角，甚至是色情场所里招揽生意的招牌。

曾经，我也以为越南新娘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直到遇见小秋。

买妻

第一次遇见小陈师傅和他的越南新娘，是在他们结婚后的第3个月。

小陈，江西人，36岁，在南部商务区一家服装定制店里当裁缝。虽然平日里看着笑呵呵的，其实性子虎的很，据他自己说，上一份工，就是因为雇主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伤了自尊，所以才赌气跑了。

为了配合自己的人物设定，他还特意在右边胸口处纹了一只老虎。走访那天，他穿一件已经洗的看不出是粉色还是白色的衬衣，因为工作间有些闷热，领口敞开，正好露出那只老虎的尾巴，纹的有些粗糙，就像他给人的感觉一样，乍看像老虎，细看却像只猫咪。

这样的性格在婚姻中也体现无疑。他虚张声势的大男子主义，在强势的前妻面前，溃不成军。最后离婚收场，留下的一双儿女，也被他送回老家，让父母抚养。“单身的8年里，也谈过几次恋爱，相过几回亲，可最后都没成，女人实在太麻烦。这个要哄着，那个要依着。”小陈觉得，在下一场婚姻里，自己该是只老虎，而不是猫。

与以往的恋爱相比，越南女孩温顺乖巧的形象，挠的他心里痒痒。

小陈告诉我，在他的老家江西鄱阳，几乎每个村都有越南新娘，光他们村就有四五户。她们有的是通过正常渠道来到中国，有的则是被拐卖、偷渡入境，有人刚到一两年，正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中彷徨，有人则一呆几十年，生儿育女，然后终老。“这几年查的严，嫁过来的越南新娘多数手续齐全，合法合规，与买卖相比，更像是一场寻常的跨国婚姻。无非就是中介费高一点。”

“我们那里要娶越南新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中介那边有一群现成的可以挑，二是中介安排我们自己飞去越南选。”小陈口中的“中介”，其实就是一些娶了越南新娘后，自己也开始做起跨国婚介的本地人。专门走街串巷，寻找村里的光棍，推销越南新娘。“我想着去越南挑新娘虽然价格更高些，但好歹选择更多。”

天堂很远，中国很近

2017年11月，小陈师傅穿上从天一广场花几百块钱买来的西装，揣着父母在老家东拼西凑的几万块现金，和其他几个“买主”，一同坐上了飞往越南的飞机。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既兴奋又有些晕，直到落地，小陈才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给他介绍越南新娘的“老表”全名叫什么。心里开始隐隐有些不安。

很快，当地就有人把他们接到了越南永隆一处破旧的小旅馆安顿下来，11月的越南，天气热的像是宁波的8月。

原本计划年前把新娘带回去，可小陈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在这个日租金不到10万越南盾（约30元人民币）的小旅馆里，一呆就是整整四个月。

和中介之前的广告不同，他们每天每人只能见到一个女孩，可以互相交换聊天， “不像你们想的那样站成一排，可以随便挑随便选，哪有那么好的事。其实就跟相亲一样，没有强买强卖，要双方都看对眼了才行。”

“来之前，他们跟我说，如果同意每年给女孩娘家寄5000元人民币，就能给我安排好好过日子，更听话的姑娘。要是再加3000元，就能安排天天上班补贴家用的女孩。”小陈选择了后者，所以中介费也比其他人稍稍贵上一些，一共8.6万元。

小秋是他见到的第五个姑娘，前面几个，不是漂亮的看不上他，就是他看不上别人，只有小秋，眼神羞怯，看上去符合他择偶最重要的标准：温顺。女孩通过中介，只问了他两个问题：“叫什么名字。”“每个月能给她家多少钱。”显然，小陈的答案，让她还算满意。

第二天一早，小陈就西装笔挺地出现在了小秋家，和她的家人详谈起了结婚事宜。小秋是家里的第6个孩子，父母已经离婚，家境贫寒。虽然语言不通，但在她家那个石棉瓦搭建的院子里，亲朋好友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对小陈“中国人”的身份表示赞许。

原来，越南一直有女性外嫁他国的历史传统，从前对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趋之若鹜的越南适婚女性，自2008年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

那一年，越南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越南女孩失业赋闲在家，而电视直播里北京奥运会的满天烟火照亮了中国崛起的现实，也点燃越南女人的幻想，中国大陆自此出现越南新娘潮。

在越南开始流行起这样一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逃跑的新娘

喜宴那天，小秋租了一件廉价的婚纱，所有宾客席地而坐，小陈很是高兴，在人群里推杯换盏无比豪迈。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自己举办婚礼那天，老家隔壁村又跑了一个越南新娘，怀着孕，已经8个月了。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婚礼后。有人告诉小陈，因为小秋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要比实际的小几个月，所以在中国办理结婚的资料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一等就是四个月，就连除夕夜小陈都是一个人在清冷的越南度过的。这一趟，他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4万。比中介事先沟通的要多上不少。“这钱，都够我娶个中国媳妇了。”

手续齐全后，小陈带着他的越南新娘小秋回到了宁波。可这段婚姻里隐藏的不安，却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悄然滋生。

来到中国后的小秋，一反在越南的温顺，变得喜怒无常，她不会说中国话，唯一认识的只有小陈，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的恐惧渐渐将最初的欣喜冲散，而且她发现，自己的新婚丈夫也没自己想象的有钱，就连电瓶车和手机都是贷款买的。原本以为可以通过嫁人逃离贫困的女孩，殊不知只是换了个国度，继续与贫穷共处。

回国后，小陈拜托老板娘，给小秋安排了一个在店里剪线头的工作，以方便24小时呆在一起。最近，他总是接到老家的电话，母亲忧心忡忡，说是新闻里说他们县又跑了几十个越南新娘，让他把小秋看的紧些。小陈却不敢告诉母亲，这几天，小秋正因为他不肯给娘家寄钱闹脾气，已经不理他整整2天了。看着她背过身去有些冷冰冰的背影，心里暗暗叫苦。

目睹全过程的老板娘，对此概括得一针见血：“在他眼里，这是买卖关系，对方会无条件服从。可在女孩心里，这就是婚姻。”

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小秋刚刚怀孕，还是干瘦营养不良的样子，不爱笑了，也不爱理人。而向往成为老虎的小陈，依旧还是一副猫的样子。因为要照顾小秋，开销大了，收入却比从前少了许多。

似乎没人说得清：在这场贫困与贫困的对赌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作者：龚晶晶，自由撰稿人，独立调查人，曾任南都周刊浙江站主编助理、高级记者，凤凰网宁波频道微信主编、首席记者。辞职后，创办公众号“明州世相”，深度挖掘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人。著有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追鱼》。本文首发于明州世相（微信公众号ID:Blingbling_inNB），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后台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