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先立后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实现化石能源替代

12月2日，阿联酋迪拜，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地迪拜世博城。  新华社 图

“迪拜太热了，我已经放弃打领带了。”正在迪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采访伊始笑着说。

这或许也暗指此次大会的“热度”。11月30日开始，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迪拜召开。大会开幕当天就曝出“意外的惊喜”，大会主席在开幕式上宣布已达成关于“损失与损害”基金的里程碑式协议，该协议将帮助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12月3日，随着高级别领导会议结束，谈判正式进入技术细节，大会才真正进入实质阶段。眼下，各国代表团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全球盘点（GST），可再生能源目标、能源效率和化石能源淘汰等关键议题。各种分歧和意见开始一一摆上台面。

12月3日，正在迪拜参会的邹骥再次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就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化石能源和中国能源转型路径以及国际气候合作等诸多重要话题侃侃而谈。

早在2021年，邹骥就在英国格拉斯哥第二十六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深度分享了他从事气候变化谈判和能源转型相关工作近30年来的观察和思考。

2000年至2009年及2012年至2015年，邹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特别是深度参与了《巴黎协定》的谈判，对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2013年至2014年，他还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政府间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委员。

多年来，从政府部门到学界，到业界，再到国际间谈判，邹骥在经济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综合决策相关领域深耕多年，这使得他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对于本届大会的观察

眼下，COP28正式会议刚刚开始，邹骥认为，目前对大会的判断为时过早，议程过半时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和问题会得到突出体现。

“今年大会的重中之重是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早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谈判时，我参与了一些相关的过程。实际上，各方从一开始就存在长期分歧，主要就是围绕全球盘点的内容和结构。”邹骥说道。

邹骥指出，有一种观点，特别是发达国家重点关注减排。另一种观点是要平衡，除了关注减排以外，还要关注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和能力建设。

此外，尽管全球盘点不针对具体国家。但中国和美国两国加起来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0％，这意味着中美的表态和举措，在达到全球目标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损失和损害”基金和气候融资这一每年气候大会上永远的主题。，邹骥表示，我们需要更明确地解释：“损失和损害”基金是对发展中国家境遇的关注，是一种道德和道义考虑，且应当将其与可持续发展结合。从去年达成共识设立该基金，到本次大会多国传出愿意向该基金注资，当前“损失与损害”基金已取得了些微进展，但在实际运作中仍有包括董事会成员构成、运作规则，总部位于何处，谁来管理等众多问题有待解决。

面对有关“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广泛讨论，邹骥表示，“ 我认为这个问题并非死结，而是有解决办法的。我们应该具备创造性和与时俱进的思维，作为现实主义者探讨（损失与损害基金）如何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衔接，如何与资本市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衔接。”

关于三倍可再生能源

12月2日，COP28大会上，110多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2倍，削减化石燃料在世界能源生产中所占份额。

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近年来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新概念。两年前，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提出了这种研究主张，此后逐渐演变成政治议程。2023年，在G20元首声明中正式采纳了全球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增加2倍的计划。今年11月，中美的阳光之乡声明中也提到支持这一目标。

邹骥指出，化石能源的使用限制有一个前提，即实际发展中的能量需求不能减少，甚至需要增加。那么，用什么来替代化石能源？这就是可再生能源。实际上就是在逐步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实现煤油气发电替代这样一个“先立后破”的概念。

假设公认2020年为三倍可再生能源的基准，2020年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基数（特指风光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为5亿千瓦，今年已有望达到10亿。虽然未来每年装机增长的速度可能不会这么快，但稳定在每年新增2亿是有可能的。当我们打通堵点，并向更大的装机推进时，甚至能达到每年3亿的增长。

而全球像一些从无到有的非洲、东南亚国家，它们不仅能实现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甚至十倍也有可能实现。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大约占到全球装机的1/3，对于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能会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近年来，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走俏海外，但“新三样”对国民经济是否有足够的推动力？又将如何助力全球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邹骥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绿色投资的潜在规模将达到45万亿元, 年均9万亿，相当于2021年我国总投资规模的六分之一，将成为我国“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组成。

从更宽泛的口径来说，绿色投资也讨论能源转型和低碳城镇化。低碳城镇化中最重要的是交通体系，如轨道上的城市等，包括公转铁、公转水等交通体系，也含电动化程度。第二件事是推建筑电气化，大量铺屋顶光伏，加强储能，使用直流电气化系统和柔性系统。第三件事是数字化融合。很多科技公司希望在高碳和低碳产业找到应用场景，找到这些应用场景后将实现双赢。

此外，光伏行业也是一个万亿赛道，每年的回报率在千亿以上。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这个赛道已经投入了几万亿固定资产，并且提供了三四百万人的就业。毫无疑问，光伏是我们今天保证新动能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因此需要精心培育。

“今天发展光伏产业不是别人逼着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王牌产业，在全球具有竞争力，我们需要像关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产业。国家要全力支持产业，拓展市场，让订单增多，打开下游需求。在这个阶段，短期内实现增长，长期促进转型。”邹骥说。

节能是最大的能源来源

节能是最大的能源来源，但也常常是我们所忽视的。对于中国来说，怎样能够进一步推进提高能效？在市场机制等方面，有哪些可以提高的地方？

邹骥表示，根据能源基金会两年前发布的一份综合报告，结合国际上好几家顶尖智库对中国研究的研究成果，假设中国的碳中和过程，大约有六大路径，其中减幅最大和减排潜力最大的是可持续的能源使用。可持续能源使用有两层含义：一是节能，再一个就是提高能效，这占整体减幅的1/3以上。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大约在2005年到2015年，重点通过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银行的结论是当时全球一半以上的能效提高来自中国。

然而，不容否认，现在的能效提高边际效益已经相对较低，其中的节能和能效提高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边际成本也在上升。邹骥认为，在当今的起点上，数字化将成为中国提高能效的主要抓手。通过数字化融合以及废旧利用，使钢铁、有色铝、电解铝、建材、有色铝、化工等高耗能企业与产业进一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

第二个抓手就是循环经济，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实现能效提高和减排。我们还是要主张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提高管理水平，通过体制机制和市场机制来配置，为市场利益相关者提供足够的刺激。除了技术之外，还要让节能、效率高的相关方盈利。

关于煤与化石能源

此次大会上，目前各国关于削减化石燃料方面争议较大。据了解，欧盟国家计划在COP28上推动达成一项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全球协议，但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看法。

回到国内，中国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的同时，2022年煤电装机新批建的煤电项目创历史新高，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股力量的博弈？

邹骥表示，一方面，对以煤为主的国家，“逐步淘汰”可能会加大对转型力度和速度的要求，增加压力。在政府间谈判中，方向不变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缓冲带。如果让煤电减少50%-70%，是可以实现的。这也符合经济学原理，称为边际成本递增，越往后减越难。但如果马上减少为0，那成本会陡线上升。因此，在政府承诺上需要留有余地。

“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目前尚未看到完全脱离化石能源的能源系统。根据贺克斌院士在清华碳研院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现在我们达到碳中和（净零排放），所需的技术只有一半可以随时使用，另一半尚在开发中，尚未完全解决。在现实背景下，学者和研究者可以设计‘逐步淘汰’的情景和目标，但对政府而言可能无法承诺这样‘逐步淘汰’的结果，这是我的理解。”邹骥说。

关于中国可再生能源和煤电混合增长的趋势，邹骥认为需要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即在于持续的能源需求增长。能源需求增长的核心是电，根据一个基本数据，美国每年人均用电量约为12000度，而欧盟大约为8000度，现在仍在稳步上升。中国的人均耗电量已经接近6000度，正在逼近欧盟等国家的水平。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均耗电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邹骥指出，这其中也涉及到结构问题，美欧发达国家的人均用电量中居民生活耗电是大头，而中国的情况是人均用电许多不是民用的，而是工业、生产用电的均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在稳步提高，他们必须要改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质量离不开耗电。我们的人均耗电仍在增长。

另外，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电气化在发展。现在中国每年销售的电动车数量大约为900万到1000万辆。到年底中国电动车的保有量肯定能达到2000多万辆，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保有量，他们也需要耗电。此外还有中国的高铁也是由电驱动，没有哪个国家的高铁客运周转量和货运周转量比中国高。

当前中国的电力结构中，大约有60%是火电，而火电中的90%是煤电。当电力需求如此旺盛时，补充电力可以拉动电厂的需求。电厂可以提供两类供给，一类是可再生能源，另一类是传统煤电。目前我们风光的供给大约能满足一年新增电量的2/3，这其中存在一定差距。但对电力和能源的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也是不可控的。这时煤电就需要补上来。

但目前这个缺口越来越小，随着可再生能源持续高速发展，总有一天新增电量或将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满足，这是一个过程。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前发展，我们预计可再生能源在几年的时间内可以弥补增量缺口。这时候中国的煤将达到峰值，无需再增加煤电，也不需要增加煤电的装机。

邹骥表示，我们可以为自己画一个问号，解决能源安全和供电保障问题，是否一定要通过增加煤电装机？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渠道，例如增加电网互联互通和调度电能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短期内缺电和局部地区供电不足的问题。

另一个更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加速可再生能源电源、外送通道建设，以及微网配网、储能的建设，然后通过他们去覆盖新增电量的需求。

“我们对新增电量的需求是不限制的，并且要支持和保证。但是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新增火电厂的装机实际上也面临着很大风险，主要是资产沉没的风险。发电小时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发电小时数越来越少，现金流回流也越来越少，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邹骥说。

关于国际合作

当前南方国家转型之路仍然面对众多的挑战，中国作为“南方国家”在其中能够承担哪些作用，如何通过多边合作助推全球实现转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还有哪些阻碍？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克服这些困难？

邹骥对澎湃新闻表示，在谈到多边合作这个词时，需要对场景进行细分，明确不同层面合作的功能，这样合作才能更顺畅、更有效。

“多边合作主要解决道义和政治、方向的问题，但不要期望所有问题都在联合国解决。联合国是一个政治平台，它需要推动多边合作领域确立大方向、框架、目标和政治意愿，但国际合作中也涉及很多其他的层面。”邹骥说。

在联合国这样的地方，需要推动多边的政治、法律进程，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政治框架和氛围，以及多边国际法的基础。此外，还需建立一个交流共享的平台。例如，每次召开大会时，大家会互相交换意见，各种多样化的观点在这里碰撞。这是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互相启发和激发的过程，应该积极参与和支持。

邹骥进一步指出，接下来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实际合作，如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和区域合作体系。例如，中国与东南亚有RCEP贸易体系，还有双边互为贸易优惠国，以及投资互相保护。这里的机制非常丰富，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

例如中美之间的合作，最近的一个例证是阳光之乡声明中提到的包括甲烷、能源转型、循环经济等丰富的合作内容。

第三个层次的合作是完全务实的合作。将这些原则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投资、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能力建设等方面，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包括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例如，在长途输电、特高压直流和高铁领域，这些都是节能降耗的重要技术措施。在太阳能生产、光伏、风电设备和海上风电设备生产设计，以及制冷能源效率标准合作方面，还有很多标准互认的管理方法。只有通过贸易和投资才能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涉他国的汽车产业，如果真的面临生死存亡，我们不能进行零和博弈，可以讨论是否可以投资，是否可以投资建厂来提高地方就业和财政收入。就像刚加入WTO的中国，国际汽车产业也是如此处理，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谈判并找到解决的出路。“邹骥说。

邹骥最后指出，“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当下谈论贸易不平衡，设立关税等行动都是无视气候变化紧迫的观念和状态。既然气候变化如此紧迫，就不要谈论这些了，不要再掺杂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任赤字，也不要再掺杂自私自利的狭隘壁垒。到底是真的需要加快进程还是假的，这只是一块试金石。真正关心气候变化就应该减少这种障碍。”邹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