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刀就能断水吗：中古士族与近世宗族之比较

2018年10月20日，“古代史研究新视野”第8期“比较视野下的中古士族与近世宗族”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范兆飞教授召集，来自中古史与近世史研究的17位学人参加。发表人和评议人对两个领域的对话与交锋都十分期待，态度真诚，讨论热烈，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本文篇幅所限，谨就本次会议做一个“浅描”，尽可能兼顾发言人、评议人与其他与会学者的讨论，若有偏颇之处，敬希读者与参会者见谅。

序幕

上午开幕式环节，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张剑光先生做了极为简短的开幕致辞。接着范兆飞先生介绍本次工作坊的主旨，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复旦大学仇鹿鸣先生曾经抛出中古士族与宋代以后家族异同的疑问；二是中国社科院陈爽先生提出中古谱牒强调婚宦作用，凸显门阀政治的特点，而在近世则转向了“敬宗收族”。这些研究，实际上揭示了中古精英家族在长时段内究竟有何变化和意义，亟待学人用宏观的视野加以考察。

范兆飞还在现场提出了“抽刀就能断水吗”的疑问，在他看来，断代史领域开疆拓土的精细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史的各个面相功不可没，但也人为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过于强调所谓的“时代格”（时代属性），进而提出本次会议的一个核心话题“如何突破断代史研究的壁垒”，赢得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本次会议分为中古史与近世史专场。上午是中古大族专场，有三个中古史学者的报告；下午是近世宗族专场，亦有三个宋元明清学者的报告。议程和评议安排都“大有玄机”，每篇报告安排两个评议人：一个中古史学者和一个近世史学者，力争通过前后交流、对垒交锋，达到“去熟悉化”的效果。最后环节还安排长达一小时的“圆桌会议”，让所有的与会学者都能充分参与讨论。

上半场：中古大族专场

第一位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爽先生，题目是《中古大族的历史人类学观察》。这篇文章据说是陈先生旧作《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拟于近年推出增订版的部分内容。陈爽先生在现场报告发表人中算是前辈学人，态度诚恳谦逊，多次说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好，没有成型，仅仅是略谈一些想法，让与会者感到了前辈学人的严谨风范。论文开篇就对近些年来中古大族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中古士族研究中存在的“士族界定模糊”与“研究精细化同时碎片化”的倾向。要解决这一困境，陈爽认为一方面可以从长时段的考察入手，另一方面可以从研究视角与方法入手。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进一步指出近世宗族研究引入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以科大卫、陈其南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拓展了学界对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认知，是一个可以师法的对象。陈爽先生“以身作则”，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检讨了中古大族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察了中古家族世代规模、同居、异爨问题，以及中古时期异姓宗族实体问题，通过中古“家”“族”各种文本与《刘岱墓志》等中古墓志中谱系的分析，指出“中古大族的普遍结构和形态，并不如以往认识中的庞大和复杂”，中古时期的大族也缺乏稳定的具有“族长”意义的宗族实体核心，具有这一核心特征的反而是那些“异姓宗族共同体”。陈爽还在最后就尚在“打磨”的两部分内容（中古大族的冠冕和婚姻问题、王朝控制与中古大族消亡之间的联系）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夏炎先生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徐斌先生担任评议人。夏炎开口便回应了范兆飞对断代壁垒的反思，说道自己长年从事个案研究，就是仇、范二人“批评”的对象，因此要做一些“辩白”。言语诙谐，引起满堂笑声。随后，夏炎认为两大领域的学人对话是很有必要的，但所持意见有所不同：第一，个案研究是综合长时段研究的基础，往后的工作就是要做出更好的个案研究。第二，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但是史料是缺乏连续性的，只有在理论上存在对话的意义，作者的历史人类学理论运用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尝试。

徐斌是明清区域史的专家，对历史人类学较为熟悉，开口便引用了经典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对作者的尝试做了高度评价。同时提出了两点疑问：一是能否进一步加深大族与地域关系的探讨；二是论文引用的三方墓志所载谱系存在单线谱系和复式谱系，这背后有何意味？

在综合讨论环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先生提出了中古士族是否具有实体性这一问题；浙江大学历史系冯培红先生是敦煌研究的专家，就论文提出的敦煌大族具有特殊参照意义提出了商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艳春先生认为，可以引入族谱的作者与读者两个视角，作进一步考察。

第二位进行报告的是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的陈鹏先生，题目是《中古谱牒的类型、层级与流变》。陈鹏介绍了中日学者对中古士族谱牒类型与文本的丰厚研究成果，同时指出了前辈学人在“具体研究时，未对不同类型谱牒材料加以分辨”，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在这一学术脉络下，论文分为三节（中古谱牒类型的检讨和思考、中古谱牒来源与层级、中古谱牒“二型四类”的流变），对中古谱牒的分类与演变做了细致梳理。首先，在前人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中古谱牒的二型四类说，即“单姓谱”和“诸姓谱”两大类型：“单姓谱”可分为“皇族谱”和“庶姓谱”两类，“诸姓谱”可分为“氏族谱”和“州郡谱”两类。其次，从层级上指出，“庶姓谱最为基础，皇族谱层级稍高，州郡谱是庶姓谱的上级，天下氏族谱较州郡谱又高一级”，从而明确了各种谱牒的序列。最后考察了中唐以降四类谱牒呈现出的新面貌——“庶姓谱出现新的分房和断世原则，皇族谱进一步制度化和多样化，氏族谱与姓氏书趋同，州郡谱走向消失”，在长时段上比较了中古到近世谱牒的变与不变。

首先进行评议的是游自勇先生，他基本认同作者的立论，但对文章中个别提法提出了建议：一是初始谱系的提法值得进一步商榷；二是在探讨层级流变时，应当明确究竟“什么是谱牒”，谱牒包含哪些内容；三是指出谱牒中存在的正史来源值得进一步探讨。

担任评议人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章毅先生表示，这篇文章对他启发很大，同时从一个明清宗族研究者的角度谈了几点想法。在他看来，中古大族与近世宗族性质上存在一定连续性，并以元代《汪氏渊源录》和明代《新安民族志》之间存在的连续性为例，指出从中古到近世存在文本与思想上的连续。

在综合讨论中，仇鹿鸣指出中古谱牒具有公共性，列举了中古时代常见谱牒成为贵族教育一部分的相关史料，并对文章中若干史料做了进一步阐释，加深了与会者对相关史料的理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钱杭先生就谱系的来源问题提醒作者注意青铜器上铭刻的谱系内容，或许可以作为中古谱牒的一个源头。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仇鹿鸣先生是上半场最后一位报告人，报告的题目是《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陈爽先生的开篇报告首尾呼应，共同反思了中古大族研究的不足。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是“理论缺位的士族研究”。由此，报告前三节梳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文世界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的“纠葛”。仇鹿鸣指出，士族研究在民国时代处在“预流”的历史分期论争之外，而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并没有上升到历史分期的高度”。1949年以后士族研究形成了以社会经济为取向的研究理路。而大陆现行的以政治史为导向的研究理路则是随着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出版，在“1980 年代之后方才渐次形成的”。港台地区则经历了钱穆的文化史观、许倬云等人引入的社会科学与统计研究法、新史学对边缘话题的关注三个阶段。仇鹿鸣认为虽然大陆与港台的学术旨趣演变路径不同，但是，缺乏个案上升到时代特质与历史分期的关怀却是双方共同的问题。因此，他在文章最后两节进行了反思和探索，指出要在“在大量具体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归长时段的思考”，并提出了两个可行的学术路径：一是对唐代士族及社会构造演变的深入研究；二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确认士族这一名词内涵与外延，将“士族变成一种学术概念”。

冯培红对这项研究极为赞赏，但提问却相当“犀利”，展现了认真坦诚的学术交流态度。他对文章中几处地方提出了疑问，首先是失焦和中文世界两个词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其次，民国学术史的梳理中较多地阐释历史分期，与标题所谈士族研究关系并不十分密切，1980年后政治史取向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有待完善，港台地区的研究缺少香港地区的研究梳理；最后是针对文中两点学术路径提出了商榷，认为有待进一步细致化阐述。

厦门大学历史系刁培俊先生对作者的概括与理论提炼能力极为赞赏，同时从自身领域出发，认为学界在探讨大族时不妨往前往后各自延长，综合探究，并谈及了近年来大量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学界的趋势，对这一趋势的未来发展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在综合讨论中，夏炎认为论文应当就最后两点理论思考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引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安泰先生是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出身，对港台学界情况如甘怀真和王德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

下半场：近世宗族专场

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刁培俊先生是第一位报告人，报告题目是《政局演进与唐宋士族转型的经济元素——唐宋士族研究的方法论管窥》。刁培俊开场就说这是一篇“未完稿”，还有待现场各位“方家”指教。与上午的中古史专场类似，第一位学人也选择了对学术史与跨越断代壁垒进行回顾和反思。他将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晋唐、两宋士族史研究”的异同，指出中古士族与两宋士族具有“历史本相”的差异。此外，中古士族研究积累深厚，大家迭出，具有精细化、纵深化和范式化的特点，反观近世宗族研究则偏向地方社会，缺乏纵深性研究。第二部分则从经济角度切入，试图探讨“士人家族如何在经济领域运转，并藉此保持其家族持续不衰”，由于这一部分尚在“打磨”，刁培俊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但是已经在文章中提出了若干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路径。第三部分题为“走出士族”，主要表达了作者对断代研究和碎片化研究的反思，试图走出“新的论著所‘填补’的‘空白’，往往只是人们所熟知的解释模式在另一具体制度侧面的重复”（包伟民语）这样一种困境，并反思了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倾向。

陈爽首先进行评议，他指出论文对两宋士族研究做了较好的回顾，以长期浸淫宋史的学术积累提出“两宋的材料有限，多是同质化材料，要深入描摹具体的士族政治生态极为困难”，发人深省。此外，陈爽还认为，“士族研究中经济因素较难把握，很难转化为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

《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徐莹女士谦逊地表示对学术的问题很难做出准确的评议，就《史学月刊》对这次会议组织的笔谈提出了若干建议。

综合讨论阶段，夏炎针对“宋代史料较为丰富难以做出深入具体描摹”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在回应阶段刁培俊指出宋代史料多为同质化史料，难做深入的细致描摹。首都师范大学的游自勇先生与西北大学的王善军先生不约而同地谈到断代壁垒问题，游自勇认为关键在于史学长时段问题意识，而不是纠结于断代与否；王善军认为“学术个案的积累到一定阶段必定会突破断代壁垒”，应当就此进行深入的学术史反思。仇鹿鸣也加入了“战局”，他指出宋史学者大多会使用大量的方志与文集资料来研究士族，这就限制了能够展示的士族面向，如果能够回归正史，讨论中央活跃的大族在地方的活动，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对于材料的使用和史实的论证引起了多位学者参与讨论，使得会议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第二位报告人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徐斌先生，他在报告伊始就表示“让炮火来得更猛烈些”，诚恳地寻求各位学人的批评建议。可以看到现场报告的题目和内容与论文集收录的论文相比均有所变动，他报告的题目是《同业与水陆变迁：民国湖北樊湖水域中的水域产权、宗族与跨宗族联合》。通过湖北樊城地区湖域、湖地产权在不同时期产权纠纷的细致梳理，徐斌将“湖区民众在水域上发生的产权纠纷置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并从湖区民众的角度出发，试图以水域与土地相结合的方式观察具体的水域世界”。在清理了产权、水域、土地三者的互动关系与相关学术史后，他从光绪三年（1877）樊口闸坝之争、20世纪30、40年代的四场水域产权诉讼切入，梳理了各个时期水域产权概念的变化，以此揭示“水域向土地转换过程中以及转变之后的具体情形”。徐斌使用原始诉讼档案材料结合民间文献，指出长期的产权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泽人”与制度性力量的双向互动，各项产权分离的过程显示了“土地对水域的侵入”。与此同时，水域世界逐步形成的“宗族—同业甲宗族联合—全湖宗族联合”社会群体序列承担了捍卫联合各宗利益的功用，并对外排斥新入群体，展示了地方水域世界多元复杂的社会面相。

游自勇半开玩笑式地说道，“艳羡近世史研究的丰富材料”，这种有趣的个案材料在中古史是“抢手货”，引来了满堂笑声。随后就文章中的几处地方提出疑问，一是产权的几个概念辨析多少有些不足，几个案子中双方争论的究竟是作者强调的土地逻辑还是法律物证逻辑；二是湖水与湖地产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离了；三是樊口大坝的个案是否太过个案，独立于时代共性之外？

山东大学的韩朝建先生认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域史研究范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也指出了几点疑惑。一是认为作者揭示的湖区封闭性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流动性一直存在于湖区社会。二是认为可以考察宗族组织之外的一些共同体，如庙宇组织、庙会活动等对地方水域社会的影响。

在综合讨论阶段，钱杭首先提出，近年来史学研究存在社会科学理论的滥用倾向，而这篇论文也存在产权概念使用过多的问题；其次，引用了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界定了产权的边界，提醒作者进一步辨析各种产权概念。罗艳春在讨论中指出了论文的时间线索不够明晰，还提及了“超越宗族研究，并非超越具体的研究，而是进行宏观的问题关怀”，表达了近世史学人对跨越断代壁垒的一种思考。

最后一位发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章毅先生，报告的题目是《晚明徽州的商业宗族和社会竞争——万历吕侍郎祠诉讼案研究》。作者指出这一研究主要得益于上海交大新近收藏的一批明清文书。他在整理文书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了初刊于万历五年（1577） 的《新安吕氏宗谱》，想要由此出发揭示长时段内地方社会商业发展与宗族的关系，展现错综复杂的地方社会竞争。章毅首先分析了明代中后期吕氏宗族的形成史，通过万历《新安吕氏宗谱》中所载的编户等信息，还原了吕氏家族从编户到宗族的过程以及各个时期吕氏内部房派主导力量的变迁，揭示了万历年间通过吕氏商业群体的发展，具有较强凝聚力的新安吕氏宗族已经形成。紧接着，通过《新安吕氏宗谱》中所载世系的分析，还原了各个时代的吕氏族人努力构建从唐代吕渭到宋代吕文仲再到明代新安吕氏谱系的进程。随后，进一步聚焦了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612-1613）编纂的《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中记载的吕侍郎祠的诉讼案。细致分析了诉讼中历次交锋的各种社会力量，展现了百年间吕氏宗族吕侍郎祠经营的宗族化——官祠化曲折历程，揭示了“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州商人的兴起，商人与士绅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吕氏宗族强大时推动了宗族化，在商业活动削弱宗族力量后，地方士绅与官府又推动了吕侍郎祠的官祠化，展示了晚明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竞争关系。

陈鹏在评议中屡次提到这篇近世史的论文对中古士族研究具有借鉴与启发作用，近世宗族对谱系的追认与中古时期“攀附先世”现象具有某种共性，值得进一步思考。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疑惑，论文指出歙县吕氏宗族既然已经大批外迁，那么为何吕侍郎祠的词讼案又恰好发生在这一阶段；此外，通过中古材料中对吕渭的相关记载，证实了吕氏宗族攀附先世的嫌疑；并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民间将吕洞宾附会为吕渭后人，对中国晚期社会影响较大，在吕侍郎祠所在地也有吕洞宾祠，这二者是否有某种联系？

罗艳春称赞了作者的精细研究，同时认为这篇文章展示了明清时期的个案叙事可以追溯至唐宋，中古时期的史实在明清时期“扮演了一种建构文化资源”的角色。并就文章中的一些讨论提出疑问，新安大阜吕氏在万历年间的诉讼案中既然并非主要力量，那么为何又在民国时重修《宗谱》，其内在原因何在？

综合讨论中，仇鹿鸣就文章中提到士绅结社抗争吕氏宗族对吕侍郎祠的独家经营提出一点疑问：士绅这种行为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尾声：圆桌讨论

该环节由钱杭和仇鹿鸣联袂主持，让与会学人可以充分吸收一天的会议成果，进行交流讨论。在讨论中学者形成的共识是这次会议让双方都收获颇丰，大量地阅读对方领域的研究成果给自身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启发。

冯培红简短介绍了《关于大族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中古大族的地域化问题，谱系的断裂与同姓杂合问题，并结合自身对鱼氏的研究谈了胡姓研究的几点想法。游自勇简短地报告了《墓田与中古家族史研究》的相关内容，指出中古时期的墓田还不具有墓祭田的形式，墓祭田是宋以后才形成的一种新形式，与这一时期的大族性质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他学者则围绕着一天议程中涌现的各种议题展开了讨论，范兆飞补充了杜希德等人对《汪氏渊源录》的研究成果，同时针对仇鹿鸣“谱牒具有公共性的观点”，提出谱牒部分内容“具有相当的私密性”。还讨论了中古以“谱”为名的文本，究竟是谱还是籍，以及氏族谱的命名问题。王安泰则认为，研究者应当注意士族与宗族研究中中央权力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最后，钱杭对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讨论了宗族研究的虚与实的问题，认为“族居形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宗族表达是可以建构的”，将虚和实一下子提升到了较高的理论层面，发人深省；还提及了经学文献对中古研究的重要作用，鼓励在座青年学人认真阅读经学著作。钱杭先生有一句话，回应了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关键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跟着问题走，而不必强行划分断代”。

以上极为简单的素描，或许可以令读者管窥这次会议的交流、对话场面。本次会议上各个学人间坦诚的交流与批评，不同研究时段的学者开诚布公地交流与讨论，给所有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位学人在谈话中表示，在这次会议中受益良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不同时段研究学者的对话。这种学术对话，无疑有助于学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各个时代的根本特质，促进中古史与近世史研究的共同进步。